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的幸存:“中国威胁论”将走向何方(组图)
过去的2019年不仅是中美贸易战愈演愈烈的一年,也是中美科技竞争激化的一年。以华为为首的中国科技企业在这一年中遭到美国的制裁威胁,一纸“出口禁令”对多数美国之外的企业来讲,犹如一把尖刀架在企业的命脉之上。然而,华为还是幸存下来了。
2019年年底,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透露,华为预计2019全年实现销售收入超过8,5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8%左右。同时,这一年全球已有700多个城市、世界500强企业中的228家,选择华为作为数字化转型的伙伴。徐直军也称,2020年将是华为比较艰难的一年,并表示“生存下来是第一优先”。
其实,说华为“幸存”并不贴切,毕竟这不是“幸运”或是“侥幸”的结果。华为从2018年被美国正式调查开始,经历了高管被捕、被列入美国商务部“实体清单”、又险些因此遭到美国联合全球盟友的“围堵”。即便前路依旧危险,华为两年来能继续生存和发展,已算是出人意料。
华为靠什么生存下来?
首先必须承认的是,华为厚积薄发的实力是生存下来最重要的基础。多国政府和企业明确表示在5G技术商用的建设上需要与华为合作,事实证明华为在这一领域的确已经成为竞争力的佼佼者。
但除此以外,华为的经营观念和对行业竞争的看法,体现了和西方“二元对立”完全不同的逻辑和价值观。在华为看来,商业竞争不该是“你死我话”的较量。
西方对华为的普遍担心,是华为真正脱离了美国的依赖,甚至技术水平超过美国之时,是否会像美国今天一样对竞争对手“赶尽杀绝”?
任正非给出的答案很简单,对于华为产品核心技术的“备胎计划”,他表示,“备胎、备胎,胎不坏,为什么要用?”对于自主研发的成果,他表示,“我们自己不生产,交给对方生产,要不然全世界的供应商怎么对我们那么好。”总之,华为是要站在山顶的同时“朋友遍天下”。
这种状况不是完全没可能发生,商界竞争合作并存,供应链上的企业唇亡齿寒,多个竞争对手都不愿看到华为受到制裁,从而影响自身业绩。比如美国高通(Qualcomm)CEO莫伦科夫(Steve Mollenkopf)表示将尽最大努力支持在中国的客户;思科(Cisco)的CEO曾表示,美国政府不该担心华为会在兴建5G竞赛中独占优势。
从行动上来看,华为在2019年已经开始向美国企业转让5G技术进行洽谈,任正非表示“帮助美国建立起5G的产业”对华为有利。这种罕见的表态或许说明,抛开零和博弈的思维,双赢更可能实现。
在今天,美国认定中美关系的竞争已经成为主流,以上逻辑显然难以被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接受。但是若华为真的开始向美国进行技术转让,对美国通讯技术升级起到积极作用,那么商界的天平自然会向更合作的方向摇摆,所谓的“华为威胁”就不攻自破了。
西方视华为为威胁的背后,有“中国威胁”的很大因素。图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右二)在2015年参观华为公司在英国的总部。(Reuters)
中国如何跳出二元对立的语境
就像任正非不可能去对“华为威胁”避而不谈,当今世界,“中国威胁论”已经难以回避,更无须回避。
无论是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即将成为最大消费市场的体量,还是中国军事实力增长的速度,或是中国仍在提升的国际影响力,都将让美国更为警惕甚至忌惮。中国固然可以继续强调“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绝不称霸”的原则,但是就像华为反复强调不做“孤家寡人”一样,现在的西方世界,至少作为霸主的美国不会相信。
必须承认,中国的确有全球战略布局的需要,民族复兴的“中国梦”首先就是富国、强国之梦,继续增强综合实力,和华为要“站到世界最高点”的理想有共通之处。对于发展自身的很多具体目标,在地区局势和国际组织中的作用,中国在韬光养晦的同时有所作为,看似是对已经暴露的矛盾有激化作用,但是也可能是另一种范式转移(Paradigm shift)和相互理解的开始。
新范式的形成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从实践中实现。华为要和竞争者合作共赢,甚至要创造竞争者来改变企业合作的生态,未必不能形成更加良性均衡的行业势态;中国举起自由贸易的旗帜,强调全球多极化和国际关系的公平,对全球气候变化、反恐、维和等问题发挥更大作用,真正实现“强而不霸”的实践,才能最终破除“中国威胁论”的语境。
外界开始认识到中国的实力提升,或许就是这一过程的开始。毕竟,华为的竞争对手都是因为认识了华为并且经过多年的合作交手,也获得了合作的利益,所以报以尊重的态度。过去,美国对“中国威胁”的炒作如今成真,美国认识到中国真的有超越自己的可能,这种焦虑恐怕必须经历长期博弈,以及中国在“斗而不破”的前提下有效管控来逐渐化解,最终让合作重回两国关系的主流。
曾经“中国威胁”只是想像,今天这种想像因为中国实力的崛起成为真实的恐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威胁”只能愈演愈烈,一旦对立的语境不再合适,那么这种威胁论终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