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队割席 香港社会撕裂后的三种变化（组图）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出席8月13日的行政会议前会见传媒，她说，香港恐怕会出现五劳七伤，恳请市民放下歧见。在传媒提问环节，林郑月娥再度被问到哽咽，记者会草草结束，在她转身离开的瞬间，有记者大声喊道“林太，好多市民问你几时死呀？”（林太，好多市民问你几时死呀？）

香港传媒的意识形态站队，香港记者的缺乏素养，林郑月娥完全丧失管治权威……在这“一问”中尽显，也成为此次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以来，香港所面临最严峻危机的最新注脚。

香港反修例运动发展至今，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移。示威者方面，因为本月底是香港“831”决议五周年，并且在目前已经出现流血冲突的情况下，更激进的“勇武派”将逐渐掌握话语权，开始主导对抗行动。在北京，中国港澳办新闻发言人杨光周一（8月12日）严厉谴责"香港极少数暴徒"，表态示威者“出现恐怖主义苗头”。这种定性，以及近日中国政府频繁在互联网上发布深圳武警、公安集结，演习的官方视频，都是一个强烈的信号。

香港局势，正在向着前所未有的激进方向滑行。无论最后以何种方式收场，已经回归中国22年的东方之珠，未来将无法避免以下三种“变化”。

群众运动、社会运动发展到政治运动后，呈现的一个重要现象就是必须要“表态”，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示威者，都在要求社会上的每个族群、个体进行表态，站队。

香港反修例运动使得林郑管治威信尽失。图为林郑月娥在8月13日的记者会上。（HK01）

在香港政治光谱中，民众的政治态度可以大致分为“建制派、温和民主派、中间派、激进民主派、本土派”，以往历次的大型游行中，温和民主派和中间派都占大多数。

根据香港中文大学对今年历次游行统计数据，温和民主派与中间派的比例，前期在大型游行，温和民主派的比例普遍较高，介乎34.9%与43.2%。但是随着6月份事态的变化，激进民主派的比例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由6月9日（游行）的3.2%，增加到6月17日（流动型集会）的7.5%，并持续维持在这个水平，介乎6.6%至9.7%。同时更让北京担忧的一个数字是，“本土派”，即比激进民主派更极端的人士在不断增加。

这表明，温和派、中间派开始被动地被极端派“割席”。同时，因为这些政治上的“本土派”，在行动上又大多是“勇武派”，即摒弃“和理非”观念，要求与香港警队、港府甚至北京进行武力对抗。因此他们的行为方式更加激进，即使被冠以“和理非”名头的“三罢”运动，已经开始遭到很多香港市民，尤其是中间派的反感。应该说，从“三罢”开始，香港各区的示威中，已经再罕见中间温和力量。

这种表态、站队和中间派、温和派对激进派的不满相结合，香港社会曾经占据主流的中间温和力量在不断分裂，一部分人开始“左转”，因为他们想要的自由与民主绝不是以这种方式得到的。当然也不排除一部分香港民众因为对这段期间香港警察，港府的不满，开始“右倾”。

同样在数据调查报告中显示，从6月21日开始的大部分调查结果，除了七一游行外，有超过50%的受访者认同应“进一步把抗争升级”的。到了8月4日的西环集会，更有54.1%的受访者选择该选项。

所以，尽管整个“反修例”运动的口号之一就是“不割席”，但是可以预见，即使8月内示威运动被中国中央政府平息，但是整个香港社会将陷入一场空前的“割席运动”中，中间力量将不断减少，温和派的空间越来越少，“紫荆花”不一定会凋谢，但是会“撕裂”，这是香港社会难以避免的现实。

第二种变化：阵痛还在十年后

其次，香港的阵痛还在其后，十年之后香港的情况或许将更严重。

综合各示威活动，“反修例运动”参与者以年轻人为主，大部分介乎20岁与30岁之间。参与者的教育程度偏高。自称属中产阶层的参与者比自称属下层阶级的参与者多，但在个别示威行动中，两者比例颇贴近一半对一半。

从6月至今的历次大规模示威的参与者中，有60%—70%的人曾参加过2014年 “雨伞运动”。值得留意的是，这次“反修例”亦是不少受访者第一次参与的社会运动，比例介乎12.7%至22.5%。

所以，毋庸置疑，今天香港社会的“反建制”力量、“勇武派”，基本上都是20—30岁的年轻人，而且以香港大专院校学生为主。多维新闻此前曾在《中共治港策：“一国两制”从消极到积极》中曾分析——“无论是占中，还是修例，都表明中国政府治港政策最大失误在于没有尽早在香港推行去殖民地化教育。使得整个香港社会的意识形态混乱复杂。青年一代陷入集体“梦游”，缺乏身份认同、社会认同和国家认同，成为一系列对抗事件中的主力。中央政府更应当忧虑的是，这群年轻人将在未来几十年成为香港社会的中坚。今天其实已经为时已晚，但如果不能快马加鞭推行去殖民地化教育，积极地与港独争夺各个阶层，恐怕二十年后香港社会情况将更令人忧心。”

