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财有道｜银行敦促联邦政府：为了提振经济，该提前做这事了！

澳大利亚两大银行近期敦促联邦政府提前削减所得税，以提振疲软的经济。

在澳洲央行本周五暗示“尽管下调了经济增长预期，但是仍有可能保持观望”之后，澳大利亚联邦银行(CBA)和西太平洋银行(Westpac)表示，减税的理由远胜于其他货币或财政政策替代方案。

对此，澳财网特约评论员、博满金资首席执行官高松谕进行了评论。

澳财视频

CBA高级经济学家加雷斯·艾尔德（Gareth Aird）表示，在常规货币政策例如央行降息手段快要用尽，非常规货币政策存在问题以及其他形式的财政政策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发挥很大作用的情况下，推进几乎已经立法的减税措施将带来立即而有效的影响。

Aird认为，在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疲弱、税收收入比大幅提高的背景下，从现在起提振总需求最简单、最有效、最公平的方式是通过个人所得税的减免。

以“预算盈余”为目的的紧缩政策

目前，随着联邦政府朝着实现预算盈余的目标迈进，税收增长超过了政府支出。

Aird表示，虽然公共开支在整体经济中所占的比例确实有所上升，并且在2019/20年期间，政府向家庭提供的退税总额达到约75亿澳元，但整体收入的增长仍高于支出的增长。

他补充道，这种紧缩的政策立场“实际上从经济中吸走了钱”。这在澳大利亚劳动者已经多年没有任何实质性减税的时候抑制了需求。其结果是，经济运行远低于其潜力，只能随着人口增长而增长。

Aird表示，澳洲人每年向税务局缴纳的工资比例越来越高。这一点在国民经济核算中得到了体现，过去5年税收收入比稳步上升。但这反过来又打击了家庭的消费能力。

尽管在6月和7月实施了减税和连续的澳大利亚央行降息，但零售支出在过去一年中一直在下降，目前处于1991年经济衰退以来的最低水平。

西太银行：结构性减税是合理的 

西太银行首席经济学家Bill Evans 表示，降息不仅在增加支出方面收效甚微，而且在某些方面可能适得其反，因为消费者现在“把低利率等同于令人不安的经济疲软”。

他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为了增加家庭和企业的需求，最好加快政府已经为2022年7月立法制定的个人所得税减免措施。”

Evans 强调，与目的在提供短期经济提振的减税不同，减税一旦到位，就几乎不可能取消。从结构性角度来看，将已立法的减税提前可能是合理的。

“这一决定不会影响减税的结构有效性，但会认识到澳大利亚经济需要比2022年更早的财政政策来刺激需求。”

而从今年7月开始实施的【中低收入税抵免(LMITO)】并不是税收制度的“结构性”变化，而是针对困难家庭的两年退税。

大型结构性改革则要到2022/23和2024/25年才会启动。这其中包括将32.5%的边际税率降至30%，取消37%的门槛，并将45%的最高门槛从12万澳元提高至20万澳元。

提高税收系统效率

财政部估计，减税措施将在未来10年花费约2,350亿澳元。然而财政部的模型是静态的，没有考虑减税可能对整体经济产生的影响，比如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支出或增加工作动力。

来自独立研究中心(Centre of Independent Studies)的John Humphreys，在上个月发表的研究中使用了“动态”而不是静态的分析，发现成本在10年内会下降到1,450亿澳元。

Humphreys 表示，如果政府意识到预算影响的显著降低，他们可能会选择更快地推行改革。将改革提前到2020年和2021年，将确保经济效益相对较快地开始发挥，而预算在所有年份都将保持健康的盈余。

令人惊讶的是， Humphrey的工作发现，现行的LMITO退税实际上会降低GDP和税收系统的经济效率。

“这些结果表明，只有结构性税制改革（才能）产生巨大的经济利益，预计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将增加360亿美元以上，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1％，而税制的经济效率每年也将提高120亿澳元以上。”

“LMITO导致经济效率小幅下降，而结构性改革带来了巨大的可持续改善。财政部模型中没有这种区别，因为他们含蓄地假设所有税收变化都不会影响效率。”

减税对预算影响很小

Westpac的Bill Evans估计，将全部减税措施提前到2020/21年度，将使预算出现约30亿澳元的小规模赤字。

Evans指出:“尽管这不会影响人们对澳大利亚财政状况的信心，或者在我们看来会威胁到AAA评级。但我们预计，对于一个把2019/20年开始实现盈余作为关键选举承诺的政府来说，这样的结果会让它感到不安。”

但是Evans认为，即便考虑到预期的赤字，政府仍能为其它计划提供资金，这并没有太多的困难。他表示还将有足够的空间进行维修和维护来提高现有基础设施的生产力，并针对干旱现象和老年人护理问题必要的对策。

预算可以轻松消化提前减税的影响，好处将是立竿见影的。他说:“考虑到澳大利亚强大的财政状况、AAA的信用评级和相对较低的政府债务占GDP的比例，放松财政政策而不是诉诸非常规货币政策的理由是很充分的。”

其他观点

作为实现澳联储理想目标的一种手段，非常规货币政策（UMP）越来越多地被讨论。这其中包括量化宽松政策（央行购买债券以降低利率），或向融资市场注入流动性。

但是CBA的Gareth Aird对此并不认同。他表示，UMP的有效性仍有待观察，也可能会产生意想不到的后果，其中包括人为推高资产价格而可能导致金融稳定的更大风险。

鉴于公共部门的经常性支出已经非常强劲，而新的和必要的基础设施投资虽然有效，但见效缓慢。因此增加政府支出也不会削减支出。

Aird表示，5月份提交预算案时，预算状况比预计的要好。即使政府仍保持盈余，也有通过减税来增加家庭可支配收入的空间。

他认为，全球和国内经济的放缓意味着，尽早放松财政政策是有好处的。这还将有助于澳大利亚央行实现充分就业的目标，并在形势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之前，将通胀率提升至目标区间。

换句话说，在政府的财务状况仍然良好的情况下，把减税作为一种保险，将比动用减税来解决紧急情况要有效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