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中国厅级领导,辞官后当老师却常常在校园消失,突然离世后家里的东西震惊了世人!
他曾是中国厅级干部,
却突然辞官当教授。
可他黑红脸庞,身躯高大,
丝毫没有教授的气质,
还常常在校园里消失。
有人说他财大胆大,
可他突然离世后,人们来到他的家,
却被他家里的东西惊的哑口无言!
他就是,钟扬
1964年,他出生于湖南邵阳,
母亲是中学化学老师,
他是个“天才神童”,
14岁初中毕业,之后他仅用一年时间,
就把高中的课程全部学完了,
年仅15岁,就考上了中科大少年班,
又学了最难的专业:无线电技术,
19岁一毕业没想到学无线电的他,
竟被分配到了中科院武汉植物所。
无线电与植物真的是风马牛不相及,
酷爱物理的他,
完全就是植物学的门外汉。
可那个接受分配的年代,
大家都无怨无悔,
干一行,学一行,学一行,爱一行。
当时他利用自己的特长,
负责所里唯一的一台计算机,
他检索出当时国外最前沿的科研文章,
还和妻子一起做了一个,
将计算应用于荷花分类的研究,
没有想到这个工作的开端,
让他对植物学产生了浓厚的热爱。
后来竟然一路学习还考上了,
国外知名大学的生物学博士。
后来他在植物学领域名气越来越大,
又赴美国做访问学者,
当时90年代那批去美国的,
很多人都留下了。
而他却毅然回国,他说:
美国吧,你可以这样想象,
可能是你的一个比较有钱的亲戚,
或者是一个朋友。
我们可以过去学一点东西,对吧?
可我们是中国人,
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热情、
我们的整个事业还是应该在中国的。
梁园虽好,非久恋之乡,
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而他不仅义无反顾的回来了,
还没空着手!
那个年代有人回国,
都会给自家带一些彩电、冰箱,
而他却把攒下的生活费,
都买了计算机设备,回来一并捐给了单位。
他的妻子曾说:我们一起去提货的时候,
海关都不相信,怎么可能有人,
用自己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给公家买设备。
可他就是这样的人,头脑里经常想的就是:
我应该为这个单位,为这个国家做些什么事?
踏入植物学领域,一干就是十多年,
后来优秀的他,
成了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所的副所长,
那时他才刚刚30岁出头,
已是国家副厅级干部,
未来的仕途前景,绝对是看得见的。
可他干部还没做上几天,复旦邀请他,
到复旦生命科学学院当老师,
他想都没想就立刻答应了,
在他眼里当老师搞研究,
比当领导搞人事更有份量。
之后在上海生命科学院,
他和同事们一起确定了将要突破的方向:
那就是:种质资源的研究。
什么是种质资源?
搞这个研究究竟有多重要?
我们平常百姓可能难以想象,但可以说:
它几乎是所有重大研究成果的基础,
是维系国家食物安全的重要保证,
也是全球未来科技较量的必争之地,
它更是维系着全人类的命运。
因为全球环境的变化和人类活动,
以及未来各种难以避及的天灾人祸,
都可能会让某个重要物种永远消失。
所以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
全世界各国都有科学家,
着手建立起种子库。
如今世界上最大的种子库,
是挪威的斯瓦尔巴德全球种子库,
也被称为“末日种子库”。
里面储存着来自全球,
100多个国家的84万份种子。
假如人类发生核战争,
或者有重大自然灾害,
这些种子就可以发挥巨大作用,
帮助人类快速恢复受损的农业,
以来解决人类必需的食粮问题。
种子库的建立全世界都在争分夺秒,
收集种子更赖于各国的自然资源。
而我国的青藏高原,
有将近6000个高等植物物种,
占中国高等植物物种的18%,
其中1000个左右,为西藏独一无二的仅有。
这个数字虽然已经很庞大,
但可以说还是被低估,
因为西藏的植物资源从来没有,
进行过彻底盘点,
因为那里还有太多人类的盲区。
如此重要的地方,
却因为高寒艰险,植物学家们甚少涉足,
世界最大的种子资源库中,
也鲜少有来自中国西藏的种子。
再不行动,许多西藏特有的植物,
可能还没被发现就即将消失。
探索保存如此重要的基因宝藏,
对中国乃至全人类,都是刻不容缓的!
