朴槿惠遭弹劾离去 为什么韩国总统下场都不太好?

3月12日晚7点，名声尽毁的韩国首位女总统朴槿惠驱车离开总统府青瓦台。如之前的每一位前任一样，朴槿惠也用了半生的心血换得踌躇满志而来，最后花了不超过5年的时间仓皇失措而去。

3月12日，朴槿惠乘车抵达位于韩国首尔三成洞的私邸并向支持者挥手。

面对这样熟悉又陌生的结局，流血对峙的民众其实与政治家一样迷茫。隔三差五就在街头来一次烛光游行，又不是拍韩剧，想来不是愉快的体验。但问题是，谁能终结这并不令人愉快的循环？

五大暗礁

日历翻到新的一页，从韩国最高法院票通过对朴槿惠的总统弹劾案开始，韩国人民有60天的时间从亢奋的街头政治转向沉思：这个国家该怎样寻找新的舵手，使一切恢复正常。

但60天的时间还是太短了，一个所有统治者都遭清算的国家，所遇到的麻烦必定是超级顽固难缠的。若把一国比作一艘船只，若不是暗礁密布、暗流难测，何至于老船长一个个铩羽而归。

一艘大船行驶于暗礁丛中，船速甚快且船长弃船，大船是不是有倾覆之忧？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不是乍一看那么肯定：子非船，安知船体是不是钛合金？子非船员，安知船员中有多少老司机？以目前知识界的共识，韩国若想打破长期对抗的循环，五大暗礁问题必须得到正视和解决。

暗礁之一，分裂互憎的地域文化。朴槿惠贪腐了没有？你问一个庆尚北道的人和一个全罗道的人，得出的答案几乎100％会是相反的。朴槿惠支持率80％的时候，全罗道的民众也没有原谅过她追随李明博迫害前总统卢武铉的往事，朴槿惠支持率跌到8％的时候，庆尚北道的支持者照样孤单地站在街道一隅和庞大的反朴人群对峙。

韩国政治，尤其是民主政治，首先是地域分裂的政治。不同地区尤其是庆尚和全罗的斗争，能够一直追溯到公元7世纪新罗王朝消灭百济。1300年以来，全罗道此起彼伏的反抗，还有庆尚道政治经济精英集团的持续打压，让这些地区间积下了深深的仇怨。

军人专制的鼎盛时代，地区主义曾一度被压制，但随着民主力量开始复苏反抗压迫，军人政客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先后祭起地区主义的大旗，在选举中赢了民主斗士金大中、金泳三。于是，区域裂痕再次蓬勃兴起，无论民主派还是威权派都得从中汲取力量，庆尚、全罗、忠清南北等地域界别，及三大板块的不停重组，几乎解释了韩国从全斗焕到今天大选一切政党博弈的内在原理。全斗焕那样的“独夫民贼”当年都能在家乡庆尚北道拿下选举优势，韩国区域主义的帮亲不帮理可见一斑。

暗礁之二，俯视众生的财阀集团。自民主化以来，韩国凡大选，民众必高呼打到财阀；大选后，民众又必削尖脑袋把自己的子女塞进财阀控制的大企业。财阀们崛起于日占时期或冷战时期，其发家史要么有日本背景、美军背景，要么有朴正熙背景，几乎都是走官商勾结、以政促经的路子。攫取第一桶金后，富商们与权贵交结联姻，赞助政治、最后把自己和国家融为一体。

到了今天，掌握国家60％财富的8大家族多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二代三代掌权，他们形成了一个封闭性极强的圈子，这个圈子业务熟练、人脉广泛，但就是与一般民众既无感情也无交流。1998年金融危机曾经重伤了财阀集团，大宇、韩宝等巨头垮台，金大中顺势改革，曾经使人民一度认为这个圈子对外打开了大门。

但二十年过去，人们发现，恢复了元气的韩国财团们大规模引入美资、日资、欧资，实现了自身治理结构的现代化。奇怪的是，对外已经用现代企业形象示人的大企业们一面对自己的民众，马上就拾起老一辈集垄断与盘剥为一体的苛刻嘴脸，以及收买政客、政治献金的传统手腕，无孔不入地从民众身上抽血。

韩国，仍然不是一个可以产生巴菲特、扎克伯格、比尔·盖茨那样与民众侃侃而谈的巨贾富豪的国度。

暗礁之三，封闭保守的政治体制。韩国政治体制的封闭保守实际上是其区域性和对财阀依赖性的自然反映。因为选举政治的高度区域化，韩国的政治集团不可能真正实现全国性的广泛代表性。党派内的纽带必然是以同乡、同族、同学、同事等传统因素叠加结成；外人进不来，里面人出不去，低流动性与乡党勾结形成恶性循环。

