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歹徒刀砍暴行的医护人员们，17年前曾拯救了中国（组图）

昨天下午两点左右，又一名医生被害了。

据了解，现场陶医生的手掌肌腱及关键神经受伤严重，后脑勺及胳膊等多处被砍伤。目击者称，陶医生被砍后当场倒地，砍人者还累及无辜，一位母亲带孩子看病也被砍伤。事发后，北京朝阳医院门口集中了多辆警车，目前朝阳医院眼科已暂停患者就诊，并且封锁现场。

图源：环球时报

现场可见斑斑血迹，场面不忍睹看。为什么中国的医患关系变成了这样，可别忘了17年前，中国的医生与护士们曾经付出巨大牺牲，救过全中国人一条命。两起医生被害案，令人寒心。

今天一打开微博的热搜，全是“病”。

都在说世界各地关于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的治疗和预防。

甚至医用外科口罩突然热卖了起来。朋友圈里大家也都在转发对抗疾病的预防措施。

据公开资料整理，截至1月19日22时，武汉市累计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198例，已治愈出院25例，死亡3例。

很多人联想到2003年，被“非典”病毒的恐惧支配的那一年。

00后也许对这个事件就比较陌生了，那时候他们当中最大的还只有3岁...

“非典”的可怕成为了一代人无法抹去的阴影，也正是今天挨“黑手”的医生们用自己的生命换回了一代人的生命。

2003年春，我国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非典”（非典型性肺炎）疾病灾害。 

当年，我国内地累计报告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ARS）临床诊断病例5327例，死亡349例；中国香港1755例，死亡300人；中国台湾665例，死亡180人。

截至当年8月7日，全球累计“非典”病例共8422例，涉及32个国家和地区。

加拿大251例，死亡41人；新加坡238例，死亡33人；越南63例，死亡5人。全球因非典死亡人数919人，病死率近11％。

全球首例“非典”病例于2002年11月16日出现在广东佛山，此后“非典”迅速形成流行态势。

2003年的北京，原本有着太多令人怀念的理由。

那时候大街上的交通也还没有现在这么拥堵，上班挤地铁也远不如现在这么艰难。街道宽阔，杨柳飞絮。

这一年国家GDP增速达到8.5％，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1万亿，城镇登记失业率低于4.5％，三峡工程开始蓄水，2008年奥运正向大家缓步走来。

所有人都有理由相信，北京这样一所现代化的大都市，正日益国际化、安全化。

然而以上所有的一切，似乎一瞬间都被一样东西所取代了。

17年之后再回望，我们对2003记得最多的，就是那两个字，非典（SARS）。

或许对于无数个体来讲，还有更多不同的私人记忆，但无论如何，你的印象中都逃不开口罩、隔离、戴红袖章的大妈、空荡荡的长安街、无人乘坐的地铁。

这一切，编制出那张2003年春天突如其来的大网。

没有能料想到，一种陌生而凶猛的病毒将这座城市占领，而所有从这座城市离开的人，均不受欢迎。

人们最早听到的信息，都是从南方传来，听说那边闹一种很奇怪的病。

那边的人疯了似的抢醋、抢盐、抢药。当时，十块钱一支的普通抗生素，在药店卖到了80元。药品断货，板蓝根脱销。

还听说很多医护人员也被传染了。

世界卫生组织在3月中旬，召集了9个国家，11个顶尖实验室，希望通过合作，找到这个新型病毒的原因。

他们将这个，在中国俗称为非典的病例，命名为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中文直译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综合症，简称SARS。

如今，我们也可以相对理性平和地回望这种称为SARS的病毒，单是从医学数据上来看，它并不算是特别强大的病毒杀手，它的正常死亡率其实只有5％左右，甚至大大低于禽流感的致死率，甲流比它的传染性更强，死亡人数也更多。

