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外国人”，尤其是中国人支配的恐惧，澳大利亚真的尝到了！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袁野】

尽管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Malcolm Turnbull）在越南岘港的APEC峰会上笑容灿烂，但他其实正经受着“后院起火”的煎熬。随着11月11日自由党众议员约翰·亚历山大宣布辞职，澳大利亚国内愈演愈烈的“双重国籍门”已经演变为一场宪法危机，特恩布尔和他的政府正在刀尖上摇摇欲坠。

澳总理在APEC上笑容灿烂，不过画面里最左侧只留了越南领导人的肩膀，还是引发了一点小麻烦

近一年以来，澳大利亚部分政客对中国颇有敌意，指责中国政府、企业甚至华人“收买”澳大利亚政客为其“代言”的说法甚嚣尘上，9月22日，澳大利亚总检察长乔治·布兰迪斯（George Brandis）表示正准备彻底修改涉及间谍活动和外国政治干预的法律条款。

讽刺的是，澳大利亚人的确很快发现了国会里的“外国人”，也尝到了被外国政治干预的恐惧，但实现方式和形式实在是出人意料。

“敌”在国会山

1901年生效的澳大利亚联邦宪法第44条第1款规定：“承认过忠诚于、服从于或依附于外国，或承认自己为外国的臣民或公民，或享受外国臣民或公民权利或特权的人，或是外国公民……不得作为参议员或众议员当选，或作为参议员或众议员出席议会”。

第42条则要求，所有议会成员在就职前要对英国女王宣誓效忠；1918年通过的英联邦选举法还规定，候选人必须是澳大利亚公民。

三条法律看似密不透风，但问题是，1949年生效的澳大利亚国籍法承认双重国籍，这就给后世留下了一个难题：拥有双重国籍的澳洲公民能否成为议员？多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引起重视，直到2017年7月。

2017年6月底，约翰·卡梅伦（John Cameron），一位澳大利亚珀斯的律师，向新西兰内政部申请查询登记在册的新西兰公民，以调查澳大利亚绿党的副领袖斯科特·卢德兰（Scott Ludlam）参议员到底是否出生在新西兰、是否根据宪法要求放弃了新西兰国籍。惠灵顿的回函让他颇为惊讶：根据档案，卢德兰依然是一名新西兰公民。卡梅伦立刻将这一消息公开。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曾组建澳新军团（ANZAC）参加一战，现在也都会庆祝ANZAC纪念日，但双重国籍问题，还是引发了大风波

卢德兰表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新西兰国籍。虽然他出生在新西兰，但他8岁时就随家庭迁居澳大利亚，而且已经在少年时期放弃了新西兰公民身份。尽管如此，卢德兰还是于7月14日宣布辞职，接替他的是出生在英国的21岁大学生斯蒂尔-约翰。

仅仅4天后，接替卢德兰担任绿党副领袖的拉丽莎·沃特斯（Larissa Waters）也因为同样的原因宣布辞职：卢德兰的遭遇提醒她也去核查自己的国籍，结果发现自己拥有加拿大国籍，虽然她11个月大时就随短暂旅居加拿大的父母回到澳洲了。她辩解说：“我没有宣布放弃（加拿大国籍）是因为我根本不知道自己拥有双国籍。”这位参议员今年6月因为在议会现场给自己的女儿喂奶而名声大噪。

两位参议员因为双重国籍问题在一周之内相继辞职的消息立刻引爆了澳大利亚朝野，在海外出生的议员们纷纷公开自己放弃其他国籍的证明，包括出生于伦敦的前总理托尼·阿博特。据澳媒报道，除已经辞职的两人外，还有23名澳大利亚议员在海外出生，他们均表示自己没有双重国籍问题。

但仅一周之后，7月25日，自由国家党参议员、澳大利亚资源与北澳事务部长马修·卡纳万（Matthew Canavan）就宣布退出内阁，因为他几天前得知，他的母亲2006年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帮他申请了意大利国籍，他既不知情，也没有在申请书上签字。这对特恩布尔总理而言无疑是一大打击，因为他刚刚毫不留情地批评绿党“异乎寻常的疏忽大意”和“令人难以置信的马虎”，现在自己的内阁里却出了同样的事。

