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结交的朝鲜人，帮我读懂金正恩（图）

和丹东隔鸭绿江相望的朝鲜一隅。照片摄于2008年。 KATO YOSHIKAZU

加藤嘉一

反正，“解剖”金正恩的大脑对当前的人类来说似乎是最为迫在眉睫的事情，我则回想过去10年自己在中国不同的地方所接触和交流的那些朝鲜人。对我这个日本人来说，那些朝鲜人是使我了解朝鲜的罕见途径，即使深知这些线索也是相当薄弱的。

2003至2010年，我在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宿舍勺园生活期间，对朝鲜的留学生始终保持着好奇心，因而想方设法接触他们。一般来说，房间由宿舍的办公室分配，而不许自己选择住在几号楼、跟谁一起住，但仅有朝鲜学生是例外，来自朝鲜的学生只跟自己人一起住，门外还贴着朝鲜的国旗。我曾问过宿舍办公室的阿姨，“为什么朝鲜人只跟朝鲜人住？我可以跟他们一起住吗？”阿姨带着微笑回答说，“你不能。朝鲜那个国家比较特殊。”

朝鲜学生好认，因为他们一般只跟为数不多的朝鲜学生一起行动，胸前总是戴着金正日像章。无论在外面锻炼还是上学的路上，他们基本是两个人以上，估计要互相监视吧。据我了解，他们均是公派生，而且大多数是为了拿专业学位，而非只进修汉语的。他们的爱国意识很浓厚，从刻苦学习、每天锻炼、集体生活等细节不难看出他们报效祖国的态度。

开始的时候，我始终没有机会跟他们交流，虽然在公用卫生间、宿舍门口等地方打过招呼，试图聊天，但他们基本不予理睬，只是偶有寒暄。2007年快要毕业的时候，我们之间借跑步比赛建立了交流的基础，现在还清楚地记得在未名湖和静园之间的某处跟几个朝鲜男生的对话，当时我们都跑得差不多了，满身大汗。是他们首先给我打招呼的。

“你从小跑步啊？”

“对，从小跑步。”

“你应该是国关学院的吧？” 

“对的。”

“日本人不是讨厌中国吗？”

“不能一概而论。有各种各样的人。在你的国家，也有各种各样的人，从而不能一概而论吧？”

“在我们的国家，99%以上的人对日本没有好感。”

“是么。很遗憾。”

“你们日本人怎么看我的国家？”

“差不多吧。99%以上的人对朝鲜没有好感。”

这是我第一次跟来自朝鲜的朝鲜人进行真正的对话。他们跟金正恩是一个年代的人，我对这一代朝鲜人的第一印象是：不轻易打开胸怀，不轻易信任别人，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待自己、判断别人。

后来，我跟其中一个姓金的理科生熟悉起来。我和他在卫生间、宿舍门口几次单独偶遇，逐步交流，感觉合得来。2008年5月的某一天晚上，我和他在北大西门外的一家餐厅边吃鸡翅边喝啤酒，喝得差不多了后，我提出了一直很想知道的问题：

“你平时是怎么获取信息的？”

他一点没有惊讶地回答说，“首先彻底阅读我祖国媒体的报道，然后是中国的《人民日报》、新华社等报道。美国的《纽约时报》、英国的《金融时报》也看。”

我则有些惊讶地继续问，“是不是你在北京才能这样，若在朝鲜国内，也能看到那些海外媒体的报道吗？”

金同学没有回答。我和他之间，即使借用了酒的力量，还是有难以消除的隔阂。我接着问，“你是精英中的精英，普通老百姓知道他们所处的状况吗？”

对方立即解释说，“肯定知道的。朝鲜国内也有不少外国企业，中朝之间频繁来往的商人也不少。有外国的DVD从中国走私到朝鲜，朝鲜人也有好奇心。他们不是不知道内外的状况，只是知道后不能公开讨论，这是现状。”他还介绍说，自己在勺园经常看好莱坞的电影，通过它来“解剖美国人这个敌人的脑子”。

他强烈建议我去中朝边境调研，“否则无法了解这个复杂的两国关系，你必须思考至今边界为什么划在那里，为什么在这个世界上国家和民族的数量是不一致的。”

听从他的建议，我于2009至2011年期间5次前往中朝边境，主要是吉林省的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但前后也去过辽宁省的丹东市3次。从边境一带接触到的朝鲜人身上，我了解到金家的独裁程度是多么严厉。