然而对于当时来说，它是一种完全陌生的病毒，人们对它的陌生，就产生了巨大的恐惧，甚至做出了一些荒唐的举措。

柴静曾在《看见》一书中回忆非典，引起很多人的共鸣。

当年的4月20日，北京召开新闻发布会，“疫情公布由五天一次改为一天一次；取消五一长假；北京市确诊三百三十九例，疑似病例四百零二人。”

在这之后，恐惧“嗡”一声像马蜂群一样散开，叮住了人群。

系统嘎嘎响了几声后迅疾启动，开始对疑似病人大规模隔离。

海淀卫生院的女医生第一次穿隔离服，穿了一半又去拎一只桶，拎着那只桶她好像忘了要干什么，拿着空的小红桶在原地转来转去。柴静问她怎么了，她嘴里念叨着：“我小孩才一岁，我小孩才一岁。”

“九一一”后不久，美国人就开始做娱乐脱口秀，一边捶着桌子忍住眼泪，一边继续说笑话。其实理解之后你会发现，人们还能笑的时候，是不容易被打败的。

五月二十七日，北京人民医院急诊科的护士王晶去世。

丈夫给柴静念妻子的手机短信。

第一条是：“窗前的花儿开了，我会好起来的。”

他不能探视妻子，只能每天站在地坛医院门口，进不去，就在世界上离她最近的地方守着。

她写：“回去吧，你不能倒下，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依靠。”

再下来，她开始知道自己不好了，在短信里交代着存折的密码。

最后一条，她要他系上红腰带：“本命年，你要平安。”

他没有告诉孩子。他们的女儿大宝才六岁，细软的短发，黑白分明的眼睛，她的卧室门上贴了张条子：“妈妈爱我，我爱妈妈。”

二环上，满天乌黑的云压着城，暴雨马上就要下来，这是2003年，北京春夏之交。

当年，北京最流行的元素是口罩。

2003年4月22号，北京市人民政府第一会议室召开了北京防治非典工作联席会议。

会上中国疾控中心的专家建议，医院已经不够用了，可以考虑征用疗养院，比如条件比较好的小汤山疗养院。

22号当天下午，国务院对北京市的请示，做出了明确批复，国家紧急征用昌平区小汤山附近土地40.3公顷，用于建设非典定点医院。

第二天，也就是2003年的4月23号，建院85年的北大人民医院，因非典疫情过于惨重，历史上第一次关门停诊。

至此，北京抗击非典的焦点全面转移到了小汤山。

5月1日，小汤山医院的建成，也意味着抗击非典的步骤由此迈入正轨。

2003年5月1日23时，680名京城各大医院的非典患者，陆陆续续转移到了新建成的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转院的过程秘密而谨慎。

2003年4月底，广州军区总医院呼吸科护士长李艳春和1300多名医护人员从全国各大军区的114所医院，分三批陆续进入刚刚建好的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

她后来回忆，“我儿子才初三刚毕业，心里想着万一回不来了怎么办，一开始也害怕过”。

在小汤山医院，病人完全和外界隔离，医生和护士们除了要给予最大程度的救助外，还要负责安抚病人们的情绪，当时有些病人心理压力过大甚至出现了自杀倾向。

有一位医生曾经向凤凰卫视回忆，他和同事去诊断一个非典病人，两天之后，他的同事就躺在了病床上等待他的诊断，而随后不久，他自己也出现了发烧的症状。

根据中国大陆地区SARS疫情统计，截止到2003年5月18日，中国大陆地区一共出现4698病例，死亡284病例，康复1529病例。其中，医疗人员患病例达到917例，占总患病例20％。

触目惊心。

SARS最初的武器就是两个，一个是陌生，一个是速度。

我们对它无从了解，导致了我们在针对它的防御上漏洞百出。

然而自从2003年4月20号之后，当SARS病情改为每天一报，全面公开的时候，媒体的介入，超权力的出现，使得我们在和这个陌生敌人对抗当中，一步一步占得了先机。

“2003年有关部门要我纠正‘错误看法’，但我坚持了自己观点”。

2013年2月18日，北京国家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来消息，在广东送去的两例死亡病例肺组织标本切片中，发现了典型的衣原体。

