尴尬！美国还是中国？澳大利亚一定要选边站吗？

特朗普似乎准备放中兴一码，不仅中美两国热议，澳大利亚媒体也炸锅了……之前澳大利亚电信（Telstra）跟着美国的脚步，决定“停售中兴代工的19款手机和3款移动宽带设备”，现在要不要调头？这只是近几年来，澳大利亚在中美间尬舞的缩影。

“总有人对我说，黄种人将主导这个世界。如果我们现在不做点什么的话，恐怕……是的，黄种人早晚会主导我们的世界”，上世纪90年代，保林·汉森（Pauline Hanson，澳大利亚女性政治人物，民族主义右翼党派“单一民族党”的创始人。与20世纪初的“白澳政策”相似，该党的政治纲领反对非白人种族向澳大利亚移民。该党尤其反对亚裔融入澳大利亚，同时也反对当地土著，认为政府扶助土著的政策是对白人的歧视，该党甚至主张将昆士兰州乃至整个澳大利亚变成纯白种人的社会——观察者网注）的母亲诺拉女士在接受采访时曾这样说道。

保林·汉森一直担心澳大利亚会被不断涌入的亚裔人口淹没，而且从传统上来说，澳大利亚一直有着“白澳”（White Australia）情节，保林·汉森的母亲诺拉女士讲出上面一番话，实际上也反映了这两种情绪。甚至可以说，澳大利亚民族主义就是发端于此。

澳大利亚左翼作家、维多利亚大学荣誉研究员杰夫·斯帕罗在英国《卫报》网站刊发文章：《美国还是中国？澳大利亚并非一定要做出选择》

在为制定《澳大利亚宪法》进行讨论时，人称“澳大利亚联邦之父”的亨利·帕克斯（Henry Parkes）曾做出过一个不太光彩的警告：“一定要提防人类中数量庞大的劣等民族乘船接近我们的海岸”。澳大利亚工党（ALP）提出的第一份政纲中第一条就是关于“白澳”的内容：澳大利亚应该是白人的澳大利亚。而早在1901年，澳大利亚第一届议会就通过了《限制移民法案》。

无论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事实上，当前有关澳大利亚与日益强大的中国之间的关系的讨论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当像克莱夫·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这样一位极具是非观念且进步的公共知识分子竟然也出版了一本名为《无声的入侵》（Silent Invasion）的小说时，我开始感到困惑了。一篇书评这样写道：“这是一部酝酿已久的澳大利亚本土通俗小说……该书围绕在亚洲威胁下澳大利亚所暴露的虚弱本质进行了极为细致的描写”。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克莱夫·汉密尔顿笔下的文字不断穿插于种族议题和对澳大利亚的政治效忠之间，这令我更加困惑了，比如下面这段：

“作为新南威尔士大学的一部分，澳大利亚国防学院（ADFA）并不比澳大利亚其他大学校园更加安全。正当我在该学院与一位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我国事情报工作的专家交谈时，一个华裔清洁工走进了办公室，将废纸篓里的垃圾倒进了她的大袋子里。这位专家对我说，在澳大利亚，甚至那些签署过保密协议（保密协议详细到该如何处理办公室里的垃圾桶）的公司也雇佣了大量华裔员工。”

我认为，克莱夫·汉密尔顿绝不是个种族主义者，可上面的文字竟然出自他手，我只能说，这令人感到十分遗憾。中国问题学者大卫·布罗菲（David Brophy）在一篇文章中提到，极右翼政党“澳大利亚优先党”曾这样称赞那本名为《无声的入侵》的小说：“汉密尔顿教授在这本书中所揭示的东西并不新鲜，那些东西正是澳大利亚优先党多年来一直在反复强调的”。

我们那些经常对公众发表观点的国际事务专家们曾提到，我们需要“了解中国”。可在当前的情况下，我觉得我们应该首先好好了解一下自己：澳大利亚，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一直是一个有着某种排外传统的国家。