2009年6月，我第一次从北京坐飞机前往延边首府延吉。有一天傍晚，从中朝俄交界的防川返回延吉的路上，我看到了朝鲜战争期间被联合国军炮弹炸毁的“断桥”。不像防川的边境到处都有边防部队巡逻，这里没什么人，对岸有一个中年男子在大声唱歌，我们彼此挥手打招呼。

同一天，在断桥附近我认识了一个姓金的先生，朝鲜族，接下来的几天，他给我讲了许多关于中朝边境的故事，包括自己所照顾的“脱北者”的处境。

“大概是2004年吧。朝鲜那边的同胞真的没东西吃了，大家快要饿死了。那一年缺粮食比往年早，3月就没了粮食，他们纷纷向这边要粮食。”

我问他，“您给不给粮食呢？会不会被两国的当局监视呢?”

金先生带着比较严肃的表情说，“因朝鲜战争死的朝鲜人有300万，1998年到2003年因饥饿死的也有300万。假如被警察发现向朝鲜那边的同胞提供粮食，就被罚款，一次3000块左右吧。”金先生当时的月薪才2000元左右。

金先生的表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始终用“同胞”两个字来形容朝鲜那边的人；另外，说朝鲜和中国时，每次都是先朝鲜，后中国，在与他度过的几天时间里，这个顺序始终没有变。60多岁的他出生以来就住在断桥一带，谈到朝鲜战争的后遗症，“我是生存下来了，但不少同胞是因战争而死去了。这个不是朝鲜人还是中国人的问题，我们是一个民族。”他冒着风险向朝方的同胞提供粮食，有时通过自己的渠道，有时利用教堂的平台。他还把中国的几部手机给同胞们，以便随时联系，“朝鲜的手机不方便，话费也昂贵。这一带都有中方的信号，”金先生说。

2009年那次，金先生给我介绍了他通过教堂照顾的一名40岁左右的朝鲜女性。1997年，她从朝方的惠山逃脱到中方的长白县，后来她认识的中国女性建议“这一带管得很严，农村更安全”。于是，她就来到安图县的农村跟朝鲜族的男的结婚。但2001年10月，她被中国当局发现，先在中方入狱，后遣返朝鲜，在朝方位于惠山的监狱关了一个月。她说监狱里共有12个房间，每一个50平米的房间里关着50个人左右，均为脱北者。后来她被遣送到俄国边界附近强制劳动。“有一天上车前往别的地方去的时候实在太饿，向负责人求情，用手里所有的钱买了一碗方便面，但我回去前车竟然开走了。”获得自由的她接下来想办法回到惠山，联系上自己的丈夫，“经过艰难的过程，我丈夫带着电视机、烟酒以及1000元人民币跟朝方的军人谈判，我最终被放走了，”她跟我回忆道。

成功“再脱北”的她，后来信了基督教，她通过金先生的翻译告诉我自己是如何看待朝鲜政权的。

“我相信有一天上帝一定改变我的祖国，但不能乐观，金正日死了以后，国家也不会变，因为它的儿子要世袭，一定进行同样的统治，被牺牲的总是人民。只有上帝才能改变朝鲜，而且在朝鲜，金家和上帝是无法共存的。我脱北后，朝鲜也丝毫没有变化。那个国家是没有爱的，也没有人道的概念。”

从她的话推断，朝鲜国内也有不少人对金政权是持批判态度的，并认为现有的统治模式是有问题的，只是不能表达和无法改变。她还表示，“许多情况是来到中国，看了韩国的电视台之后才知道的，朝鲜国内的愚民政策是成功的。”据她说，朝鲜贫穷的最大原因是，金正日的部下不把真实的情况传达给他。

结束访谈之前，我最后问了她今后的打算和目标。“跟与我一样脱北后信仰基督教的人合作，慢慢在朝鲜传播基督教，”她回答说。“我们在中国，无法跟同胞见面交流，因为这样做一定被抓。假如中国政府给我合法的身份证，正式访问祖国，可以传播基督教。我等待这样的一天，希望我的祖国能够被上帝拯救。我这生无所谓，但我们还有孩子们。”

大约两周后从延边回到北京，我在宿舍立即去找金同学，约在校园内的咖啡厅见面，我分享了在中朝边境的经历和感受。听了之后，他回答说，“我也不认为朝鲜人民全是幸福的。我们的将军也没有完全拯救朝鲜。”他没有明说是谁，但我判断指的是金正日。“有些同胞仍然过着艰难的日子。也有一些人对将军的做法不满和持有异议。但我相信，事情会自然但切实地往该有的方向变化。”他又说，战后享有民主制度的日本人也不一定幸福，并劝告我评判一个国家的体制和思想要谨慎。