中国疾病防治控制中心首席专家洪涛草率宣布：引起广东部分地区非典型肺炎的病原基本可确定为衣原体。

钟南山却挑战权威，坚持非典病原体是病毒。在他的力争下，广东省卫生厅最后采纳了他的建议。

也就是因为这个坚持，在当时拯救了非常多患者的性命，因为一旦病原体都判断失误，想治愈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我们很奇怪，衣原体很好治，不可能这么难治，治疗以后好得快，不会传染那么快，所以我就不太同意。”

2003年4月15日世界卫生组织，在组织全世界11个顶级实验室研究后，公认非典病原体的冠状病毒。

临危请命和坚持非典病原体是病毒勇敢挑战权威成功，让钟南山一下子成了抗击非典的英雄，成了新的权威。

他参与并领导了整个非典疫情，并且制定了很多治疗方法。

钟南山发明的治疗方法中，最著名的应该是大剂量激素治疗方法和抗病毒治疗方法。

尽管在后来，钟南山回忆那段经历时几句话简单带过，但据媒体此前报道，在抗击非典过程中，钟南山曾多次“坚持己见”，还曾站在父亲坟前很久，下定决心说真话。

对于这份坚持，钟南山称，对待新情况要很认真，也要相信自己的实践。“你做的实践出来有效，就要相信。为什么非要去看书呢？书上没有说，权威说得不一定对。”

2003年年初，正值“非典”在广东传播速度最快的时刻。

钟南山代表广医一院呼吸疾病研究所，向省卫生厅慷慨请缨，“请把最危重的‘非典’病人往我们这里送！”

从那一刻起，钟南山的名字以及他所代表的精神，成为了广东抗非斗争中一面飘扬的旗帜。

在他的精神感召下，广医一院的医护人员没有一人退缩，他们沉着应对，上下拧成一股绳，为抗非斗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2月18日下午6时，整整38小时没有合过眼的钟南山，在检查完病房走出来时，突然一阵天旋地转，一向以身体强健为自豪的钟院士终于因过度劳累病倒。

然而，他仅仅在家休息了两天，一退烧马上又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我们本来就是搞呼吸病研究的，抗击‘非典’就是天职，正像排雷的碰到了地雷阵，你不上谁上？”

钟南山用这样质朴无华的语言，诠释了对职业道德底线的理解。

“非典型肺炎并不可怕，可防、可治、可控”。

这场战役，在钟南山的带领下，继续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进，攻坚破敌。

然而，钟南山院士只是当时千万医护人员中普普通通的一员。

2003，“非典”成为了那一代人的可怕的回忆。

2003年4月27日，中国香港，参加芭蕾舞课程的孩子们戴着口罩练习舞蹈。

2003年5月12日，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外悬挂的千纸鹤。

2003年5月14日，在非典事件疫情严重的台北和平医院身着防护服的消防员在高空喷洒消毒剂。

由于果子狸被怀疑是传染非典病毒的元凶，一度面临被灭杀的命运。下图为2003年6月1日，广州，在某动物市场上，卫生健康工作人员搬运走装满狸的笼子。

戴着口罩的毕业照。

2003年5月16日，一对新人在天安门前拍摄婚纱照，戴着口罩。

2003年6月15日，非典疫情已经得到全面控制。北京簋街，露天的200多餐位爆满，食客仍陆续而至，商家不得不给等待就餐排队的人发号，并安排了休息座椅。

6月20日，小汤山医院最后18名患者出院。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这座全国最大的非典定点收治医院完成了从组建、运转到关闭的全过程，共有672名非典患者在这里获得救治，治愈率超过98.8%。

2003年7月13日，全球非典患者人数、疑似病例人数均不再增长，本次非典过程基本结束。

我们都知道非典的危害有多大，却未必了解当年千万医护人员背后的艰辛

他们不该被遗忘，更不应该受到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