这片被称为“澳大利亚”的殖民地进入世界历史最初是源于一场欧洲人的入侵。新到来的白人定居者洗劫了当地土著人，不过在那之后，这些白人定居者觉得自己也有可能遭到洗劫。于是，他们开始将自身的安危与为他们提供保护的大英帝国联系起来。这种奇妙的联结有时会产生令人十分意外的结果。

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1861年（美国南北战争于1861年4月爆发，英国采取了倾向南部的干涉态度——观察者网注），墨尔本当地报纸《阿耳弋斯日报》曾对读者发布了这样一则声明：“为了避免发生意外安全事件，居住在维多利亚州的美国公民今后必须受到严格监控”。

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大英帝国曾短暂地表现出欲参与进去与北方联军决战的意图。澳大利亚当时认为，既然大英帝国将与美国北方联军决战，那么自己也一定难免与华盛顿发生冲突。所以才有《阿耳弋斯日报》对在澳美国人发出登记姓名并实施监控的声明。

与上述事件所揭示的情形完全相反，我们如今已经太习惯于将自己视为美国的亲密盟友，以至于当报纸上说美国白人在澳大利亚引发了一起安全事件时，澳大利亚读者会以为报纸印错了。

1853年10月，因争夺巴尔干半岛的控制权而在欧洲大陆爆发了克里米亚战争，英国也因此向俄罗斯宣战。当时的澳大利亚人出于对俄国人的恐惧，在一些重要登陆点建立了防御工事。如今在菲利普湾港和悉尼港入口处，你仍然能够看见那些古老的炮台，那是当时澳大利亚人将大英帝国利益等同于自身利益的历史证明。

继美国南北战争之后，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澳大利亚殖民政权看到大英帝国与沙皇俄国之间爆发战争，也开始为自己可能会遭受的俄国人的入侵而寝食难安。

1877年，富有说教意味的小说《入侵》描绘了搭载有6000名水兵的俄罗斯舰队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博特尼海湾登陆的场景；在1883年出版的中篇小说《雅拉之战》中，俄国人攻入墨尔本，人们看到，“在墨尔本市区弗林德斯大街旁肮脏的排水沟里，污泥已经和鲜血混在一起”。

对于英国人来说，俄罗斯不过是全球大棋局中的一个对手。而对澳大利亚人来说，俄罗斯却是一个潜在的入侵者，他们担心俄国人会占领这片大陆，而且令他们感到忧虑的是——英国人是不是对自己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太过乐观了？

在二战期间，第14任澳大利亚总理约翰·卡廷（John Curtin）已经意识到了英国地位的不稳，他重新调整了澳大利亚外交政策，开始与美国结盟。20世纪下半叶，澳大利亚政界仍将俄罗斯视为对自己的切身威胁，不过这一次，他们是透过美苏冷战的棱镜来看待这一威胁的。

与历史上的两次先例类似，如今澳大利亚与美国所构建的新同盟重新燃起了对中国由来已久的敌视怒火，他们担心历史上的“黄祸”（the yellow peril）正在演变成今天的“红色威胁”（the red menace）。

如同19世纪的大多数时候一样，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一直是澳大利亚外交政策中压倒一切的焦点（the overwhelming focus of 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随着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亚太地区的紧张态势暂时有所缓解。自那至今的几十年里，澳大利亚一直服务于中国蓬勃发展的经济，不过澳大利亚在中国经济中的这一角色并未与其美国军事羽翼下受保护国的角色相冲突。

