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关你我 |《澳中关系与澳洲华人的挑战》

在我超过50年的公职服务生涯中，我一直强烈支持一个真正的多元的澳洲，这反映了我们地处亚洲的地理现实，而不是我们的欧洲历史渊源。现在我们的人口中28%在海外出生。2016年的统计第一次显示，250万海外出生的居民来自中国、印度、菲律宾等亚洲国家，超过欧洲。现在我们如乔治·迈格劳金斯所说，不再是一个盎格鲁-欧洲国家，而是一个欧亚国家。

我们社会里有些人对这种发展感到震惊，不能接受我们不再是一个大体上单一民族、单一文化的“白色澳洲”。这种情绪体现在弗雷撒·安宁参议员在国会的第一次演讲中，这是我们现代国会历史上最丑陋、最无知、最具挑衅的一页。

但当两大政党隔天齐声谴责安宁的演讲的时候，那就是我们国会最美好的一页之一。我希望齐声谴责的原因不只是因为他使用了“最终解决方案”这种术语，未来当媒体和政治边缘评论家再发表种族歧视言论时，哪怕不使用这种术语，我们的国会议员们也能齐声谴责。

澳洲华人无论是已经在这里居住了许多个世代，还是最近的新移民，都构成我们非盎格鲁、非欧洲、多元澳洲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我们庆祝第一位有记录的华人移民麦世英1818年来到澳洲的200周年。统计数字是：120万澳洲人（总人口的5.6%）是华裔，他们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越南、柬埔寨、东南亚、或其他地区。移民人口增速已经超过本土人口出生增速，来自中国的移民占比最多，占15.8%。澳洲现在55万留学生里，31%也就是17万人来自中国，12.5万在我们的大学里就读，对我们的大学做出巨大经济贡献。

澳洲华人不只是数量庞大，同时也对我们的社会做出巨大贡献，特别是在商界、公共服务圈、政界、媒体界，他们中的一些人取得了高学历、高社会经济地位。随着我们明白到21世纪不单是一个亚洲世纪，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中国世纪，我们的华人社区定将成为我们社会不可或缺的高价值群体。

我自己的小办公室里就能看到澳洲华人的贡献。罗介雍的祖辈从中国南部到越南，父辈从西贡经马来西亚于1978年作为难民来到澳洲，他在我的澳洲国立大学校监墨尔本办公室里工作。他保持着他的华人文化身份，能讲粤语、国语，并且使用华人名字。同时对澳洲和自己的本地文化的热诚就像我这样的澳洲人一样。他现在33岁，从墨尔本大学毕业后在地方政府从事过各种各样的职业，在公共服务和非政府组织中担任政策官员，并曾担任负责协调霍巴特与西安之间的姐妹城市关系的顾问。他在政治和社区服务方面非常活跃，经常撰写和出版有关澳洲华人的经历，有着很好的前途。

虽然我们社会里有很多个“罗介雍”，大家都知道现在澳洲华人的处境不如以前了。中国崛起和美国衰落改变了许多人对中国的看法。关于中国对本地区多个国家的夸大影响让澳洲华人受到怀疑，甚至被视为潜在的内奸，这是前所未见的，也让我们感到非常痛心。

昨天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报道，最近在中国出生的居民取得澳洲公民的数量大幅下降。2017-18财政年度的头8个月，只有1500个申请人获得国籍，2016-17年有6500人。如果报道属实，这种情况应该与过去两年来澳中两国的紧张关系与因此产生的对华人忠诚的怀疑有关。

只要一天中国对澳洲的军事威胁不被视作和意大利、希腊、印度一样低，这样澳洲华人的忠诚就不会被和意大利裔澳洲人、希腊裔澳洲人、印度裔澳洲人的忠诚同等看待。我想迟早人们会明白过来的，今天与明天的世界和上世纪中叶已经很不一样了，那时的德国与日本还认为发动领土扩张的侵略战争获得的好处超过代价。

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澳洲华人因为澳中两国关系的恶化而受到连带伤害，就像2017年初以来我们经历的一样。自从总理谭宝8月7日在新州大学发表演讲以后，我们有理由相信最坏的时期已经度过。但是现在我们还不能确定一切已经恢复正常，所以我们有必要知道发生了什么，为什么会这样，并探讨未来持续正面发展的路径，确保澳洲华人不承受连带伤害。

