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思百日“反修例” 香港是否依然还是香港（图）

一场街头政治运动映照出香港根深蒂固积重难返的政治社会矛盾。（新华社）

从6月初算起，香港“反修例”这场旷日持久的街头政治抗争已经满百日。其时间跨度虽然并非香港回归以来最持久的（“占中”运动如果考虑酝酿阶段时长则远超此次运动），而且其导火索也只是一次偶发的刑事案件所牵涉的司法引渡问题而非结构性矛盾，但是它对香港社会的冲击可能是更为深远的。

如今，迫于中共建政70周年在即的内外政治形势以及在此情势下港府所展现出的和解姿态，示威行动暂时转入低潮。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反修例运动背后的香港社会结构性矛盾和政治分歧得以消解、外部影响宣告“退出”，但是当下，对于“沉淀”或者省思这场运动的起因、走向和影响来说，应该说是一次适逢其时的绝好机会。

此前，在长达三个多月的时间内，示威者基于一个或者说若干个诱发点，被一种街头政治热情所感染，林郑政府在那种情势下去呼吁大家歇一歇、静下心理性沟通显然是不可能；而对于港府来说，处理大规模社会动乱仍然是需要经验的，而缺乏经验的后果是对事态发展的方向通常不自觉地做出过度反应……这一切都不利于去思考香港的未来前途问题。

9月20日，以言论犀利著称的香港经济学家、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前系主任雷鼎鸣在《香港动乱三个月，留下和失去了什么？》一文中对反修例运动对香港社会的影响表达了忧虑。文章认为，截至目前，香港的自由经济体制（低税制、零关税、小政府）虽然未受挑战，香港经济叠加中美贸易战因素导致年度增长停滞甚至负增长也只是短期的，但这不足以概括这次运动的破坏性。“有些东西能保存外，香港也因暴动而蒙受巨大损失。第一方面是对法治及社会所认可的行为规范的破坏……大量犯了法后未能被起诉，或被起诉后因遇上不同立场的法官而量刑千差万异，又或等好几年才能上庭等等不理想情况，早已造成市民对现存司法制度或其运作的不信任。第二方面是人力资本的误投。”他分析说。

事实上，从深远看，雷鼎鸣认为这两大影响甚至比“占中”运动造成的恶果还要严重。

尽管当下尚无完全足信的民意调查数据和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可以印证，但是如同历史上反复上演的，一场街头政治运动会否扭转历史车轮的前进方向呢？抛开雷鼎鸣所担忧的两点，其实这场运动也等于一面巨型的镜子，映照出了香港社会各阶层的政治撕裂、对立，普通市民、青年学生、富商巨贾、外籍香港永久居民……也展示了所谓的自由开放社会如何包蕴着各种形形色色的力量甚至国际势力，以及他们又扮演着怎样的隐秘角色。

如上文所述，这场运动的发生被认为并非源于一纸司法互助条例，而如今其暂告段落也不是在一个社会矛盾充分释放并彻底解决才实现的，而是在暂时遏制了矛盾激化的背景下出现的。因此，它不可能改变香港未来前途，除非这一矛盾得到结构性的彻底的解决。

同时，无论示威的参与者还是旁观者，无论是支持者还是反对者，无论是香港市民还是内地民众，经历此次街头运动，恐怕也会受到一场“精神洗礼”，对运动本身的失控可能和运动本身所能达到的效果产生新的认识改变。

就在雷鼎鸣文刊发的同一天，中共最具权威的《人民日报》在第19版刊载了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主任王振民的文章《香港问题：本质、共识和出路》。王振民为研究港澳法治的学者，2018年前曾南下香港离开学术界3年，任中联部法律部部长。王振民虽然言辞犀利，但在港任职期间也颇有令名。反修例运动以来，王振民表态发言不少，其中尤其是在8月24日全国港澳研究会深圳“重温邓小平重要讲话”专题座谈会上的讲话最为简洁、有力，也被认为最能代表北京的真实态度。在那场发言中，王振民说，“很多香港市民担心国家会否因此就抛弃了香港，牺牲掉香港！请大家放心，祖国不会感情用事，不会牺牲香港，会与香港同胞永远站在一起，不离不弃的共渡难关，我们对香港有信心，对香港青年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他们回心转意的那一天！”

一个月后的今天，王振民在《人民日报》刊文总结道，这次香港事件一个意外“成果”是，上百天的暴力攻击让内地同胞见识了西方式人权、自由、民主的真实面目，更加坚定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我们一定能够走出一条自己的人权、民主、法治之路。当United States成为Divided States，United Kingdom变成Divided Kingdom的时候，我们全国人民要United……打赢这场新形势下的特殊战争。

当然，这只是王振民的一面之词，未必所有人会因此而否定他们的持守。但是无可否认的是，只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才更懂得战争的残酷，一场街头政治抗争的现场体验对一个人的政治观念塑造同样如此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