而那时他发现,中国这个领域,
有超过50%的相关人员,都聚集工作在,
中国的一线城市北京和上海。
在西藏,高端人才几乎没有,
种子在西部,搞研究的人,
却是在上海的研究所里,那能实际做什么!
于是2001年,
他在没有经费,没有团队的情况下,
千里迢迢赶赴西藏,自掏腰包,
再次从零开始,
启动了寻觅种子的巨大工程。
即使现在,要去西藏也需要极大勇气,
才敢去面对各种各样的高原反应,
才敢去挑战生存的极限,
可16年前,他却去得义无反顾,
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下,冒死工作!
他身材胖,血压高,刚到西藏时,
高原反应特别厉害,可他从不抱怨;
由于高海拔严重缺氧,
住的帐篷内的煤油灯根本点不亮;
到了冬季,三床被子都无法御寒,
经常长夜里难以入眠。
而在采种子的路上,还经常发生各种危险,
经历了无数生死一瞬的艰险。
在荒原迷路那是常事,
找不到东西吃,几近绝望,
好不容易发现地上有萝卜,
他拿起来带着泥巴就吃,还乐观地说:
饥饿是最好的味精。
采集种子的工作异常艰难,
为避免遗传间的杂交问题,
每次采集种子都必须相隔50公里。
于是,他每天行进800公里,
采集16次种子。
长征两万五千里,而他,
每年至少要走30000公里。
藏族同事给他起了个外号,
叫“钟大胆”,
因为不管多危险,多么难,
只要对研究有帮助,他就一往无前。
在西藏,他还发现,
西藏大学植物学专业是“三个没有”:
没有教授,老师没有博士学位,
申请课题没有基础,学科底子极其薄弱。
他说:“这里需要的不仅仅,
是一位生物学家,
更需要一位教育工作者。”
身为科学家的责任心,
让他无法弃种子于不顾,
而身为老师的责任心,
同样让他无法弃西藏教育于不顾。
在了解西藏的教育情况后,
他毫不犹豫地就在西藏,
建设起生态学科,培养人才。
因为他经常为此自带经费,自建团队,
许多人都觉得,
他是财大气粗的上海教授,
可人们都不知道,
他平日穿的牛仔裤都是地摊上买的,
只花了29元,背的也是旧书包。
生活中他小气至极,
而在援藏教育上,他却慷慨无私,
大方得令人难以想象!
为帮助西藏学生开拓视野,
他个人出资发起,
“西藏大学学生走出雪域看内地”活动,
组织80多名西藏大学学生到上海学习。
十几年下来,他自掏腰包,
给藏大师生的扶持加起来至少有几十万元。
西藏大学教师申报国家级项目,
没经验、不敢报、没人报,
他不仅帮助老师们义务修改项目申请书,
还提供申报补助,只要是藏大老师,
申报项目,无论是否成功,
他都补助2000元。
植物学野外考察多,
可每次去野外,他总是身先士卒,
一有意外和危险,
总是冲在最前面保护学生。
野外采样时有学生缺氧,
而他却不顾自己严重高反,
把唯一的氧气袋全程让给学生。
为了让学生多睡会儿,
他清晨冻得嘴唇发紫,也强忍着早起,
为学生们生火做饭,他常开玩笑说:
在商场,顾客是上帝,
在我这儿,学生就是上帝!