澳中关系曾经几度面临重大挑战，有1949-72年（建交前）、1989-91年（天安门后）、1996年（台海危机时霍华德呼吁围堵中国）、2008-09年（陆克文的“诤友”演讲）。2017-18年的这一次之所以难度过，是因为至少有四个原因：

1）执政联盟的高层官员对中国使用了麻木不仁、不尊重、扩音喇叭式的外交言论。

2）关于中国对澳洲国内政治和教育有过度影响和干预的混乱讨论，不可避免的激起了北京非常负面的反应。这种讨论从2017年6月费尔法克斯媒体与ABC的调查报道开始，后来有总理前顾问高安西的媒体文章和汉密尔顿的《无声的入侵》，还有情报局的放风，他们都指中国共产党的统战部在渗透澳洲的机构，包括得到著名澳洲华裔政治捐款人及商人周泽荣和黄向墨的协助。由于邓森想用支持中国的政策来换取对工党的捐款，事件被扩大了。但是其余关于中国的过度影响就没有确凿证据，比如在大学和留学生问题上，还有关于澳洲华人。虽然这么说，澳洲国会今年的立法是正当的。中国对于媒体和公共讨论中不断把中国单列为威胁很不高兴，即使立法本身没有把中国列为威胁，现在好像也没有打算让立法妨碍两国关系。更长远的负面影响可能体现在对澳洲华人方面，立法会引起对澳洲华人的怀疑，让他们成为替罪羊，就像20世纪初和白澳政策时期那样。我们的担忧是即使两国间的裂痕能很快弥合，对澳洲华人社区的伤害可能更难修复。

3）中国担心澳洲对所谓安全风险的过度反应会影响中国投资和其他商业活动。虽然这个问题也曾发生在交通和通讯设施上，包括达尔文港和新州电路，但是关键还是在华为的未来。华为2013年被禁止参与澳洲的国家宽带网络，现在澳洲政府也在讨论要禁止华为参与澳洲的5G网络。

4）从2017年初开始，澳洲的外交政策被认为太过接近美国外交政策，这在过去可能不奇怪，但是因为新的特朗普政府在本地区的极不稳定的行为，这就变得难以理解了。

澳洲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把中国视为威胁或认为中国施加不可接受的影响和干预。洛伊研究院2018年的调查显示82%的澳洲人认为与中国是“比经济伙伴更好的关系”，而不是“军事威胁”，比2017年上升3%。虽然有对外国政治干预的激烈公共讨论，我们对中国的投资似乎比影响更担心，因为仅41%澳洲人视外国政治干预为“严重威胁”。洛伊研究院的调查还发现，许多澳洲人信任习近平超过特朗普（43：30）。

解决过去两年两国的紧张关系有助于缓解澳洲华人的焦虑和不适。我一直相信澳洲人总体上是有教养的、和善的、宽容的，本质上对非盎格鲁-欧洲人不抱种族歧视或敌意。有时候，当发生经济焦虑或安全焦虑的时候，文化焦虑可能会浮现并转变为对国家主流社会以外人群的敌意。

虽然这么说，多元文化给澳洲带来的丰富能量仍然压过偶然发作的过敏反应。种族和信仰上多元的澳洲对我们的态度和面貌、对我们看待和沟通世界的能力的影响仍然超过负面因素。多元文化的关键在于它给予我们的不只是新面貌，还有新资源和新能力，全新的人力技术基础，来应对负面影响。对于澳洲的未来，没有比澳洲华人更能打造这个全新的人力技术基础的了。感谢你们过去所做的贡献，感谢你们定将为我们这个新的欧亚国家的未来所做的卓越贡献。

在上文摘译中所提到的"安宁的演讲“，即凯特澳大利亚党（Katter's Australian Party)的参议员Fraser Anning （弗雷撒·安宁）于2018年8月15日在议会发表的首次演说，我们不妨把其称作为"白澳宣言”。

以下是该演说的全文链接地址：

http://mobile.abc.net.au/news/2018-08-14/fraser-anning-maiden-speech-immigration-solution/101202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