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评：澳洲政坛，“太白了”

近日，Per Capita智库研究员Osmond Chiu在中国事务（China Matters）网站上发表评论文章，抨击澳洲政坛“太白了”，完全无法体现澳洲的文化多样性。

全文如下：

澳洲政治太白了，与英国、新西兰和加拿大相比缺乏文化多样性，这令人尴尬。正如前总理谭保所说，如果我们的机构没有反映出澳洲的文化多样性，我们就无法成为“世界上最成功的多元文化社会”。

多元化的缺失伤害了我们的民主，导致出现很多关于种族和国家身份的无关、短视和两极分化的辩论。澳洲政治的同质性是政客难以处理外国干预问题等的一个原因，因为政府对他们寻求立法抵制的外国实体缺乏文化和政治上的了解。

如果我们希望澳洲成功应对重大的国内外政策挑战，反映澳洲所代表的平等价值观，那么一个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国会是有必要的。

在过去三年里，澳洲华人发现自己难以参与政治，因为越来越多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澳洲华人社区内运作，并影响华人的行为，包括利用政治捐款的手段。

为了建设更有代表性的国会，澳洲需要做以下三件事：

（1）政党应公开报告他们的文化多样性并对有望胜选的席位制定目标；

（2）政党和华人社区必须培养一些有能力有经验的候选人；

（3）联邦政府必须通过设立全国廉洁委员会和限制政治捐款，以重建人们对政治机构的信任。

这些措施将有助于提高国会多元性的目标，最大化文化多样性候选人入选的几率，并帮助解决人们对政治受到不正当影响的担忧。

澳洲政治代表性不足有多严重？

澳洲政治代表性不足有多严重并不清楚，因为对政党文化多样性的衡量指标并不存在。没有指标就难以衡量或设定目标来提高亚裔澳洲人（和澳洲华人）的政治代表性。

主要政党不收集不公布关于他们文化多样性的全国统一数据。政党只要求报告其他形式的代表性，如性别。例如《澳洲工党全国章程》要求每年向全国执行委员会提交一份确认行动报告，报告关于政党职位、工会代表和公职预选的性别数据。

澳洲联邦议会的代表性低于其他说英语的威斯敏斯特民主国家。在英国最近的选举中，有1/10当选议员来自黑人和少数族裔背景。在2019年的加拿大大选中，15.1%的当选议员明显是少数族裔。在新西兰，6.7%的议员来自太平洋民族，6%是亚洲人。相比较而言，澳洲227名联邦议员中只有9人或4%是非欧洲血统。

澳洲、英国、加拿大和新西兰的非欧洲血统国家议员与全国人口多样性的对比

代表性不足还延伸到了高层，澳洲联邦部长没有一个是亚裔背景。英国首相约翰逊当选时曾表示，他会组建“现代英国的内阁”，高级职位中会有4名亚裔。在加拿大，37名内阁成员中有6人是亚裔。澳洲在少数族裔政治代表性的所有方面都落后于其他国家。

为什么澳洲议会的政治代表性如此低？

澳洲亚裔面临的阻碍有：

（1）政党中的亚裔候选人较少，因为他们没有吸引或提拔多元文化成员；

（2）政党认为预选亚裔在选举中没有优势；澳洲华人还因外国干预方面的争论而面临额外的阻碍。

虽然政党设法获得亚裔社区的支持，但他们无意吸引亚裔加入他们。政党创建了相关团体如自由党华人委员会或工党次大陆之友，但这些只是筹款的工具，在政党决策中不起作用。这些团体对于个体亚裔加入政党的帮助非常有限。

澳洲华人一直是亚裔政治代表性相关讨论的焦点。亚裔占澳洲人口的14.7%，而澳洲华人在其中占的比例最大（5.6%）。澳洲华人对政治的参与经常是交易性的，侧重于募捐或预选中的人数支持，而不是提高代表性。前维州工党候选人邹慧心指出，当她第一次加入时，她被认为是为了给政党选举中的特定候选人投票。工党的其他华人成员也批评这一交易文化破坏了公众对民主程序的信任。同样地，前新州自由党候选人Soctt Yung也说过，华人的政治参与不能只与捐款有关。