此后，一系列类似情况相继曝出。单一国家党（One Nation）参议员马尔科姆·罗伯茨（Malcolm Roberts）、独立参议员尼克·谢诺峰（Nick Xenophon），以及国家党副领袖、次发达地区发展与沟通部长芬纳·纳什（Fiona Nash）参议员均被指拥有双重国籍。纳什承认自己有英国国籍，因为她的父亲出生在苏格兰；罗伯茨也有一个英国父亲，但他出生在印度，7岁时才来到澳大利亚；谢诺峰的父亲出生在英国殖民时代的塞浦路斯，他本人放弃了希腊或是塞浦路斯国籍，却没想到自己还可能是英国人。这些议员都坚称直到近日才意识到自己是“外国人”。

如果“双重国籍门”仅限于参议院，那么对澳大利亚政局的影响还不会如此严重。但7月28日，居住在墨尔本的英国记者威廉·萨默斯（William Summers）在他的博客上发布了他查证到的消息：巴纳比·乔伊斯（Barnaby Joyce），并未放弃他的新西兰国籍。这条博文在短短三天内的浏览量超过3万次，还给他带来了澳大利亚沃克莱新闻奖的提名。

巴纳比·乔伊斯是何许人也？他2004年步入政坛，一向以直率言词着称，曾炮轰好莱坞巨星约翰尼·德普。他是国家党的党首、现任澳大利亚副总理，2016年大选中正是依靠该党的支持，特恩布尔的自由党才得以继续执政。最致命的是，乔伊斯是一位众议员，而联合执政的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在澳大利亚众议院总共只拥有1席多数。

澳大利亚同她的母国英国一样采用典型的议会民主制，拥有众议院多数席位的政党或政党联盟组阁。2016年7月特恩布尔解散议会提前大选，结果自由党-国家党联盟席位大跌14席，仅拿下众议院全部150席中的76席，侥幸赢得连任。一旦乔伊斯的众院席位有失，政府可能就将无法赢得信任投票和预算投票，甚至可能提前垮台。

对此，乔伊斯的反应是十分震惊。8月14日，他向众议院宣布自己的确有双重国籍，并表示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简直“惊呆了”。他宣称，自己是土生土长的澳大利亚人，已经是这里的第五代移民了，他有新西兰国籍完全因为他父亲是在新西兰出生的英国人，他完全是被动地依据血缘继承。乔伊斯要求把他的情况提交给澳大利亚联邦最高法院的回复争议法庭（Court of Disputed Returns），由后者裁定自己是否具有议员资格；他表示他已经咨询副总检察长，坚信自己并未违反宪法第44条第1款。因此，乔伊斯没有从内阁退出，还继续在议会中投票。

特恩布尔也在竭力挽救自己的阁僚。总检察长乔治·布兰迪斯上书最高法院，称只有那些“自愿获得或保留”外国国籍的议员才应该被取消议员资格，而那些“不知道自己是，或者曾经是外国公民”的议员不应被降罪；代表政府的副总检察长斯蒂芬·唐纳修（Stephen Donoghue）则在法庭上说，在目前被提交审理的七名议员中，只有卢德兰和罗伯茨应当被取消资格，因为他们分别出生在新西兰和印度，不可能毫不知情。

对于自由党的议员们为何没有发现自己的外国身份，他辩护说“给大使馆打电话并不总是那么容易”。特恩布尔总理也表示：“我们有信心高等法院将不会剥夺参议员卡纳万、纳什和副总理在议会的任职。”不知这算不算干涉司法。

然而澳大利亚最高法院却让他们失望了。10月27日，7名大法官一致判决，依据宪法第44条第1款，斯科特·卢德兰、拉丽莎·沃特斯、马尔科姆·罗伯茨、芬纳·纳什和巴纳比·乔伊斯身为外国公民，没有在澳大利亚担任议员的资格，当选身份无效；马修·卡纳万和尼克·谢诺峰则不是双重国籍公民，得以继续任职。卡纳万随即重返内阁，官复原职；谢诺峰则转投南澳政坛。