在10年、20年后，今天上街的这批香港年轻人将成为香港的中间阶层，当然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人会进行反思，从激进走向建制，这是世界上很多出现过学生运动的共同趋势。

但是要注意的是，今天香港反修例的目标与西方国际多数的示威游行有着本质区别，今天香港年轻人的口号是“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他们的根本目标是政治目的。即使10年、20年后这些年轻人的经济环境得到改善，但是并不能消弭他们的政治目的。反而“占中”、“雨伞革命”、“反修例游行”将成为他们的“共同记忆”。所以对于北京而言，尽管今天香港的事态已经十分棘手，但是真正的动荡和撕裂还在十年之后。

第三种变化：未来中央治港政策必将大调整

从6月“反修例游行”开始，又恰逢中共高层“北戴河夏休”，因此中共决策层究竟如何看待此次香港事件，一直未有来自中共高层的直接表述。但是可以想象，在整个七月迄今，中南海决策圈一定是紧锣密鼓，所谓“北戴河夏休”也一定变成“北戴河会议”，香港事宜某种程度上已经和中美贸易战共同成为当下中共高层要解决的“头等大事”。

来自中央、军方、港澳等各系统的调研、研讨会和南下“摸底”也一定层出不穷，例如8月7日中联办和港澳办就在深圳召开了香港局势座谈会，而这也只是冰山一角。

再加上目前中国社会也已经开启了对于香港治理、对于一国两制的反思和讨论，所以，反修例事件带来的可见直接后果，就是北京治港政策必将面临重大、全方位调整。

多维新闻此前曾认为，九七之后，中国政府就在政治上，过度强调香港与大陆的“两制”区隔，过于重视“井水不犯河水”。表现在治港工作中，北京也是这不能碰，那不能改，过度相信港府官员的政治自觉和能力素养，低估了殖民地时代对香港社会结构、港人国族理念与价值观形塑，对香港事务持整体不干预态度。并习惯性地错误以为“两制”就是陆港区隔，使得缺乏“一国”的“两制”成了港独和激进本土滋生的温室。

同时，中央治港机构和主要官员一直以来缺乏主动接触香港社会、特别是作为香港人口主体的泛民的主动性。“密切联系群众”和“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统战精髓在治港工作中走调。和建制派及商界的过分亲近，使得中央政府不仅将居于人口多数的泛民推到了对立面，失去了与多数市民的沟通机会，也失去了对社会脉动的精准把握能力，无法根据普遍民意适时进行政策调整。

中国政府是否应该反思，为什么要求普选的主张得到大量香港中产阶级和底层市民支持?为什么左派的话语被泛民力量和“港独”势力所利用?为什么中央政府对港工作会被香港市民解读为“亲资本”的形象？港人治港不是商人治港，也不是建制派治港，今天香港社会精英阶层已经与中下层割裂，民众日益固化的香港社会缺乏社会安全感，使香港市民情绪极端化。经济上的不民主，直接导致香港市民要在政治上需求民主，民众情绪需要有渠道表达和释放，但是香港中下阶层缺乏有效的意见表达渠道，香港很多社团和界别代表等并未与其所声称代表的民众有深入广泛的联系，反而越来越成为少数人的特权。

相信目前在中共重要智囊机构，关于未来如何治理香港，已经开始有智囊和学者开始形成课题讨论，在土地，住房，产业，民生，教育，意识形态等领域，全面根治香港的“顽疾”。首当其冲，中央政府应该主动、完整，而非被动、片面地接触香港各个阶层民众，在认识到香港“一国两制”的客观实际，在保证国安前提下，让不同阶层、不同意见的人进行有效博弈，特别是给予香港中下阶层更多政治参与机会和意见表达渠道。而不应该让中央权威将某些个人、某些阶层捆绑在一起。

今天香港反修例游行，不仅是22年香港回归后改变港人命运的重大事件。对北京而言，是治港政策变化的节点，是重新思考“一国两制”的契机，甚至在借此观察中国国内民意对中共态度、对港台的态度，以及未来“两岸关系”如何发展，都是一个窗口。而对于绝大多数的香港人而言，今天不应该再过分相信他们的生活还会回到以前。因为这三种变化，即使是普通的港人，身处这个社会，都将亲眼目睹、亲身经历未来香港社会的撕裂、阵痛和修复。这对于香港而言，是好是坏？目前还难以下最终定论，有可能未来暴力冲突频繁，波及民生；也有可能借此治港政策大调整，香港人的生活将彻底得到改善。盒子没有打开之前，谁也不知道其中会飞出什么。不过应该有足够的信心，北京是抱着香港明天会更好的初衷，而港人狮子山下的拼搏精神也仍在，在经历了此次风雨之后，香港会继续璀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