提高政治代表性将需要解决人们对政治的负面看法，改变代际差异。鼓励人们对党派政治感兴趣的企图已经失败，例如，非政党团体澳洲华人论坛试行了“机会会议”来促进政治参与，但没有成功。政治参与继续被老一辈主导，他们对交易政治更感到舒适。年轻一代的华人领袖缺乏，这是澳洲急需解决的问题。

政治的专业化加剧了澳洲政治缺乏多元化的问题。候选人往往是现有政党网络的内部人士。2018年，近40%的联邦议员在参与竞选前是州或联邦政府的顾问，而1988年时这一比例不足4%。前自由党部长Craig Laundy曾对澳洲需要更多多元文化代表发表评论，指出很多议员都曾是政府职员，是“工厂化流程”的产物，并且在预选中入选的多元文化候选人经常是在胜算不大的席位上。

澳洲华人进入政界时面临的挑战尤其大，因为越来越多人认为与华人社区有较强联系的人可能与涉及中国共产党的个人和组织有联系。在新州，目前只有3名州议员有华人血统，新州的联邦议员中没有一个有华人血统，尽管华人占了悉尼人口的近10%。在维州，只有1个州议员和1个联邦议员有华人血统。澳洲华人成了选举的累赘，研究发现华人候选人会将选民投票的可能性减少6.4%。

关于外国干预的争论导致华人的政治代表性更难以提高。独立反腐委员会对新州工党政治捐款的调查，以及对廖婵娥是中国共产党相关组织成员的质疑，也导致人们对华人政客产生了负面看法。

一些未经证实的说法也加剧了这些看法，比如Clive Hamilton说中国背景的预选候选人“可能得到了北京方面的信任”。正如前工党候选人Jason Yat-sen Li所说，“这种环境严重剥夺了澳洲华人的被选举权”。

悉尼一名华人政客对China Matters的一名研究人员表示，跟三年前相比，现在成为一名华人政客更难了。现在的政治气候将加重议会代表性不足的问题，除非政府采取行动。

解决政治中的不当影响

成立全国廉洁委员会并设定政治捐款上限可能有助于解决公众对于与华人有关的不当政治影响的担忧。2019年澳洲选举研究报告显示，只有25%的澳洲人认为政府官员可信，是1979年该调查开始以来的最低水平。

全国廉洁委员会对于澳洲来说将是最佳的、基础广泛的独立反腐委员会。该组织将调查联邦层面的议员、政治职员、部长、公务员和司法人员涉嫌的腐败和不当行为，还将负责促进廉洁，预防腐败。一旦案件越过州界，州反腐机构将有义务放弃调查。目前澳洲没有联邦层面的机制来举行公开听证会和公开追究联邦官员的责任。

全国廉洁委员会和限制政治捐款都是可以解决公众对政府不信任的机制，因为他们将有助于消除政治决策受到金钱影响的观点。它还将通过解决公众对不当政治影响的担忧来改变华人的政治代表性不足问题，公众担心政治捐款者与中共有关。重建公众对民主程序的信任将有助于消除负面观点，这些观点导致外国干预争论崛起和华人更难参与政治。

政策建议：

· 政党应借鉴其他人口多元化国家的最佳实践经验，衡量并公布其议员、候选人、执政者、主要政党论坛代表、工作人员和政党办公室职员的多元化数据。

· 政党应通过让成员多元化、建立专门的培训和指导项目以及编制推荐候选人名单等方式来培养一些多元化候选人。

· 政党应设立目标，在有望胜选的席位上产生20%的多元文化候选人，如果没有努力去寻找多元文化候选人，就应立即停止预选程序。

· 政党应向多元文化成员提供更多的有偿工作机会和竞选活动机会，以确保政党办公室和工作人员能够出反映社区的情况。

· 澳洲华人社区应为年轻华人建立竞选活动伙伴关系，效仿“年轻穆斯林竞选活动伙伴关系”（维州伊斯兰理事会和民主色彩之间的伙伴关系）。

· 联邦政府应成立全国廉洁委员会来解决不当政治影响的问题，这一问题现在已与澳洲华人联系在一起了。

· 联邦议会应通过立法来限制政治捐款，以帮助重建公众对政治机构的信任。

*本文作者Osmond Chiu是Per Capita智囊团的研究员。他在政策领域工作了十多年，曾为《卫报》、《悉尼先驱晨报》和《堪培拉时报》撰稿。他是内西区多元文化顾问委员会的主席，也是新州工党州政策论坛的民选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