如今美利坚帝国的颓势已经十分明显，北京在亚太地区所扮演的角色正变得日益强势，澳大利亚希望继续扮演过去的平衡角色已经十分困难。既然如此，我们该如何对待澳大利亚罹患已久的“帝国保护者依赖症”呢？对于克莱夫·汉密尔顿以及众多澳大利亚国家安全领域里的建制派来说，答案十分简单：虽然美国并不完美，但美国至少是个民主自由的社会，而中国并不民主。基于这一观点，他们认为，澳大利亚应该继续强化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在“民主主义与新集权主义的全球较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在这个国家的早期历史上，我们曾为了获得英国人的庇护，将年轻的澳大利亚男子贡献给英国军队，让他们以大英帝国的名义去从事血腥的杀戮。二战结束后，我们为了与美国结盟也付出了类似的代价，一纸盟约甚至使我们卷入了现代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几起反民主罪行。

2003年，我们的约翰·霍华德（John Howard）总理曾非常直白地表示，他将澳大利亚参与对伊拉克的入侵行动看作是加强澳美新三边关系的一种努力。100万伊拉克人在那场战争中惨遭杀害，但澳大利亚参与那场屠杀时却并未抱着什么反独裁的目的。那场战争的恐怖影响甚至直到今天仍未完全消除。

1966年，作为澳美盟约的一部分，澳大利亚政府同意在爱丽斯泉（Alice Springs）附近设立松树谷情报基地（the Pine Gap spy base）供美国使用。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在澳大利亚拥有的这一情报设施导致澳大利亚被卷入了无人机暗杀以及美国国家安全局主导的全球电子通讯信号侦听两项奥威尔式（乔治·奥威尔是英国著名小说家、记者和社会评论家，他在长篇小说《一九八四》中刻画了一个令人感到窒息的恐怖世界，在假想的未来社会中，独裁者以追逐权力为最终目标，人性被强权彻底扼杀，自由被彻底剥夺，思想受到严酷钳制，人民陷入了极度贫困，下层人民的生活变成了单调乏味的循环。“奥威尔式”这里指政府对民众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完全的控制——观察者网注）的秘密行动。

可以说，民主国家的行为与非民主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行为之间的区别已经不再清晰了。

克莱夫·汉密尔顿指责中国在系统性地“渗透、影响并控制澳大利亚诸多重要机构”。不过，民主的澳大利亚也一直在对那些它实施控制的国家开展类似活动。

例如，堪培拉几乎毫不掩饰地使用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在马努斯岛（Manus Island）建造拘留中心——这一行为不但违反国际协定，甚至也违反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宪法。澳大利亚无视巴布亚新几内亚宪法的行为已经对这个发展中国家的法制造成了明显的破坏。

更过分的是，澳大利亚故意将具有主权的岛国瑙鲁变为了一个极权主义的附庸国（an authoritarian client state）。这个国家的主权独立如今仅限于维护其公民权以及媒体和司法体系的运转。很显然，与澳大利亚对瑙鲁所做的事情相比，中国可以说并未做什么有损于澳大利亚主权的事情。

最近，费尔法克斯媒体集团在一篇报道中暗示，中国军方似乎对瓦努阿图产生了兴趣，但鲜有评论人士提到，北京仅在非洲有一个海外军事保障基地，而美国在全球共拥有800多个军事基地，其中在亚太地区的基地更为密集。

正是因为澳大利亚与美国这个“军火库”的同盟关系，我们的国际问题专家们才若无其事地把瓦努阿图称为“澳大利亚的后院”——这个词带有明显的、毫无羞耻的殖民主义色彩。

我上面所说的内容并非为了美化中国的形象，也并非为了淡化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意图。

一部澳大利亚史充满了域外大国的影子。一次又一次，某个域外大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在我们的土地之上。我们不需要倚仗中国势力去抗衡美利坚帝国主义；反过来，我们也不需倚仗美利坚势力去抗衡中国。

本文开头提到了保林·汉森和她母亲诺拉女士的排华言论，我们决不应受其影响。无论种族，亚太地区的人们应该团结起来。在缓和地区紧张局势和去军事化方面，大家拥有共同利益，一场新的军备竞赛绝不应是亚太地区的未来。我们应为了实现上述目标而作出切实的努力。

（观察者网马力译自2018年4月26日英国《卫报》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