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开信到大字报 谁在推动北大风波升级（图）

一封学生的公开信，将北京大学推到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信中称，十余位学生因要求北大校方公开20年前一起性侵案的相关信息，而遭到“强行约谈”。其中，写信者岳昕的家长还受到校方施压而“情绪崩溃”，导致她被禁足家中，与母亲的关系接近破裂。 

公开信在网上引起高度关注，舆论普遍对北大的处理方式提出质疑，并以转发或评论的方式对岳昕表示支持。但相关信息随即被大量删除和屏蔽，“岳昕”和“北大”均被新浪微博列为敏感词。为了应对审查，有人甚至把信息上传到公共区块链平台，以避免被更改或删除。 

与此同时，事件也在线下延烧。北京时间4月23日晚，北大校园内“红旗团委”宣传栏疑似出现学生张贴的“大字报”，对岳昕表示声援，并质问校方“怕什么”。24日，网上有图片显示，在北京的另一所高校中国人民大学校内，亦出现了声援岳昕的海报。 

事态的不断升级超出许多人的预期。人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学生提出公开信息的请求，却换来北大校方态度强硬的约谈？为什么岳昕的公开信以及舆论中的声援会遭到大面积屏蔽和删除？这些“不应该发生的事”一一发生，拓展了人们对事件复杂性的想象空间。 

回到原点，这些学生要求北大公开的信息，是关于曾在该校任职的教师沈阳涉嫌性侵女学生，并导致对方自杀的案件处理记录。4月初，一封实名举报信使这起发生在20年前案件重新成为社会热点话题。但面对舆论的指控，当事人沈阳表示否认。学生们认为，公开北大当年的处分档案将有助于澄清事实。 

在岳昕事件之前，另一位学生邓宇昊也曾因呼吁校方公开信息而被“深夜约谈”。事件引起舆论关注后，北大于4月8日公布了两份文件，分别是1998年学校和中文系给予沈阳行政警告处分的决定，文件中认为沈阳在与女学生高岩的交往中“行为不当”。但学生们认为信息披露仍不充分，于4月9日再次提出申请。 

北大校方直到4月20日才对提出申请的同学作出回复，以没有记录、不在管理范围和文件遗失等理由，未再提供任何相关资料。岳昕表示，同学们对校方的回复普遍不满意。 

按理说，学生们是依照《北京大学校务公开实施办法》行使合法的监督权利，北大校方只需按规定公开相关信息即可。但为什么要对学生进行约谈，并强迫他们噤声？ 

据被约谈的学生透露，学工老师在约谈时大多以能否顺利毕业、为家人考虑、是否“有组织有预谋”、与境外媒体和组织有联系的说法威胁学生，令他们感到恐惧。同时，在整个约谈过程中，学生们感受不到校方的尊重，仿佛是“犯了错误”，被放在与校方完全不对等的地位。 

目前舆论认为，北大校方的处理方式缺乏适当的理由。在约谈过程中，以校方握有的权力对学生进行威胁，并通过向家长施压以强迫学生屈服，反映了北大校方在学生管理上观念之陈旧与手段之粗糙。而将学生申请公开信息的行为直接与境外媒体和组织挂勾，则展现了粗暴的政治敌对思维，这一点尤其令舆论震惊。 

不过，最令网友困惑的问题还是：为什么北大不直接公开一起20年前旧案的信息？ 网友分析，即使如校方回应所称，相关信息当年并未做记录或有所遗失，只要坦率地对外说明情况，并就有关问题进行反思整改，也应不难得到社会理解。 

至于当年对案件的处理过程中或有不当之处，担心牵涉当前在位的某些领导，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校方也应该明白，在社会强烈而广泛的关注下，相关信息是隐藏不住的，迟早有公开的一天。同时，假如当年的处理方式确有不当，如今正是予以更正的时候，怎能希望掩盖问题，一错再错？ 

不可否认，事件发生的时间点对于北大来说相当特殊，今年5月4日是北大建校120周年的纪念日，届时校方将举办校庆活动。在这样隆重喜庆的场合，校方当然会担心事件对学校造成不良影响。 

但是，现在校办应该已经认识到，正是因为迟迟不将相关信息对外公开，以及对提出请求的学生施压，才导致了今日的困局。如果不快速妥当地处理，积极回应社会的期待，北大的校庆恐怕难以抹掉沈阳性侵案的阴影。 

客观地看，由最初要求公开沈阳一案的相关信息，演变为对学生进行强制性约谈，以及网络上不断发帖、删帖、再发帖的舆论攻防战，事态不断扩大是北大校方自酿的苦酒。而面对舆论的惊涛骇浪，北大校方至今仍未对事件作出合理解释，令许多人更加失望。 

网上已经有北大校友发起“这不是我的学校”话题，将号召拒绝参加北大120周年的校庆活动，校方应该从中看到公众对事件的态度和决心。目前看来，事态的扩大并不意味着事件失控，北大校方还没有完全丧失舆论主动权，如果把握时机仍可挽回局面。 

（注：网上有疑似岳昕的手稿图片显示，她已于4月25日返回学校，但目前无更多渠道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