他有很严重的痛风,
一次发作,痛得让他发疯,
几乎不能行走,可他硬是拄着拐杖,
陪学生一起去高山采样。
鼠曲雪兔子被认为,
是分布海拔最高的种子,
为了采集它,他带领学生,
攀登至海拔6000多米的珠峰北坡,
这也是中国植物学家野外采样的最高高度。
有学生心疼他的身体,
劝他好好休息,
别再去那么危险的地方,
可他却坚定地表示:
正是因为别人认为危险,我才必须去!
正是他的坚持,让全世界仅存于西藏的,
三万多棵巨柏全部登记在册,
他还通过研究找到可在制香功能上,
替代巨柏的柏木,从根本上,
为珍稀巨柏筑起了保护屏障。
中国大陆生产的酸奶,
至今都是国外进口菌种,这意味着,
每喝一瓶酸奶都要给外国人交专利费。
可他找到一种特殊的“种子”,
酸奶菌种的实物样本,有了它,
中国人就能培养出自己的酸奶菌种。
毫不起眼的“香柏”,
经他研究,发现有较好的抗癌效果,
还最终通过了美国药学会的认证。
拟南芥,实验价值堪比小白鼠,
是全球植物学界竞争的方向之一。
而在他的指导下,他的学生,
许敏和赵宁每周末坐公交外加爬山路,
登上4000多米海拔高峰寻访十年,
终于找到一种全新的拟南芥生态型。
西藏每一个特有物种,
对国家乃至全人类而言都是无价之宝,
而他在16年的时间里,
艰苦跋涉近50万公里,
采集上千种植物的4000多万颗种子,
彻底填补了世界种质资源库,
没有中国西藏种子的空白!
2010年上海世博会,
英国馆的种子殿堂让人惊叹不已,
可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这里面40%的种子都是由他提供的。
他采集的4000多万颗种子,
可以存放100至400年不等,
每一粒种子都可能在百年后,
为全人类带来福祉和希望!
他说:
生物学就是这样的一门学科,
我们所做的可能就是一天到晚采种子,
眼前看不到任何经济效益,
一辈子也不一定能看到它的用途。
但是,它们一百年后可能就会不一样,
采集种子就是为了应对全球变化。
假设一百多年以后还有癌症,
假设那时候大家发现有一种植物有抗癌作用,
然而由于气候的变化,这个植物已经没有了,
可到时大家发现了那些我们曾采集来的种子,那个植物不就恢复了吗?
也许有人说,如果一百年以后,
这个种子根本就没有用了呢?
他说:
那我更期待看到种子没有用的那一天。
这说明那个植物还在,那该多么美好!
他始终坚信:
一个基因可以拯救一个国家,
一粒种子可以造福万千苍生。
不仅救活种子,他还在全中国,
播下万千复兴中华的希望。
他帮助西藏大学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第一:
申请到第一个生态学博士点;
培养了藏族第一个植物学博士;
在进化生物学等研究方面,
西藏与日本、欧美鼎足而立。
他还带出了西藏第一个,
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
带领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
国家“双一流”学科名单,
不仅填补了西藏高等教育的系列空白,
更将西藏大学生物多样性研究,
成功推向了世界。
他还有一个更远大的梦想:
那就是:为祖国每一个民族,
都培养一个植物学博士。
他说:
一百年后我肯定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但我的学生们还在,他们早晚有一天,
会发现那颗改变我们国家命运的种子。
他还热情地为科普教育事业做贡献,
他参与了上海科技馆、自然博物馆的筹建,
并作为学术委员会成员义务服务了17年,
承担了上馆英文图文翻译和上海自然博物馆,
近500块中英文图文的编写工作。
有人忍不住问他:
一个都这么忙的大教授,
干嘛还费时间给小朋友们科普?
而他却说:科学知识、科学精神,
和科学思维是要从小培养的,
现在让他们多一点兴趣,
说不定今后就多出几个科学家
......
