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引发欧洲“国”与“盟”的管治反思（组图）

随著欧洲绝大部分国家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趋向缓和，各国也陆续放宽封制措施，让人民生活逐渐“恢复正常”。可是，经此“欧盟（EU）创立至今的最大挑战”，欧洲人已经无法真正回到过去。正如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所言：“很多我们确信的、坚信的东西都会被扫除、被挑战。很多我们认为不可能的都会来临。明日到来，当我们取得胜利时，这将不会是昨日的回归。”

欧洲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占全球近四成，死亡人口更占全球总数一半以上，毋庸置疑，欧洲是受疫情打击最严重的地方。同时，除了极少数国家外，大多数欧洲国家的个人防护装备、呼吸机等物资严重不足，医护染病比例甚高，欧盟各国之间毫无协调，封关自保，对他国死活置之不理。到底欧洲各国政府出现了什么问题？整个欧洲的管治出现了什么问题？

眼见疫情初现的中国抗疫成效明显，中国还将抗疫模式输出至塞尔维亚等欧洲国家，欧盟领导人、学者、评论人也都对自身的管治能力开始新的反思，这种讨论又上升到民主体制和自由主义的边界问题。然而，欧洲是政治与文化极其复杂的森林，欧洲各国不同的体制、不同的抗疫策略，让疫情的“教训”亦有不同。

管治体制的试验场

以法、德两个欧盟轴心国家为例。法国的医疗体系由中央政府的卫生局统筹，德国是由联邦政府与一众地方政府分权分治。在疫情初爆之际，当马克龙引用《公共卫生法》（CSP）落实全国居家隔离令时，在联邦层面做出相关指引的德国总理默克尔（Angela Merkel）却因此被国内舆论批评。不过，法国虽能够实行以高铁跨域运载病人、调节各地医院资源等举措，德国各州自理的制度使得各地实验室能增加病毒检测能力，这使德国的死亡率远低于法国、西班牙和意大利。英国的检测能力迟迟未能赶上，其中一大原因就是英国过往以地区性的中央病毒检测中心去取代分散的实验室。

欧洲各国在抗疫中分别采取各异的策略与应对机制，引发各国人民反思本国管治。缺乏检测的英国人希望参考德国；被认为抗疫政策慢半拍的德国人则指向邻国奥地利；奥地利则参考了捷克的强制戴口罩命令；各国还望向完全没有封锁政策的冰岛，后者采用全国电话簿随机抽样进行广泛检测（至4月11日，十分之一的冰岛人口已接受测试）的做法，大大加强了疫情管控能力。

正如古希腊各个城邦政制的不同引发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综合百多个政制的研究一样，疫情的生死存亡关头过去之后，各国也将以他国为鉴反思自身的不足。比如，德国是否应该在紧急事态中给予联邦政府更大的行政权力？法国是否应该让地方政府有更大自主权？因为无限期延长紧急状态权力而被批评破坏民主的匈牙利政府，是否做了适当的政策选择？多国由于文化偏见迟迟未能普及佩戴口罩的建议，波兰保守派政府因担心得罪天主教支持者而并未阻止宗教集会，这些宗教与文化上的意识形态是否影响科学的政策计算？

无论如何，从马克龙“我们必须吸取现在的教训，反省几十年来我们所奉行的、已暴露出种种弊端的发展模式”的表态，和“正因为全球大流行疫情，才显示出我们必须将某些产品和服务置于市场规则之外”的思考，以及默克尔直言关停措施“给我们生活和社会的自我认知带来了冲击”，可知疫情之后各国的反思不止停留在公共卫生体系和危机处理之上，而是在国家权力设置和制衡的很多方面。

“欧盟问题”的回归

类似的国内管治反思，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疫情之中，欧盟国家一直不愿正视的难题也重新摆上台面。在疫情爆发之初，这是欧盟医疗体制欠缺整合的问题；而在人们视线转向如何挽救经济的今天，这又变成类似欧债危机时代的债权国与负债国之争。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预估，欧元区19国的国内经济生产总值（GDP）将收缩7.5%，失业率将由去年的7.6%上升至10.4%。其中，欧元区的负债国前景比债权国更为悲观，例如国债占GDP比率约为57%的德国，GDP本年预计下跌7%；而国债占GDP比率约为133%的意大利，其GDP本年预计下跌9.1%。这意味著负债国与债权国的经济差距几乎不可避免地将越来愈大。

虽然欧洲央行已有高达7,500亿欧元的“抗疫购债计划”（PEPP），而欧盟与欧元区也决定提供高达5,400亿欧元的各类抗疫贷款机制，不过没有类似“新冠债券”（Coronabonds）等由欧元区所有国家共同分担风险的融资机制，欧盟体制内的不稳定性即使没有即时导致联盟破裂，只能让既有的矛盾继续隐埋下去。

各国有关什么权力应怎样分配、怎样制衡以达至良好管治的问题，也应是欧盟未来之路的思考，即欧盟与成员国之间的权力分配与制衡问题。在经济议题上，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的欧盟国家应否将更大的财政权力交到欧盟这个跨国组织手上？在公共医疗卫生的议题上，正如《经济学人》所言，由于医疗是纯属各国权责，抱怨欧盟没有在医疗卫生事务上提供协助，就如买了一只猫回来，却抱怨它不会像狗一样检棍子。然而疫情之下，意大利等受疫情打击严重的国家已积累了强烈的疑欧情绪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让欧盟面临的撕裂危机有增无减。

“盟”与“国”之争不得不解

如果欧盟的上述问题存而不决，那么疫情之后，各国得到的“教训”，只会增加欧盟发展的困难。

疫情中医疗物资紧缺的“痛”，更加坚定了欧盟各国，以至欧盟建制对于建立战略性产品自给自足能力的决心。马克龙就曾明言：“将我们的食物、自保与维持既有生活方式的能力交托他人，是愚蠢的行为。”而在一直倾向自由市场竞争的德国，总理默克尔也针对医疗物资指出：“我们需要一定程度的自给自足能力，或者至少要有一个属于我们的生产支柱。”

或许维持或建立属于“我们”的自给自足生产能力的主张可以成为欧盟国家的共识，可是这里的“我们”意指何方，却系于欧盟管治分权问题的解答之上。到底各国是要维持目前医疗卫生的分治制度，还是选择进一步加强互信，以欧盟整体来衡量医疗议题？

医疗物资上的教训，放诸其他关键产业也适用。疫情让欧盟以及各成员国对外资更加警惕。德国的抗疫救市拨款预留了1,000亿欧元用作阻止外国趁德国企业股价下挫而做出敌意收购；法国则表明如有需要将企业国有化；意大利与西班牙也各有计划保护战略性企业免被收购。但是，德、法、意等拥有悠久成功产业历史的国家人民，到底是要继续以国家为本去看待自身企业，还是愿意改变思维创造更多属于欧洲的空中巴士（Airbus）呢？

如何解决良好管治的问题，答案不在一国，也不在欧盟。在国不离盟、盟亦不离国的现况之下，疫情终将欧洲推向欧盟政治实验的下一个新阶段。在疫情威胁尚未解除之际，反思新变局的欧洲人正如破船上的海员一般，即便无法弃旧换新、推倒重来，也不得不小心修补好脚下仅余的依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