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宣判嫌犯无罪后吞枪自杀 折射出泰国社会危局（组图）

当地时间10月4日，泰国南部也拉府（Yala）法庭内爆发戏剧一幕。当值法官卡那功判五位涉嫌谋杀、持械的穆斯林分离主义人士无罪后，随即转身面向泰王像吞枪。一直以来，泰国都以“微笑之国”美名及发达的旅游业闻名全球，唯一的政治版面也被过去数年红黄衫军对峙占据。然而，南部地区愈发严重的分离主义危机，及今次事件折射的司法系统黑暗面，亦值得关注。

做出判决前，法官卡那功在庭上慷慨演讲道“惩罚某人需要明确可靠的证据，倘若罪证不确凿，就不能惩罚他们”，而他早前也曾在Facebook直播中提及相关案件，称“我不是说5名被告无罪，但司法程序必须透明且可信”。尽管泰国司法体系发言人事后表示卡那功自杀“或因个人问题承受压力所致”，但大部分舆论均将矛头指向泰国欠缺独立性的司法体系。

泰王 军队 法院

事实上，泰国司法系统的中立性一直存疑。同军方一样，司法系统对民选政府和法律的忠诚度，远低于对王权和个别政治势力的支持。以把握首相生杀大权的宪法法院为例，2008年以中产阶级为主的黄衫军走上街头时，法院先以“参加电视台厨艺节目属兼职”为由，将前首相沙马（Samak Sundaravej）赶下台；3个月后，又以“选举舞弊”为由将接任的首相颂差（Somchai Wongsawat）免职；到了2014年，宪法法院更在短短4天内以“利益冲突”为由将英拉（Yingluck Shinawatra）免职。而三位首相，都属亲他信（Thaksin Chinnawat）的左派势力。

除宪法法院外，泰国基层律政体系亦同军政体系联系紧密，难做到司法独立。早前大选中带领新兴政党“未来前进党”夺下80席国会的企业家塔纳通（Thanathon Chuengrungrueangkit）便在选前忽然被控“煽动叛乱罪”，最高可判8年，只因他父亲曾为违反戒严令而逃亡的学生维修汽车。若罪行牵涉王室，刑期则更为夸张：2007年时有瑞士游客游览泰国时因侮辱王室被判10年徒刑，2016年游泰国人在Facebook刊登侮辱王室的相片被判30年，这一数字隔年就来到35年。

事实上，军队对法院的控制在曼谷为首的中部地区尚属克制；在今次事发的南部穆斯林地区，或是北部金三角地区等军方实力庞大的区域，“枪指挥法院”更已是常态。今次自杀未遂的卡那功早前便对外求助称，自己在三名泰国士兵杀害一名平民的判决中，被迫为士兵减刑，只因其“正在执行国家职责”。至于2011年震惊中国的湄公河惨案，涉嫌杀害中国船员的9名泰国士兵甚至未被送入法院，只在军方内部“暗箱处理”。

泰南政策形同虚设

对大部分泰国人来说，司法系统中立与否或许不是最迫切的问题，毕竟过去十余年红黄两派接连不断的政治纷争，已令泰国人“政治冷感”；而军政府过去数年不差的执政能力，也令司法问题被边缘化。但对泰南地区居民来说，事件折射出泰南地区的恶劣局面，则确实关乎每个人生存。

巴育领导下的泰国政局基本稳定。（VCG）

泰南传统上包括北大年、也拉、陶公三个穆斯林人口占多数的行政区，原本同马来西亚各州一样为苏丹国。1909年，英国同暹罗（后改称泰国）签订《英暹条约》后正式成为后者领土。从当时起，曼谷方面便试图用泰国文化同化当地使用马来文的穆斯林，包括废除当地教育机构、鼓励北部地区泰国人前往该地改变人口结构，更实施高压政策，这样的措施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

80年代后，由于泰国中央政府更迭频繁，泰南政策也未能延续，令局势更为混乱。他信及其盟友执政时期，曾动用其亲信警察部队，对当地武装势力采取“高压政策”，更解散亲黄衫军的当地政府。当地穆斯林武装也以恐怖袭击回应，将针对目标由军警扩大至政府官员、泰文教师及佛教僧侣。而在军政府势力执政时，则采取相对怀柔措施，但换来的却是极端伊斯兰思想透过马来文学校渗透社会，加重恶性循环。仅2016一年便有307人因袭击遇难。

更糟糕的是长期缺乏连贯政策，及长久混乱未平息，也令泰南地区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当地人均年生产总值仅为1,900美元，不及泰国平均水平的一半，更不及邻国同文同种的马来西亚的四分之一。加之马来西亚对泰南“同胞”移民抱持极为负面态度，泰国本土对穆斯林人口接受度亦较低，大量穆斯林只得困在失业率高企的“三府”，成为孕育极端主义的温床。

对刚透过选举坐稳首相位置的巴育（Prayut Chan-ocha）来说，泰国本土政治已基本稳定，是时候制定完整的南部政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