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寿命从35岁到77岁，天知道这70年来中国到底死磕过多少疾病？（组图）

如果问当今人民最想收到什么祝福，“身体健康、长命百岁”一定是其中一项。可别以为自己的身体状况只由自己掌控，其实背靠强大、有作为的国家才更值得庆幸。

70年来，新中国把全国人民的平均寿命从35岁提高到77岁*，当中历尽艰辛，不断克服困难与突破难关，铸成了一部漫长而骄傲的卫生防疫史。

*注：数据来源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新中国成立前后，我国卫生状况恶劣，传染病大肆流行。在只有5.4亿人口的当时，全国累计发病约1.4亿人，死亡率超过了30‰。其中一半以上，都是死于本可以预防的传染病。

1949年10月，新中国才刚成立就接受了一次不留情面的打击——河北爆发了一次鼠疫病，张家口市内75人陆续因病死亡。

此外，霍乱、麻疹、天花、黑死病、疟疾等旧中国遗留下来的薄弱卫生基础，都显示着，新中国卫生防疫前景困难重重。

天花曾经困扰了人类3000多年，患者被古老的天花病毒所感染，全身长满一粒一粒的痘疹，死亡率高达30%。天花的流行性曾经遍及全球，在我国，这也曾是致死率最高的急性传染病之一。

如今都知道，用牛痘疫苗就可以有效预防天花病毒。而这牛痘疫苗的发现，其实也有中国人的一份重要功劳。

据记载，在11世纪的宋朝，我国古代就开始接种“人痘”来预防天花。人们提取出天花患者的疮中脓汁，敷在皮肤上，“以毒攻毒”地攻克疾病。到了17、18世纪，俄罗斯、日本、欧洲等国家还远道而来学习种痘技术。

后来一位英国医生爱德华·琴纳从中得到启发，改用牛痘替代人痘接种，从而扩大了使用效率和降低成本。于是牛痘接种技术成为预防天花的主流手段。

早在1805年，经过改良的牛痘接种法在全世界绕了一圈后，又重新传到中国人手中。但是旧社会战乱不断，举国上下根本没有成体系的卫生防疫机制，于是即使接纳了疫苗，在蛮乱的大环境下也发挥不出作用。

到了1950年，我国境内的天花患者仍然有44211例，死亡人数达到7765人，疾病广泛地分布在全国各地。甚至在一些偏远的村寨里，有一半的人都是长满了痘疹的“麻脸”。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消灭天花的重任也自然落到了肩上。虽然当时局势仍不稳定，但还有什么比人民的健康需求更迫切的呢？

1950年国庆日结束不久，卫生部发布了《种痘暂行办法》。这是我国针对传染病的第一个防治法规，当时政府势要在全国范围内消灭天花疾病，规划为期三至五年内完成普种牛痘工作。

为每一位中国人接种牛痘疫苗的任务可不容易，首先是要消除人们的经济负担，卫生部决定实施全民义务种痘。人们需要在6个月、6岁、12岁和18岁分别种一次痘。

但中国地广人多，如何保证种痘普及到每位居民身上？为此，各地组建起推广种痘宣传小组，逐户宣传种痘知识，排查还没有接种的居民。耗费了许多人力、时间，这才让普遍种痘落到实处。

到了1952年，全国已经有5亿多人次种痘，当时全国也才大约6亿人口。而天花病例也减少到3320例，死亡人数195人，成效显著。

60年代初，我国已经基本消灭了天花，这比全世界消灭天花早了十几年。但是我国的防控工作仍然不敢松懈，为了防止疾病一不留神又再死灰复燃，我国建立了国境天花免疫带，对边境省份的居民保持高效种痘。

另外，新生儿在出生后6个月初种牛痘后，间隔6年还需要普遍种痘一次，以维持全国居民都有较高的天花免疫水平。

直到1980年世卫组织宣布，全世界已经消灭了天花，两年后中国才停止实施牛痘疫苗接种。

我国部分沿海的乡村曾出现一种奇观，村子里无论男女老少，一半以上的村民都大着肚子。

即便有的人个子矮小，体型瘦弱，但他们都像怀孕一样顶着个大肚子。而“大肚村”的形象却伴随着村民们的不良生理反应与死亡，这部分人其实是患上了血吸虫病。

这是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是由日本血吸虫寄生在人体身上引起的寄生虫病，它们入侵人体的方式通常让人防不胜防。

血吸虫卵发育成的毛蚴形态钉螺为唯一的中间宿主，在其中发育、繁殖，通常在死亡前就能在钉螺中繁殖上万条尾蚴，这是最终发育为成虫的倒数第二种形态。

尾蚴从钉螺中游出，漂浮在水的表层，伺机寻找另外的宿主。这时，一旦人或其他哺乳动物接触到这种含有尾蚴的水，它们将迅速窜进皮肤，开始新一轮的寄生生活。而这时，人类的噩梦也就开始了。

在体内，尾蚴进一步发育称为童虫，潜入人体血液，顺着血流又去到心脏、肺等部位，在人体内随意移动。直到抵达肝部的门静脉，它们才会驻足停留，在那里“定居”下来，发育为成虫。