法院的裁决使特恩布尔政府陷入了危机。总理对判决结果表示失望，但表示政府的席位依然比首席反对党工党的69席多6个；他原计划赴以色列的访问因此推迟。至于巴纳比·乔伊斯，他在表示尊重法庭判决之后，感慨“我会确保自己不在喝啤酒的时候哭起来。”

法律争议与党争漩涡

围绕“双重国籍门”，整个澳大利亚朝野已经乱成一团；对最高法院的判决，法律层面的争论也是沸反盈天。

大法官们援引的宪法第44条第1款被解释为拥有双重国籍或效忠于外国势力的人不得竞选议员，但有人质疑，在制定该法的1901年，印度、加拿大和新西兰可都不是“外国”；有人援引其他英语国家的案例，称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新西兰都没有禁止议员持有双重国籍；有人不解，既然允许外国政治捐献，又为何不允许外国人代表国家？此外，如果你此前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外国公民，又如何对外国“效忠”？唐纳修就抱怨，最高法院完全是按照字面意思对宪法做了“绝对主义”解读。

副总检察长此言实有所指。直到1999年的“苏诉希尔（Sue v Hill）”案，澳大利亚最高法院才判决英国属于“外国”；在1987年的“尼尔诉伍德（Nile v Wood）”案中，最高法院判定宪法第44条第1款要求界定明确的“外国势力”和公开的“宣誓”——伊莱恩·尼尔指控参议员罗伯特·伍德“对友好国家船只的敌对行为表明他效忠于外国势力”，因为后者曾在一艘航行于悉尼湾的美国驱逐舰前面划独木舟，因此被罚120美元。但在2017年的双重国籍案中，最高法院却开除了几位压根不知道自己有外国国籍的议员。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移民国家之一，澳大利亚能找出多少真正“土生土长”的公民来，实在是个未知数。2016年的民调显示26.3％的澳大利亚人出生在海外，还有另外四分之一公民的双亲之一出生在海外，就像乔伊斯那样；也就是说，有近一半的澳大利亚人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持有双重国籍。卡纳万聘请的律师戴维·班尼特（David Bennett）就说，如果过于宽泛地解释宪法，这一半澳大利亚人都不能在联邦议会任职。

因此，“双重国籍门”从一开始就带有鲜明的党争色彩。澳大利亚传统的两大党之一——澳大利亚工党在2016年大选中进步明显，自然乐于乘此良机对自由党穷追猛打，从中渔利。联合执政的国家党党首、副党首先后“出事”后，工党立即要求乔伊斯和纳什赶快从部长的位子上退下来，并批评特恩布尔没有第一时间就将两人解职；最高法院的判决公布后，正在加拿大访问的工党领袖比尔·肖顿（Bill Shorten）迅速发推：“乔伊斯违反了法律。最终，澳大利亚有了一个少数派政府。特恩布尔早就应该离他远点，又是一次错误的判断。”

似乎为了帮助工党，11月1日，澳大利亚参议院主席、自由党人斯蒂芬·帕里（Stephen Parry）宣布辞职，成为第八名卷入“双重国籍门”的议员。工党领导人坦尼娅·普莱克塞克（Tanya Plibersek）嘲讽说：“政府刚刚保证一切都好，这话才说了24小时，结果又有一个人有问题。”英国《卫报》则调侃，这位来自塔斯马尼亚的国会议员此前已经亲眼见证了六次援引最高法院条款对不同国籍者进行处理的事例，然而他却直到上周五裁决下来以后才想起来自己也是外国人。

工党可没有满足于嘴上攻讦。8月18日，反对党提交动议，援引澳大利亚宪法第64条，也就是“部长须要宣誓后三个月内成为议会成员”的规定，意图推翻乔伊斯和纳什在过去一年中所做的部长级决定。据估计，两人共有118项决议可能被挑战，其中包括乔伊斯在水资源法方面的立法，以及纳什推动澳大利亚国家宽带网（NBN）的努力。

执政党的反击来得迅速而凶猛。8月14日，也就是乔伊斯宣布自己拥有双重国籍当天，众议院领袖克里斯托弗·柏恩（Christopher Pyne）就点了五位工党众议员的名，声称他们也需要解释自己的国籍问题；特恩布尔总理甚至亲自威胁要动用尚存的多数席位，把其中三位工党议员，也就是加斯特·凯伊（Justine Keay）、苏珊·兰姆（Susan Lamb）和乔什·威尔逊（Josh Wilson）也提交给最高法院，让后者裁定他们的国籍情况。工党坚称自己的议员们没有问题。前座议员乔尔·菲茨吉本（Joel Fitzgibbon）说：“我们有绝对的自信，我们没有问题。”

