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洲代际流动率看上去很美？移民在有生之年能看到“脱贫”希望吗？

近日，经合组织发布了一张图表，内容是通过基于父辈与子辈之间的收入弹性进行的评估，告诉你需要多少代人，才能让一个低收入家庭成员达到社会平均收入水平。评估显示，如果你出生在澳大利亚的贫穷家庭，那么要等到你的重孙一辈，也就是四代人的时间，才能将收入拉近到平均工资水平。

从经合组合的这张表格来看，澳洲穷人“脱贫”的速度比不上丹麦、芬兰等在两到三代之间就能达到平均收入水平的国家，但是高于多数发达国家的平均速度。世界前两大经济体——美国和中国，消化代际差异分别需要5代和7代人的时间。

如果就此认为澳大利亚代际差异和流动性值得赞美，那就是过于天真了。事实上，在这个国家，许多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和千禧一代并不能“享受”到这一代际流动的速度。对于移民，尤其是第一代移民而言，与本地居民是隔离还是融合，决定了他们的代际流动速度。也正因如此，经合组织将代际差异、社会流动性“停滞不前”的问题，归咎于种族不平等的加剧。

种族不平等导致了代际差异？

我们可以从美国的一项研究一窥端倪。在名为“机会平等”的研究项目中，美国经济学家Raj Chetty及其同事对代际种族差异进行了调研。他们发现，首先，差异的代际持续性在种族间存在很大差异。西班牙裔美国人的代际流动率相对较高，其跨代收入分配显著上升。

相比之下，亚裔美国人和美国黑人的上行可能性要低得多，而向下流动率则相对较高，致使收入差距持续存在。另外，黑人和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几乎完全由男性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情况决定，不过，女性之间的差异则没有那么明显。

其次，代际流动的比率取决于儿童成长的地方。家庭性质也决定了差异的存在。第三，即使在同一个社区中长大，移民后裔和白人之间的差异性也非常大。在99%的人口普查中，移民后裔男性成年期的收入要低于白人男性；在贫困程度越高的地区，亚裔、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差距越大。

长期的种族歧视和跨代隔离，是致使二代三代移民与白人之间差异性难以消除的原因之一。

总部位于哥本哈根的ISS（综合服务解决方案公司）全球首席执行官Jeff Gravenhorst表示，像澳大利亚这样的发达国家，应该把重点放在整合移民上来，而不是对移民“关门”。因为发达国家需要更多的人力资源来支持老龄化的人口。ISS为世界各地的第一代移民提供清洁、餐饮和接待服务的工作。

“不可否认的是，像清洁、餐饮等行业，是移民进入一个国家的非常好的首份工作，”Gravenhorst先生说，“对于澳大利亚、丹麦、英国等发达国家来说，如果无法获得足够的年轻劳动力，就难以支持人口老龄化。”

也的确正如Gravenhorst所说的那样，上一辈来到澳洲的中国移民当中，一大部分人均从事清洁、餐饮之类的服务行业。虽然工种无贵贱之分，但不可否认的是，该类工作的保障和收入都相对较低。

结合Raj Chetty的研究，移民们为了让后代获得更好的生活，前赴后继地从原生国家来到发达国家，但是种种社会因素仍然制约了移民消灭代际差异性所用的时间。在任何一个国家，移民始终无法消除与其他民族、和其国家的原生居民之间的隔阂，大多生活在移民组成的固有圈子里。即使来到了代际流动性高的国家，对于他们而言，要消除代际差异仍然需要花费与在原生国家同等长的时间。

房屋所有权下降导致代际不平等：HILDA

除了移民，澳大利亚“千禧一代”也面临代际流动减速的问题，换言之，年轻人想往上一个层级流动，要比他们的父辈更加艰难。一个关键的原因就是房产。

据家庭、收入和劳动力动态（HILDA）最新报告显示，在澳大利亚，租房者的人数正在不断增长。出租房屋的总体比例从2001年的28％增加到2016年的31.3％；15-24岁的人选择与父母住的时间更长。

HILDA墨尔本研究所副主任兼报告的编撰者Roger Wilkins表示，这项新调查突显了当代年轻人的困境。在2001年开始的调查期间，研究者追踪了9500户家庭，约17,500多人；发现在18至24岁这一年龄段的人，从房屋租户过渡到房屋所有权的人数一直在下降，比例从2001年的3.5％下降到2016年的7.6％。

房屋所有权的下降与代际不平等有很强的联系，“代际不平等现象有所增加，而且与房屋所有权密切相关。”

Wilkins解释说：“租房者面临更大的财务压力，特别是与直接的房屋所有者相比，他们的财务风险也相对偏高。这实际上是一个恶性循环。”

根据该研究报告，电力和天然气价格上涨，但自2014年以来，家庭平均支出一直在下降。不过，用于儿童保育的支出却在上升，且在低收入家庭中最为明显。

“在代际公平方面，当你让年轻人面临更高的房价和更大的学生债务时，不公平显然已经产生。因为他们需要在劳动力市场上，乃至薪资水平上取得进步，然而当今的市场并不太容易接纳新进入者。”

HILDA表明，就业不足率目前为8.3％，对年轻人的影响尤为严重。在15-29岁的HILDA参与者中，超过18％的人表示他们处于就业不足状态，从事兼职工作，但他们都表示希望工作更长时间。

Wilkins教授说：“或许我们需要考虑对自筹资金的退休人员征税，并减少对低收入者的税收。”

有研究显示，尽管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教育机动性最强的国家之一，但在与许多欧洲国家和美国的对比之下，澳大利亚职业流动性方面的表现较差。澳大利亚的年轻人倾向于选择他们父母的职业，限制了总体流动性。不过总体来说，他们普遍超越上一代人受教育的水平，或有助于增加代际流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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