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无法容忍香港有“两制”无“一国”（组图）

导语：作为一个信号，香港前警务处处长曾伟雄就任禁毒委副主任，绝非因循过去史美伦或梁定邦模式那么简单，也非陈冯富珍的上升路径，而应被视为新时期下“一国两制”再进化的某种探索或先兆。越来越多迹象显示，北京对目前陆港互动体现的“一国两制”不太满意，因时时处处都太强调两制，而淡化一国，这是北京绝不愿意看到的。“一国”的强化意味着全要素的交流，人才的互动才是题中之义，曾伟雄或许只是一个开始。 

日前，前香港警务处处长曾伟入职中国内地中央政府，被认为是一个带有标志性的事件。事实上，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中共的确在考虑兑现“一国两制”50年不变承诺的同时，强化陆港两地的深度融合。 

但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毕竟香港脱离故国150多年，其经济、政治法律、人文思想必与今天的大陆相去深远，注定所谓“二次回归”都不会是一件令人感到轻松愉快的历史进程，甚至在特定境遇下也不排除矛盾突然释放的可能。但这一历史进程又是必须的，从某种意义上正是因这种进程的缺失，香港的今天才需要补完这一进程。 

1997年香港回归后，建制派与民主派对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认知各取所需，可以说都有自己的不同理解和侧重。但是，既然回归已成事实，融合便成为大势所趋，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 

起初，融合在陆港民间交往中扩展。2003年，大陆中央政府与香港政府按照协议开始开放一些大陆城市居民赴港自由行。短期内，大陆赴港人数骤增，期间一些难以控制的陆客不文明行为如幼童当街小便、地铁饮食、公众场合喧哗，以及涉及水客问题、双非产子等问题，导致香港民间对陆客形象认知急剧恶化，矛盾爆发的伏笔就此埋下。 

最初的民间冲突同时，大陆在香港管治问题上的一些表态和言论，触发本来就对大陆政府抱持偏见（尤其是因为1989年的六四事件）的泛民阵营等的疑虑和不满情绪。这些问题包括在落实普选制进程等香港政制问题上。 2012年一直被认为是陆港关系的一个转折。当年梁振英当选香港新特首，陆港两地的深度融合开始加速。不过，也正是在这一时间段，长期积累的陆港矛盾开始爆发并被有意无意地升级至政制和地位自决的高度。 

2014年，在《香港城邦论》等香港民主自决理论的思想准备下，占中运动爆发。它代表了1997年香港回归后，民意冲突和政治不信任所刺激下的“港独”从理论付诸实际行动。事实上在此阶段，陆港两地民间都拒绝再将“融合”中的不愉快个案视为单一事件，一方强调“道不同不相为谋”，另一方面指责片面强调自身地位的特殊性，殖民心态作祟甚至数典忘祖。 

大陆中央政府一方面意识到“两制”之下“一国”的思想文化基础本身的缺陷，可能是导致1997后一代敌视大陆敌视中央的根源之一；另一方面则希望通过陆港经济深度融合加强联系，通过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的实施补足国家认同抑制港意识。 

如今，从经济上，香港未来发展早已纳入大陆历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范畴。尤其是2017年，大陆国务院总理在政府报告中首次写入“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实践不动摇、不走样、不变形”，对港独并发出警告的同时，还首次将“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了聚焦重点，抓住了粤港澳未来合作发展的关键。2019年大陆发布《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将香港定位为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和国际航空枢纽，并需大力发展创新及科技事业，培育新兴产业。

而从政治上来说，陆港两地早前在媒体、舆论空间接连发生龃龉，甚至被质疑挑战香港司法独立体制，如今在香港基本法23条立法上仍然存在博弈，司法的合作与交流仍然是一场艰苦的话题。 

不过可以料想，如果说早前泛民阵营自觉香港在大陆强势下空间受压抑的话，那么以前可能只是一种艰难的不适应，但是未来，香港可能会面临更清晰的自我定位难题——这种定位不见得互相矛盾冲突，但是肯定不是泛民甚至不是全体港人所能顺利接受的。在大陆看来，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必须效忠于所在的国家。而“两制”是为实现“一国”所做的策略选择，否则舍本逐末“一国”便名存而实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