随着事态的发展，两大党很快就不得不噤声了。由于新的双重国籍者不断冒出，最高法院不得不宣布将于12月进行第二次审判。在自由党这边，除了已经辞职的史蒂芬·帕里，11月6日，助理移民部长阿莱克斯·霍克（Alex Hawke）也被怀疑拥有希腊国籍；同日，前网球名将约翰·亚历山大（John Alexander）被曝出可能拥有英国国籍，他已于11日辞职；8日，能源大臣乔什·弗莱登伯格（Josh Frydenberg）成为最新目标，可能继承了母亲的匈牙利公民身份；除了亚历山大，出生在希腊的茱莉亚·班克斯（Julia Banks）也可能导致一场补选。

工党方面，参议员凯蒂·加拉格尔（Katy Gallagher）被曝继承了母亲的厄瓜多尔国籍，可能拥有双重国籍的众议员人数更是达到5个。此外，还有一些小党议员和独立议员可能拥有波兰、希腊和美国国籍。

这也难怪为何尽管“双重国籍门”最早的当事者、澳大利亚绿党一再提议统一审查全体议员国籍，两大党却默契地充耳不闻。虽然越来越多的中立议员和后座议员对绿党的提议表示了支持，自由党和工党还是坚持双重国籍者只是个案，应该上法院逐个裁决。11月3日，特恩布尔总理甚至在新闻发布会上怒斥绿党的建议“荒唐”，并说他不会搞一场“全国大猎巫”以解决危机。

后续怎样，影响几何

目前，两大党都希望在今年年内解决双重国籍危机，但具体的时间表和方式则存在很大分歧。11月6日，特恩布尔宣布他计划要求所有议员核查自己的国籍情况，在21天内作出声明：自己没有，或是已经放弃其他国籍；如果任何人被发现声明不实，将被判藐视国会。此外，自由党还希望将议会会期延长至圣诞节期间。

工党两点都反对。肖顿认为特恩布尔的计划对议员们太宽容了，21天的时间也太长；工党参议员、影子外交部长黄英贤（Penny Wong）直指特恩布尔此举是试图拖延时间，不想在2017年议会休会前再损失本党议员，并企图蒙蔽澳大利亚人民。对此，总理反唇相讥：“（肖顿）想要利用这一纠纷，他想要拖时间，他并不想解决这一问题。”

“双重国籍门”的影响相当恶劣，而且还将继续恶化。执政联盟已经在众议院失去了两个席位，失去了对多数席位的绝对掌控，目前仅能依靠独立议员的支持勉强维系，未来还可能失去更多的席位；自由党接连失去了党首和副党首，面临着群龙无首的境地；同样的，失去了副总理的特恩布尔政府也面临着迫在眉睫的权力洗牌，特恩布尔本人还可能面对党内其他派系的夺权行动，他本人正是于2015年9月通过这样的行动挑落阿博特上台的。自2010年以来，还没有一位澳大利亚总理能够完成一个任期。

当然，最恶劣的影响在于民心。澳大利亚人愕然发现，自己的国会里竟然有数量如此之多的“外国人”，正代表着他们行使政治权力。虽然他们几乎都声称自己无辜，但选民却不一定能接受这种说辞：毕竟，如果政治人物连自己的国籍都搞不清，又怎么相信他们能够提出有效的政策？

《澳大利亚金融评论》写道：“帕里先生证明了我们的政治家能有多悲剧。”《堪培拉时报》则评论：“不是诉讼的开销、恼人的补选，也不是连自己国籍都搞不清的愚蠢惹怒了你；归根结底，是我们身边每位议员的傲慢让人难以忍受。他们十足的当权者姿态令人无法呼吸。”绿党领袖理查德·迪纳塔莱（Richard Di Natale）就高呼，“人们正对我们的民主失去信心”。

