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视角看待贸易战

邓聿文：过往的改革开放历史表明，只有在外部压力足够大的时候，中国才会开放市场，由开放进而倒逼国内改革。

以加入WTO为标志，中国经济改革进入第三阶段。对加入WTO，中国当时争论很激烈。以国企为代表，要求中国不要加入WTO，理由是国企没有竞争力，如贸然加入，国企将会被打败，故即使从政治角度考虑要加入WTO，开放的领域也不能太多，要设立一个缓冲期。这种观点当时很流行。西方国家则担忧中国的非市场经济体系，所以也要求对中国单独设立15年过渡期，15年后，看中国的市场改革进展如何，再考虑承认市场经济地位。

对中国企业能否适应WTO的开放市场及其竞争要求，客观地说，不仅企业，中国政府在当时心里也是没底的。最终，当局决定加入WTO，可能是出于以下考虑：虽然国企在加入WTO后可能在市场中会被打得一败涂地，但如果还像过去一样在各种政府补贴和关税保护下，不经受市场竞争的洗礼，国企就永远也不可能强盛。在这个意义上，加入WTO算是当局的背水一战，当然，在具体的谈判中，对国企集中的一些行业，尤其是金融和服务行业，都程度不等地设立了保护期，从而使市场竞争对企业带来的冲击得以减缓。

十几年过去了，今天看来，当初预期的加入WTO后中国企业将大面积倒逼的现象并未出现，相反，国企尤其是民企在经受最初的冲击后，大部分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得到发展，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产生了一批有影响力的企业。中国经济也在加入WTO的前十年里，出现了一个高速发展期。今天的中国经济底子，很大程度上是在那时打下的。这说明，加入WTO对中国总体利大于弊。

随着中国的家底变得厚实，在这一过程中，利益集团也快速发展壮大。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利益集团开始出现，但尚不明显，在加入WTO后，利益集团同国家权力和国际资本结合，利用国企改制的机会，大肆攫取改革成果，成为中国经济和政治中的毒瘤，从而使得中国失去了继续改革和进一步开放的动力。尽管当局这些年来一直在高喊改革，但至少从2004年出现“郞顾之争”后，中国改革事实上已经停止。

目前的状况又到了一个何处何从的历史十字路口。从中国与外部世界特别是西方的关系来看，有一种观点认为，正处于改革以来最糟时期，甚至比1989年还坏。西方特别是美国近年来一直在抱怨中国的不公平竞争，但在特朗普上台前，美国还没有改变同中国接触的政策，临界点发生于特朗普执政后，美国不再容忍中国从巨大的贸易不公平中获取好处。问题是，随着中美贸易战的爆发，欧洲和日本也有可能紧随美国，和中国打贸易战，因为它们对中国的市场壁垒和强制性的技术转让政策同样多有不满。

中国如果不想同美欧日全面开打贸易战，就必须开放国内市场，减少国内管制，推进经济改革，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否则，它们对中国投资设限，不让中国企业进入其市场，中国将被迫回到一定程度的封闭状态。我们所说的开放，很大程度上指的是向西方的开放，从经济而言，非西方市场对中国意义不大，因为中国的产品严重依赖西方市场，同时技术和管理的进步也是向西方学习的结果。如果西方向中国关闭这一切，虽然中国还可同非西方进行经济往来，但很可能会陷入严重的衰退状态。相信这种情况是当局不愿见到的，从而不得不在贸易战的威胁下打开一些原来对西方关闭的大门。

有人会说，国内利益集团既然那么强大，中国当局会选择推进改革，扩大开放吗？应该这样来看待：尽管利益集团是同现行权力高度结合在一起的，但毕竟不等同政权本身。在面对贸易战可能导致锁闭状态这一后果时，当局中的一些势力就是想保护利益集团，也不可能，这里有一个权衡两害谁大谁小的问题，所以必定会削弱利益集团的力量。从这个角度看，外部的压力越大，当局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也就越强。而只要中国真正实施改革开放，无论对当局还是民众，都有利。

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年初，当局就放出风声，要举行隆重纪念，并实施力度更大的可能超出外界预期的改革开放举措。如果说放在过去，这会被认为说说而已，但在贸易战的真实压力下，我认为会启动改革的。即将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外长王毅已经吹风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对外界关注的改革开放问题做出最权威的阐释，大家将听到一系列新的改革开放的重要举措。对此，我们可以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