另一方面，圈子一旦小且封闭，它就无法通过光明正大、开门迎客的态度获取执掌国政的资源。于是，暗箱操作、借助财阀就成为党派生存的自然法则。政党画地为王，财阀们要来这些地盘发财，也乐得资助政党。双方一拍即合之下，韩国政治黑幕无法根治的泥潭文化就此形成。

清廉如金大中、卢武铉，都没防住乡党们把其家人拉到坑里，实则代表了韩国一个非常具有典型性的现象：你看台上一个个总统、总理威风凛凛，实则“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台下这些“小鱼小虾”的乡党们，官不过议员、知事、部长，却每每做到了几十年风吹雨打岿然不动。

暗礁之四，权威人格的总统。韩国总统这个职位，既是韩国经济政治结构失调扭曲的集中代表，也是这种扭曲结构中资源分配的关键环节。如前文所述，韩国的地域、经济和政治圈子其实都狭隘封闭，这种圈子里产生的政治体系在本质上其实是不善于和民众打交道甚至敌视畏惧民众的。但随着民主化浪潮的势不可当，他们又不得不和民众交往。于是，韩国总统就成为民众与精英圈子非常脆弱纽带中的关键一环。

从这个意义看，凡能当得上韩国总统的人，无论个性、能力如何，当政之初名声不错那都是一定的。朴正熙创造了汉江奇迹，全斗焕是战斗英雄，卢泰愚成功举办了汉城奥运，金泳三开创了廉政历史……依次类推，韩国总统都当得起一时俊杰的称呼。

但是，当一个社会民众与精英的关系高度扭曲时，他们间的纽带所需具有的强度是一般政治强领袖承受不了的。这个结构要求总统们第一要有足够人气，能借着百姓的怒火压制党内小团伙贪渎枉法的欲望，于是，清流型总统金泳三、卢武铉能够脱颖而出；二要有足够威望，能够镇得住财阀、拉得住手下，把内外资源分配一碗水端平，于是，李明博这样的CEO型总统尽管后来人气大跌，但他一直能镇住全场，最后成为唯一一个全身而退的前任总统；三要有足够战斗力，能在乱战中幸存下来。因为韩国地域等区别太明显，无论谁当总统蜜月期总是结束得太快，然后反对派全力开火。能挨揍、架得住弹劾、找得到办法诿过他人几乎是总统的基本功。

韩国一个很独特的政治现象就是内阁阁员在职时间短，短到什么地步呢，金泳三、金大中“两金时代”部长们在职位上只能坚持11.2个月，卢武铉时期上升到14.3个月，李明博时期赶上全球经济危机需要保持政府稳定，这才使阁员任职时间达到17.7个月。阁员换得这么频繁，但实际个人丑闻原因才占百分之十几，百分之八十多是因为政治原因。

这些政治原因包括什么呢？总统和议会、民众关系紧张，总统转嫁责任找替罪羊，总统频频换部长好让自己的支持者履历上都有当部长经历，总统觉得政策不利换把刀就是。韩国总统其实是一个高度紧绷性的岗位，他必须回应民众、同事、财阀、党内党外竞争者、司法机关的诉求，也必须向他们展示自己能行能斗，否则，因为结构扭曲带来的一切怨气都会发泄到他的身上。最后，即便使尽浑身解数，总统们大多还是逃不了被几个碎裂板块挤压揉碎的命运。

暗礁之五，动员型且善斗好斗的公民社会。财阀那么顽固，政客那么无耻，总统那么无能，那韩国民众还能指望什么呢？只能指望自己。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韩国的公民社会在和权贵集团、专制政府的斗争中逐渐成长起来。他们一无所有，却要和军阀、政客、财团、警察搏斗，并最后战而胜之，其中艰辛不足为外人道。如断指、剖腹、自焚等激烈行为屡屡见诸媒体，韩国国民性格的刚烈可见一斑。

但是，民主化既已到来，好斗的公民社会亢奋如故，依然没有把打江山的思路变成坐江山，那种动员型的好斗精神就立刻成为韩国政治内耗的最好武器。在韩国，理性的低成本的朝野协商难以达成，民众的外部抗争却优势显著，这给政治所必须的妥协带来了极大的困扰。每一方都轻率地否定对方，用简单的对错善恶衡量复杂的社会现实，虽然想起来痛快但那终不是成人的世界。就像强制重启不能改善操作系统一样，一次次对政治人物的惩罚和抗议，其实也无法改变政治生态本身。

60天的政治漂流

从道理上讲，如果航道上礁石坚不可摧，那么为了航船的安全，备选的船长们是不该带着人心浮动的船员们在暗礁附近徘徊炫耀技艺的。但是，要理解那些不该发生却一再发生的事情，先得直面惨淡严峻的现实。60天的韩国大选周期，本来是缓和亢奋激进的社会氛围，让社会重回理性、寻找和解的时机，但是韩国政治恶斗和报复正义的传统注定了60天仍将以喧嚣为题。在人民已经看够了看厌了政治套路中，60天政治漂流中的看点无非两个：

