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圈征税风暴席卷中国 权贵资本主义才是真正隐忧

中国公知崔永元不屈不挠的娱乐圈偷税漏税大爆料，引发中国影视圈税收风暴。十一黄金周期间，中国女星范冰冰被罚8.8亿元，舆论仍不依不饶直称官方“轻判”。而就在近日，多家中国影视公司接到官方税务部门通知，内容涉及补缴三年税款。这在造成整个娱乐圈强震之余，亦引发舆论场强烈关注，到底是什么造成今时今日中国娱乐圈乱象？ 

中国娱乐圈风暴才刚刚开始

一份疯传网络的《横店工作室会议内容》文件11月28日称，中国税务总局下达浙江税务局，要求影视工作室展开税务自查自纠，影视圈的补税工作正式实施。税务部门已在3天内约谈了17名艺人，不过并未透露姓名。 

11月30日，网上传出了17位被中国官方约谈并补税演员的名单，全都是一线演员，黄晓明、杨颖夫妇、吴奇隆、周迅、杨幂、赵薇、赵丽颖等都在名单内。而据传这一批被约谈的影视明星总数达150人，紧随其后还会有两批总计400位明星将被官方约谈。 

另有中国大陆媒体引述爆料称，“上海沧州影视基地，税务稽查，邓超孙俪两人补了2.5亿，消息准确！” 

目前，对中国官方出重手打击娱乐圈偷税漏税，尽管娱乐圈出现反弹声音，但是中国舆论场以及民众几乎是持一边倒的支持态度的。 

“一声长叹一声雷”

整个事件中最危险的，不是影视明星利用所谓阴阳合同以及跑到“避税天堂”注册公司从而实现偷税漏税。危险的是，为什么影视明星偷税漏税大行其道却一直未能引起重视，直待崔永元“一声炮响”公开爆料并冒着生命危险不屈不挠坚持其爆料，娱乐圈偷漏税最终才提上官方议事日程？ 

崔永元在《一声长叹一声雷》微博长文中曾大倒苦水，“他们认识税务局的、公安局的、证监会的……”。 

“第一次去（税务总局举报偷漏税），给看了证件倒了热茶，相对仔细地看了证据。和（大轰炸）有关的她的证据就是这次提供的。第二次去，提供的全是华谊兄弟的证据，相当一部分税务总局看不懂。第三次是突然被叫去的，多了两张陌生的面孔，没有自我介绍也没有出示证件。对我补充提供的阴阳合同证据看都不看。拐弯抹角地询问我是从哪里弄到的（大轰炸）的合同。一高一矮两位越问越急，终于原形毕露，这是俩蛮横的警察。” 

其后崔永元向提问他的警察要求出示证件，对此，接待崔的中国税务部门工作人员回应称要请示领导，于是就没了下文。 再其后，崔永元称，上海公安局经侦大队对所有他参与的公司彻底侦察，对他以前的助理不断询查，彻夜询查。而对彻查崔永元的警察，崔在描述中毫不掩饰厌恶与无奈情绪，“曾经当着我的面，他们喝两万一瓶的酒，抽一千一条的烟，几十万的现金用个书包就提走”。 

就这样，崔永元称他的危险来自四面八方。这一危险不仅来自税务部门的漠视和不作为，还包括相关方面的侮辱诽谤甚至死亡威胁。 

娱乐圈偷漏税公开爆料后，崔被指“精神病患者”、“流氓”、“叫兽”、“骗子”以及大搞婚外情，其女儿的姓名、照片、留学城市等个人信息亦遭到泄露，一名有着中国空军背景的“国际试飞员徐勇凌”透过微博账户发出威胁，“崔阳寿不多了”、“和我斗，黑道白道都不是个”、“击毙疯狗崔永元”。 

在诽谤和威胁面前，向警方求助的崔永元同样遭遇漠视和不作为。“每次去报案，办案人员均以要请示上级为由让等待，最长一次等待5个多小时才做笔录。在笔录过程中，发现警员对网络环境非常陌生，跟他们描述个事情要费吃奶的劲儿，还时常表现出不耐烦。此外，每次询问案件进展时，均被以各种借口打发、拖延。其中一名承办民警房子豪甚至宣称去了上海‘找不到黄毅清（诽谤崔永元者）’”。 

崔永元中国娱乐圈偷漏税爆料事件背后一长串的诽谤、死亡威胁、漠视、不作为，其背后或隐或现都存在着一个复杂的利益链条和关系网。 

权贵资本主义

当今中国，在很多关键领域，利益格局已经固化了，特殊既得利益集团利用权力并向权力“寻租”把持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权力部门利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故意“设租”。几乎在所有的领域，中国改革都面临着很大的阻力。 

对此，早在1990年代，中国经济学家吴敬琏就对中国面临“权贵资本主义”发出严厉警告。 

“如此巨大的‘寻租’利益，也会培育起一个人多势众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会力图在我国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利用权力不但进行‘寻租’，而且进行‘设租’活动，以便造成新的寻租可能性。如果政府不能采取坚定而正确的措施制止事态的发展，弄得不好，由寻租到设租，会构成腐败泛滥的恶性循环。那么当这种权贵资本在一个国家居于统治地位时，大量社会财富被少数人鲸吞，广大群众则陷于普遍的贫困之中。这种情况在某些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已经发生了，我们决不能听任它在中国重演。” 

而12月2日，中国官方智库——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阶级阶层变动情况报告，称“从现阶段的情况看，主要应该防止两种可能的极端主义走向。一种是权贵主义，另一种是民粹主义”。 

在中国娱乐圈偷漏税事件中，与其说中国民众痛恨的是影视明星偷税漏税，不如说他们更加痛恨社会不公和相关方面的不作为；与其说中国民众极端仇富，不如说他们更加在意基本的公平和痛恨权贵资本主义。 

习近平本人亦曾经深刻论述权力寻租称，“每一个权力中心的周边，都聚集了一批仰其鼻息的既得利益集团。这些人因为接近权力中心，得以垄断资源，获得巨大的利益。他们可能是权贵阶层，也可能是‘白手套’，他们游走在边缘，与权力完成合谋”，“每一个贪腐案件中，官员的身边莫不聚集了一批‘近权力的楼台先得利益’的商人。权钱交易，是贪腐永恒的话题。规制权力始终是中国社会的一个难题”。 

在中国改革开放已经走过40个年头的今天，贫富悬殊表象下的社会不公已经日益进入执政党的核心议程，而解决“权贵资本主义”式的社会不公和社会失序，首先是个规制权力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