他的这番话让我了解到，朝鲜的年轻精英至少不认为自由民主制度和价值观是适合祖国的，我也想到，朝鲜和中国的政治精英在警惕甚至抵制自由民主的态度上有些共同的地方，虽然他也向我表达过“中国早就不是正确的社会主义国家了，中国人背叛了初衷”。

这是我和金同学之间最后一次见面，他说毕业后要回国，但没具体说要做什么，只是说“做一些跟物理有关的吧”。我们最后一次相聚的前不久，2009年5月25日，朝鲜进行了第二次核试验，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对朝鲜再次进行核试验表示坚决反对”。那段时间，金正日的健康问题和朝鲜经济动态等在国际舆论引起密切关注，我也问了他怎么看这些问题。那是我向他提过的问题中最敏感的，我内心渴望这段时间以来相对坦诚的交流能够让他信任我，并表达内心的想法。

他的回答既简短，也意外。

“我们的国家可能在未来两年之内出问题。”

2011年12月17日，金正日逝世，由金正恩接班，金家在朝鲜的统治体制至今不变。后来，金正恩与父亲相比更加“积极”开发核武和导弹建设，并强硬挑衅国际社会。我后来则再也没有机会访问中朝边境。

最近与朝鲜相关的经历，除了在辽宁大学课堂上跟中国学生们的讨论，是我在沉阳期间去了两次位于西塔韩国风情街的朝鲜餐厅平壤馆。在用餐过程中，我认识了一名女服务员，今年24岁的她是平壤人，在那里的一所大学毕业后被派到沉阳“实习”。她说，“在沉阳实习3年，这段时间不能回国。”

她无疑是朝鲜当局为了赚外汇而派来的众多工作人员之一。她没告诉我自己属于哪一个部门，谁来付工资，工资是多少，只是说“被派到平壤馆实习，在宿舍跟其他员工一起生活”。来到沉阳后才真正开始学习汉语的她，用中文交流也比较流畅，我时隔3个月见了她两次，进步很明显。她没告诉我自己是怎么学习汉语的，但从她的进步速度和相对准确的发音、语法等推断，应该和专门的中文老师比较频繁地学习。她说工作之余可以逛街放松下，她去过沉阳最繁华的中街，“但必须两个人以上，一个人没意思啊，”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她是这样说的；第二次见面的时候则在我耳边悄悄地解释，“之前有过跟韩国合作的叛徒。”

我问她，“假如你爱上了中国男人，可以跟他结婚吗？”

“不可以，”她直截了当地回答，“但有一个办法。跟我一起回平壤，向金正恩将军，就是我们的爸爸发誓终生为朝鲜工作，这样的话可以的。”

我接着问她，“哦，这么难啊，但朝鲜跟中国是传统友邦啊。”

她缓慢语速，微笑地说，“以前是，但现在不是了。”

她凝视着我的眼神明确在暗示朝鲜当局对中国的不满，她的表情和语言似乎承载着金正恩时代的中国观，即从他爷爷以来对中国的不信任感，尤其是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与韩国建交后，这种不信任感更是日益加剧。

其实，我出生以来第一次认识和交流的朝鲜人是来自日本的朝鲜人，是我在北大的师兄，我们是2004年认识的。他出生在日本，上朝鲜学校，从小在朝鲜语和日语的双语环境里长大，是属于所谓的“在日朝鲜人”。18岁时，他面临国籍选择，日本、韩国、朝鲜之间，他最终选择了朝鲜。他在勺园告诉过我理由，选择朝鲜是因为他这一生的目标是朝鲜半岛的统一，自己的人生是为它而存在的。在校园内举行的国际文化节等场合，他曾高举白色的旗子，里面有整个朝鲜半岛的图像，主张的是民族统一梦。由于这样的生长背景，这位在日朝鲜人在校园内跟各国的学生开放地交流，而不像前面提到的朝鲜学生过着高度封闭、狭窄的生活。现在他在东京从事与传媒有关的工作，并建立了家庭。我们几乎没有联系和见面。但我内心很清楚他是对他的祖国抱着什么样的心态。

现在回过头来想，不管在北大校园、中朝边境或者沉阳西塔，当年跟朝鲜人共同度过的时光明确告诉我，展望朝鲜半岛问题和形势是不能只关注特朗普的Twitter和中国外交部的声明，甚至金正恩不顾国际社会反复发射的导弹和核试验的。在这些“表象”的背后，有不少被舆论和观众所忽略的行为体。在国际关系的水面下，他们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朝鲜半岛的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