他想要做的事还有太多太多,
所以无论何时,他都以时不我待、
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投入工作。
他一年飞行次数最高超过170次,
有时密集到一周坐10趟飞机,
每次出差都选择最早班飞机,
闹钟固定地设在凌晨3点,
不是用来叫早的,而是提醒自己到点睡觉。
他曾多次累到重病,
两年前,他又突发脑溢血,
死里逃生后,第一时间,
就是口述让人写下这样一封信:
经过多年在西藏的工作,
更意识到建立高端人才队伍的极端重要性,
我将矢志不渝将余生献给西藏建设事业。
出院后,医生严厉向他发出警告:
一,不能再喝酒,二,要按时吃药,
三,不能再去高原了。
他曾爱酒如命,
没想到,酒说戒就真戒了,
而西藏这个瘾,却怎么也戒不了。
他只住了十几天院就重新投入了工作,
当时半身不遂的他,
甚至连午餐盒都无法打开。
几乎所有的人都认为,
经历重病后的他,会有所“收敛”,
可他居然更加拼命了,
就连他的妻子都拦不住他的脚步。
他说:
“西藏的事情总要有人去做”。
妻子说:
对,没错。但是只有你一个人做是不够的。
他回答:
所以我才要去培养更多当地的人才!
有时一天之内,凌晨时分,
他在上海工作,而当天深夜,
他又在海拔近4000米的拉萨,
工作到又一个凌晨。
钟扬躺在ICU病房里坚持工作
高原反应的危害五到十年后会显现,
他自知自己不可能活得久,
他只希望老天能再给他十年时间,十年!
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
竟残酷地夺走了他全部的梦想!
2017年9月25日上午,
他在去内蒙古城川民族干部学院,
讲课出差途中,
遭遇车祸,不幸逝世,
年仅53岁。
而就在车祸发生前的不久,
他刚刚到西藏最偏远的,
背崩乡上钞希望小学,
为那里的学生做科普讲座。
当他看到学校破败的情况时,
当即要捐出10万块钱,
可校长却拒绝了:
“比起钱,这里的孩子更需要的是,
像您这样给他们带来科学火种的人。
钟教授,您以后一定要常来呀!”
他重重地点点头,答应了。
而他和妻子,也有约定:
孩子15岁前,妻子管;
15岁以后,他来管。
而就在他车祸前的一周,
他们的双胞胎儿子,
才刚过完15岁生日!
向来一诺千金的他,这次永远失约了!
妻子说:“我和钟扬一起走过了33年,
共同经历过很多风雨,
唯独没有考虑过生离死别。
我一直觉得钟扬没有理由走,
因为我们上有四位80多岁的老人,
下有一双未成年的儿子。”
而直到他去世后,有一些同事上门探望,
才发现他家竟是上个世纪的老旧陈设,
简陋的家具,老式的电视机,
简直难以和他的身份联想到一起,
而他常年穿的牛仔裤已经破了洞,
……
那一刻,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
忍不住热泪盈眶。
如此都有些寒酸的家庭,而他走后,
他的爱人,同济大学教授张晓艳,
将他的车祸赔偿金全部捐了出来,
用于支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人才的培养。
她说:
"国家的教育事业是他一生的牵挂,
我们家人商量,
准备把他的车祸赔偿金全部捐出来,
用于支持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才培养工作。
我想,这是我们家人,
能为钟扬未竟的事业做的一点事,
也是他所希望看到的。"
他曾说过:
不是杰出者才做梦,
而是善梦者才杰出。
任何生命都有其结束的一天,
一百年以后,
我肯定不在这个世界上了,
但是我们的种子还在,
它会告诉我们后代今天有关生命的故事。
风华五三秋,桃李遍天下,
雪域十六载,德育种未来,
援藏去报国,国士世无双!
他已经闭上了双眼,
但是他闭上双眼之前,
已经为祖国播撒下了更深更远的,
那颗叫做”未来的种子“,
连同他那颗叫做钟扬的心脏,
已深深地,深深地,
扎进了祖国的河山!
钟扬,
国之重器,时代先锋,
他值得我们所有人的颂扬和传播,
也值得所有中国人的,
致敬和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