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马克思的剧烈回响 中国人为何深度共鸣

毛泽东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如今，历史已过去那么久，马克思依旧在影响着中国。其实十月革命以前，世界各国也曾给中国送来其他“主义”，但“我们”唯独对马克思主义情有独钟，除了因为中国有许多情况和当时十月革命发生的俄国相同或近似之外，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是马克思主义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国人的文化基因相耦合。

这也是为何历经政局风云变幻之后，马克思主义依然能在中国的政坛中茁壮生长，并延续至今。

辩证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将辩证唯物主义应用到社会历史的研究当中，就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而这些理论武器皆为了同一个目标而战斗：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制度、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实现人类自我解放的社会。而反观中国传统文化，竟与其有惊人相似之处。

似曾相识之一：唯物主义

唯物论是马克思的哲学世界观，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主张世界的本源是物质，物质决定精神，精神是物质在人脑中的投影和反映。基于此哲学理论，科学批判和彻底否定有神论宣扬的神的存在、灵魂不死、来世幸福及其他鬼神迷信、各种巫术的理论。

神是宗教各种价值观具体人格化的一个象征。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很多地区曾经一度被宗教严酷禁锢着。比如中世纪的欧洲就受到基督教上千年的禁锢，印度也长期被印度教、佛教管制着，而阿拉伯地区被伊斯兰教管束，直到现在还因为宗教的问题而战火纷飞。而作为四大文明发源地的中国，却从来没有过像欧洲、阿拉伯、印度这样被宗教压制得那么厉害。

“中国人自古以来基本不信教”，中国人虽然也迷信，但其迷信思想始终没有发展成为一种宗教思想，没有形成统一的全国性宗教组织、宗教教会与教派，没有形成能影响政治的宗教教规与宗教戒律。

无神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由来已久。战国后期集先秦唯物主义、无神论大成者的荀子肯定天的物质性，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 天地万物是客观的自然而然的物质存在，一些怪异现象的产生也不过是自然现象变化的特例而已，否定日月星辰风雨雷电的神秘性，接受了春秋以来的阴阳说和精气说等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东汉王充继承了前人反神学斗争的传统，建立了元气自然论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对以董仲舒为代表的谶纬神学目的论展开了全面的批判。他也被称为是中国最早的“通明博见”的无神论者，其着作《论衡》中充分阐释了无神论理论体系。

范缜作《神灭论》斥责了魏晋时期盛行的宗教佛学思想，坚持了物质第一性的原则，系统地阐述了无神论的思想，指出人的神（精神）和形（形体）是互相结合的统一体：“神即形也，形即神也，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不仅从理论上揭穿了神学的谎言，而且也谴责了当时封建帝王和世家大族佞佛所造成的社会危机，大大地震惊了当时的统治阶级。

明清时期王夫之在继承张载、王廷相的元气本论的基础上提出“太虚一实”的唯物主义气一元论，将无神论发展至高峰。

熊伯龙是中国古代无神论的集大成者，其无神论思想主要体现在其着作《无何集》中。

总之，中国人几千年的文化生活里没怎么感觉到神的存在和影响，所以救赎和末日审判之类的宗教套路没多少正常人会相信。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到中国时，因其作为本体论的唯物主义理念与中国本土无神论相契合，自然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似曾相识之二：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认为，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是关于对立统一、斗争和运动、普遍联系和变化发展的哲学学说。它是和形而上学相对立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认为事物处在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是由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斗争所引起的，是在肯定矛盾的基础上关于发展的学说。

而其思想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同样颇为契合。道家学派着作《道德经》一书用了几十个概念来说明事物之间的矛盾的普遍存在及其对立。例如：有无、多少、大小、长短、轻重、高(上)、左右、前后、正反、静躁(动)、刚(坚)柔、强弱、祸福、荣辱、有余不足等等。老子不仅看到了事物存在着矛盾的双方，还对矛盾双方互相依存、相互转化的关系进行了具体而形象的分析，如“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依”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等，体现了矛盾的对立统一引起运动变化的辩证思想。

《周易》是以对立统一的概念为基础构建起来的体系，太极生两仪,为天地、为阴阳、为男女,为日月,为昼夜。由此产生的万事万物无不处在两两对立统一的状态，体现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中的对立统一原理。《周易》通篇都在讲变化，其中“五行八卦”体现了“运动的普遍联系的观点” ，如“金木水火土”或“天地风雷水火山泽”，所代表的是各种现有事物，但各事物都相互联系，在此基础上相互作用而引起运动变化发展。

中国人本就善于从正反、对立的两个方面，去体悟万事万物的运动变化，正因为很早就有这种辩证思维方式的功底，接受起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也并非难事。

似曾相识之三：历史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命题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包括民众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主导力量、民心是解释历史的重要基础、民主是打破历史周期率的重要武器等等，都是它的子命题。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体现在历史事变的个人动机相对于全部结果来说往往只具有从属的意义。因此，要探索历史事变的真实的原因，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出于个别杰出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中国古代贤臣皆意识到这一点，屡屡以“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来劝诫君王；而明君亦以“得民心者得天下”来鞭策自己或打天下或治天下。

似曾相识之四：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实现人类自我解放的社会

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归结，共产主义是一个消除了阶级的社会，所有的财产归全人类所有，产品各取所需，所有的人平等地享受社会经济权利。

中国人自古2000多年前就开始憧憬对这一社会。 孔子曰：“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最终，天下各国、各民沿着不同的道路要走向同一个目的地，这就是大同社会。“同”即共同、等同、均同。“同”者，无分殊、无差别、无等次；“同”者，无不平、无争执、无冲突，由是而使社会达于平等、公正与幸福的境界。“大同”指整个人类文化、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的大同。

儒家在《礼记》中为后人确立了大同社会的图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在人类最终命运的问题上，中国古代先哲设想的大同世界和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志同道合，都是以全天下各国一统、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形态，与其说中国接受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不如说中国再继续建设祖先心中的大同世界。

飞来的普世真理并不一定都能为中国所用，唯物论、辩证法、历史观和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哲学的灵魂和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能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基因里寻找到共鸣。难怪弱水三千只取一瓢独饮，难怪几经波折后马克思主义依然能在中国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