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斗争”和“团结” 北京的两手准备(图)
北京时间9月24日,中共党媒“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直接把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一句话“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作为文章标题。一般而言,中国官方媒体直接引用领导人的讲话作为文章标题,表明了这句话的重要性和信号意义。
实际上,这是习近平9月20日在中国政协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一句话,习近平宣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必须增进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在这次大会上,习反复强调了“团结”的重要性和方法论。在中国官方公布的讲话通稿中,“团结”出现了18次。
与之形成对仗的是,就在半个多月前的9月3日,习面向中共的未来的政治明星们(参加中青年干部训练班的“后备干部”们)强调了看起来与“团结”相反的“斗争”的重要性,并讲解了“斗争艺术”——“斗争”的方法论。
“斗争”和“团结”是中共政治哲学中的两个相反相成的面向。而在相隔不远的时间内,习近平在两个重要场合分别提及这两个概念,让外界对这位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政治哲学有了更全面的展示。“斗争”的强调一度让人对中国政治走向产生不必要的“阶级斗争”联想,但“团结”的面向让这种联想变得更加缺乏现实依据。
习近平在9月20日的中国政协成立70年大会上频繁强调“团结”,表明“斗争”并非北京应对当前局势的唯一面向。(新华社)
“斗争”不是唯一面向
在这篇讲话中,习罗列了中共需要“团结”的对象和领域,这包括中共党外知识分子、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实际上,这从另一个视角来看也都是中共所面临的风险,也是需要进行“斗争”的领域,即意识形态、新社会阶层、新疆教育营问题、香港眼下的不安局势,以及台湾内部的台独倾向等。
同样的概括出现在习关于“斗争”的讲话中。习罗列了中共“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面临风险和需要斗争的领域,这一长串名单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和国防和军队建设、港澳台工作、外交工作、党的建设”等诸多领域。其中,“港澳台工作”明显指向香港局势和台湾大选前对中国大陆的日益疏离,而“外交工作”的最大挑战无非是中美贸易战。
“斗争”和“团结”的领域,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重合的。这说明,在诸多领域,北京的“斗争”和“团结”是一体两面的。
只是,或许是由于“斗争”这个词在外界许多人看来有些扎眼,因而,当外界把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到习讲话中的“斗争”两个字时,容易忽视其中的一句关键的话,如果不注意这句话,便不能充分理解习所讲的“斗争”和“斗争艺术”,而以为中国又将“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句话就是,“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斗争中争取团结,在斗争中谋求合作,在斗争中争取共赢。”类似的话让人想到毛泽东说过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团结”似比“斗争”更加重要,是“斗争”的目的。
例如,对于香港局势,虽然习未曾直接表态,但实际上无论是在“斗争”讲话还是在政协的讲话中,都有间接触及。因而,一方面可以看到香港局势是“斗争”的对象,另一方面看到其也是北京“团结”的对象。只不过,具体所指有所不同。
在香港局势中,北京“斗争”的是“反中乱港势力”,包括极端暴力分子、“港独”分子以及参与其中的外国势力。而需要“团结”和争取的则是维持秩序的香港警察、“部分被误导、被裹挟的善良市民”等。
这种“斗争”和“团结”的结合,同样可以在北京面对台湾、中美贸易战、中国国内意识形态等诸多问题上看到。
北京仍需提高“团结”能力
不过,在香港问题上,“团结”被指做的仍不够。习指中国政协需“引导港澳委员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发展壮大爱国爱港爱澳力量”。分析认为,目前香港特区政府威信低下、管治困难,建制派内部对特首林郑月娥的不满也不少。习近平的讲话显示强化建制派与政府合作是当前急务,以应对严峻和复杂的政治局面。
同样,在台湾问题上,面对北京抛出的“一国两制”台湾版橄榄枝,台湾政治人物非但没有接下,反而成为大选前进行政治操弄和拉选票的工具,蓝营政治人物则选择低头做鸵鸟,不予积极回应。对于北京来说,如何“团结”台湾岛内势力,为“一国两制”台湾版开启磋商之门,仍面临挑战。
在中美贸易战问题上,近期中国贸易谈判代表团尝试访问美国中部受到中美贸易战影响的美国农场主,实际上正是北京“团结”美国农业阶层的一个努力,尽管这次访问未能成行,但对于美国政治上这个重要阶层的善意表现和接触努力,将进一步打击特朗普的票仓。同样,北京在中美贸易战中也大体成功稳住了欧洲,使其不在背后对中国“放冷枪”,美国对禁止华为的游说,也已经在大部分国家遭到失败。
在中国政协成立70年大会上,习引用毛泽东的话称,“所谓政治,就是把拥护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反对我们的人搞得少少的。”这句话看起来虽然简单,但对于当前的中共来说,仍然不是易事。特别是对于当下的中国内外局势而言,正在要求北京在“团结”上能有新的作为。
无论是香港问题还是台湾问题,也无论是中美贸易战,实际上都是习所称的“百年大变局”的一个折射。北京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更多在关键时刻力撑自己的朋友,尽管北京不愿将这种支持描述为“盟友”。而在内部,北京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进行现代化改造的努力成功与否,将决定这个体制能否“团结”最大多数阶层人士,获得更广泛的执政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