第一个看点就是文在寅的道德完人形象和朴槿惠的名教罪人称呼能否立得住。朴槿惠离开了，但她仍然存在。共同民主党需要用朴槿惠刺激民众的恐惧感和憎恶感，需要用朴和其周围人的无耻反衬文在寅的伟岸。这是韩国大选中最基本的套路，而且对在野党来说，成本最低，还最保险。

文在寅是拥有道德自信的。这位出身贫寒的政治家当过特种兵，然后又当人权律师。追随卢武铉竞选后，因不为外人道的原因在卢当选后飘然离开；一旦卢武铉面临弹劾风波，他毅然决然回到卢的身边。这些经历极为符合东方传统价值中的忠、廉、公、谦等美德。但是，人们不应忘记的是，朴槿惠当选时的声望也是美好的，这个嫁给韩国的女人彼时被盛传无子无女，因此能摆脱前任们被孩子、媳妇拉下马的宿命。然而，结果怎样呢？

道德造神运动在韩国被运用了太多年，但所有总统最后都被道德罪名压垮了。这样的看点对解决韩国当前问题几乎没有帮助，甚至对他的潜在敌人，可能参选的黄教安来说也没什么意义。反正保守派，准确地说是庆尚道政治集团，其名声得臭几年，将来能否转香也得靠在野党名声变臭。于是，就安心等那一天好了，因为这样的情节几乎无法避免。

第二个看点就是韩国政商勾结的阶层固化局面能否找到解决办法。文在寅、黄教安、李在明……所有的候选人都不会放过这个话题。激动而疲惫的民众希望获得一个答案。但是，这个问题是找不到一个短期可以奏效的办法的。1998年金融危机，金大中毅然改变了韩国政府作为财团债务担保人的角色；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李明博大赦经济犯和他们共商大计，又给改回来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答案并不复杂。

从外因讲，时代变了。在1998年全球自由主义风起云涌的大背景下，企业治理制度的现代化是韩国大企业急需也是政府百姓急需的；在2008年至今保护主义阴云密布的情况下，国家必须用自己的力量保证这些财团能够活下来，发展好，这种“勾结”其实是韩国民众认同的。

从内因讲，企业建立现代治理结构与官商勾结其实不矛盾。只要能获得垄断利润，哪个企业愿意傻乎乎的自由竞争？大企业占优势的基本现状决定了这些企业在国内资源配置上的绝对优势地位，政客们同意也罢，不同意也罢，财团的意志是无法抵挡的。那有什么能阻止政客们承认不敌的时候顺道寻点租呢？

知识界思考问题的方式习惯于将寻求进步视为政治生活中天经地义之事。但实际上变化即便并未发生，世界仍然运转如常。将韩国目前的局面视为乱糟糟和难以忍受的观点，往往可能有价值观优越感和知识领域的强迫症作祟。

韩国地域主义作祟，但是金大中和卢武铉却分别在家乡以外的道获得了极高的支持率。地域竞争也成为韩国国内经济活力的重要来源之一。各道之间的产业、政策和治理竞争推动着这个国家状况的改善。韩国大财阀肆虐，但经历了1998金融危机之后的韩国财阀在核心竞争力排名、跨国并购领域的长足进步有目共睹。大财阀不是那种具有道德示范性的60％，但也不是国家的不良资产。

此外，韩国没有成熟的政党和竞选体系，总统一任制、党员依附现象为人诟病。但是，也恰恰是这种不成熟的政治体制，使韩国的政治黑幕始终处于小打小闹的境界，使韩国自民主化以来在国家经济结构保守化的情况下政治没有走回头路，也没有出误国误民的大奸巨蠹。韩国政治体系的脆弱使他们在面对民众监督时始终采取讨好抗议者而非联合起来对抗民众的策略，最终使韩国的监察体系成为足以真正左右总统去留的有效威慑力量。

事实上，许多年来韩国经济的中高增速一直和政治体系周期混乱违和并存着。2006年至2008年，韩国经济增长率在国际经合组织的排名从第10位升至第6位，2009年和2010年更蹿升至第4位和第2位。进入2011年，受经济危机和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影响，韩国经济增长率下降，但国际信用评级公司标准普尔仍预测韩国2017年经济增长率有望达6.0％。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这仍然是一个富有活力的地方。

外界所看到的不合理，其实包含了一种现有政治经济框架内已达成的均衡状态。在这种状态下，韩国经济界贪婪但有自我约束机制，政治圈贪婪但有自净功能，民众的报复正义浪费效率但真实有效。一般人可能不太习惯这艘船在暗礁群里急进急刹那种眩晕感，也不适应他们动不动就把船长挂旗杆上那种劲头，但谁又知道韩国是不是就正好适合这种激烈的运作方式呢？毕竟，子非船，也非船员。

一个最接近实际的解释可能是，世界就是因为我们无法改变很多缺陷，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