澳大利亚的危机还产生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受害者，那就是新西兰。此前澳新关系就已经颇为冷淡，澳大利亚颁布新规限制新西兰人在澳接受高等教育，还指责这是因为惠灵顿没有给予澳大利亚人“应有的优先权”；“双重国籍门”的爆发则成为了导火索，让澳大利亚政府将一腔怨气全部发到了新西兰，尤其是新西兰工党头上。

8月15日，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Julie Bishop）公开指责正是由于新西兰工党与澳大利亚工党私下接触、串通一气，乔伊斯的新西兰公民身份才会曝光；她怒斥这种勾当是“奸诈行为”，新西兰工党试图干涉澳大利亚内政，“如果（新西兰）政府发生变化，我很难与那些参与涉嫌破坏澳洲政府的人建立信任关系”；特恩布尔总理也为毕晓普的言论背书，指责肖顿“与外国力量阴谋合作偷取政府（政权）”。

面对堪培拉的怒火，新西兰有些莫名其妙。新西兰内政部长彼得·邓恩表示，是澳大利亚媒体的挖掘引发了乔伊斯的双国籍风波，而不是工党议员们的谈话；8月1日才上任的新西兰工党新党首、年仅37岁的“小甜心”杰辛达·阿德恩（Jacinda Ardern）对毕晓普的指责进行了反击，称其为“虚假的指控”，并对这番言论深表失望。她说：“我很珍视新西兰和澳洲政府的关系，我不会让虚假的指控成为两国关系的绊脚石。”阿德恩还表示自己“很愿意接到毕晓普的电话来澄清这一事实”，不过这位澳洲外长必须要先给新西兰打电话，因为她没有前者的电话号码。

10月19日，新西兰大选结果尘埃落定，“奸诈”的工党领衔组阁，毕晓普“无法信任”的阿德恩成为了总理。当晚，特恩布尔立刻致电阿德恩祝贺她将成为总理，希望展开更富建设性的合作，“我希望给予他们信任。”毕晓普也迅速表示了祝贺，表示“我期待与（新西兰）新一届政府展开合作。”11月4日，阿德恩就任总理后首次出访，在悉尼同特恩布尔举行了会晤，但没有与毕晓普见面，因为后者身在珀斯。

特恩布尔还有很多事情要做。最高法院宣判后，他立即宣布政府将考虑修改宪法第44条，以避免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当然，更重要的是赢回众议院多数席位。最高法院10月27日还宣布，乔伊斯的议席将于12月2日进行补选；次日，国家党就宣布乔伊斯还将是本党在该选区的候选人。由于已经在8月放弃新西兰国籍，他现在已经合格了。国家党还宣布，乔伊斯将继续担任党首职务。

虽然经历了一场宪法危机，但据路透社分析，乔伊斯赢得补选的概率很大，因为他的选区——新南威尔士州的新英格兰，是国家党的基本盘。在2016年大选中，他就轻松击败了独立候选人托尼·温莎（Tony Windsor）；根据9月公布的民调，乔伊斯的支持率仍然稳居第一。最高法院作出判决后，温莎已经宣布他不会参与补选；工党表示他们会派出一位候选人，但并不指望着能赢得这场补选，只是希望给新英格兰选区的选民多一个选择。

即使不考虑乔伊斯和亚历山大，联合政府在众议院的形势也没有那么糟糕。特恩布尔只要争取到5名独立议员和小党议员中的2人支持，就可以确保政权不受威胁；而目前，已经有3名独立议员表态将支持政府。与此同时，众议院议长托尼·史密斯也能够在议会中投出决定性的一票。

媒体指出，特恩布尔是个韧性十足、敢说敢干的政坛老手，有足够手腕应对目前的危机；工党，以及整个澳大利亚社会也不想此时再来一场大选。因此，这场沸沸扬扬的“双重国籍门”最后对澳大利亚政局的实际影响，也许并不会像人们所预想的那么严重。

但是谁也难言乐观。危机目前不仅尚未结束，而且还在持续发酵，还有更多的“外国人”身份在曝光，更多的议员和内阁成员可能辞职，每一位都可能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执政联盟的一位消息人士对媒体说：“希望不会再出这种状况吧，但这得看运气呀，主要是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