血吸虫大量吸取人体内的血，诱发免疫性疾病。而肚子中出现积水，脾脏不断膨胀，产生大肚子的效果。

上世纪50年代，我国共有13个省的1000多万人患上了血吸虫病。一旦出现病例，疾病迅速扩散至整个地区，于是经常出现部分地区成批爆发血吸虫病的险情，病人数居高不下。

人们顶着大肚子，出现发热、腹泻、呕血等症状，使肝脏功能退化，甚至可能引发癌症，丧失生命。

血吸虫病因此被称为“瘟神”，而我国也在那时候开展了防治血吸虫的“送瘟神”行动。

要消灭血吸虫病，治疗很重要，但关键更在于预防。如果没有血吸虫，血吸虫疾病就无法传播，于是人们从血吸虫的传播媒介上施展打击，至关重要的两个媒介分别是钉螺和人体粪便。

但是当时囿于经济不发达的困境，实际实施起来非常艰辛。为了消灭钉螺，各地政府发动了成千上万人，冒着被感染的风险，手拿筷子和渔网把水池中的钉螺逐个捞起来装进袋子里。后来才想出了土埋、筑坝等物理灭螺法。

而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则采用氯硝柳胺等对钉螺有毒的化学药物杀死钉螺。浩浩荡荡的灭螺大队，是政府势要消灭血吸虫病的决心。

此外，血吸虫卵还会随人体粪便排出，从而引起二次传播。于是除了消灭钉螺，还要对人体粪便进行管理。他们先在粪便中洒上砒酸钙杀灭虫卵，然后才能做堆沤处理，作为农家肥使用。

但是当时村民们大多不懂操作，于是血防人员就挨家挨户地上门指导，甚至亲自帮村民处理。后来为了更好地控制疫情，血防站则通知每家每户把粪便送到血防站排查。

即便血防人员的服务如此到位，一些村民却丝毫不领情，他们质疑血防人员收集粪便居心叵测，让防疫工作陷入两难的僵局。而血防人员只好亲自上门宣传解释，忍受着被误解的屈辱，从事着散发恶臭的工作，只为早日消灭血吸虫病。

血吸虫病防疫工作开展了几十年，到了80年代末，艰难的工作才迎来显著的成效。当时，全国的钉螺面积较之前已经下降了90%，病人数下降了80%，广东、广西、福建、上海四个省市已经达到了消灭血吸虫病的标准。

如今，这种“大肚子病”在我们这代人看来已经相当陌生。

还有一种可怕的传染病，伴随着中国人一直到现在。这种由结核杆菌引起的慢性传染病，通常造成肺脏等身体器官被感染，引发咳嗽、咳血、发烧等症状。一旦没有受到适当治疗，恶化成开放性结核病，致死率将高达50%。

而结核病的传播途径却十分常见，患者咳嗽、打喷嚏或说话时飞溅而出的飞沫，就会传播病原体，导致疾病在人群中扩散。

新中国成立初期，结核病就是我国成人传染病的第一杀手，每10万人中就有1750人患病，200人死亡。

在顽固的恶疾面前，我国从1949年起就开展了延续至今的五个防治阶段。从初步建立了结核病防治机构，到全面推广卡介苗接种，再到扶持贫困人群费用减免政策，每一步都坚持落到实处。

经历了五个阶段以来的结核病防治，我国的结核病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发病率的年递减率为3.2%，明显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1.5%。而最终目标是要在2035年把发病率降到10/10万以下，结核病防治工作还有很艰难的路要走。

新中国成立70年一路走来，人民健康状况是最显著改善的变化之一。

1988上海甲肝大流行与我国培育的甲肝减毒活疫苗、2003年艰难的抗击非典战役、2009年爆发的猪流感……传染病疫情不断出现新花样。

但是人们的恐慌情绪却在消减，因为经历了几十年来与多种传染病的抗争，人们已经对国家卫生防疫有了足够的信心。

2015年，我国广东出现了首例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病例。这是由一位患病的韩国人，抵达香港后入境到惠州带来的疾病。

这种死亡率高达38%，比非典的死亡率还高的疾病顿时引起全国的恐慌。而防疫中心也立即采取了防治举措，及时把该男子隔离治疗，同时密切观察38位接触者的健康情况，另外还加强了入境检疫的检查工作。所幸的是，在严密的预防工作下，MERS没有传入中国。

近年来，全球范围内先后又发现了30多种新发传染病。虽然自从2003年SARS疫情平息后，我国已经加强了公共卫生体系安全，完善了一系列公共卫生法规，但是作为发展中国家，仍然面临着人口众多、财政问题等许多挑战。

然而反观这70年来，新中国在传染病卫生防疫上取得的成绩，无疑给我们注入了一剂强心针。如果没有切实有力的卫生防疫体系，中国人被扣上的这顶“东亚病夫”不知何时才能摘除，人民不知还生活在何种水深火热当中。

我们也相信中国，有能力克服如今的重重医疗难题，为强健中国人体魄锦上添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