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虑的日本与美国在香港问题上拉开距离（组图）

到5月30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人大）通过港版《国安法》的风波仍在继续。西方世界在这场风波中行为各有差异。其中最突出的莫过于日本与美国等西方大国的距离似乎在逐渐加大，东京的不安也在逐渐加深，

5月28日，港版《国安法》甫一通过，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四国外长就签发了“谴责”北京的联合声明。24小时后，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又发表讲话，宣布将取消香港有别于中国内地的”单独的海关和旅游地区所享有的优惠待遇”，在当天的演讲中，特朗普并未谈及更多细节，但他已威胁要采取“强有力”、“具有重大意义”的行动。

不同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以及加拿大外长签发联合声明，对北京抛出“谴责”等强硬言论。日本方面的表态是温和且简短的。其核心始终立足于“忧虑”这一点上。

5月28日下午，日本外务省发言人大鹰正人提出了三点内容。这三点是东京对香港问题的唯一官方立场。首先，日方强调了对“港版国安法”决议通过后的忧虑态度。其次，日方认为香港是日本“非常重要”的伙伴，港日之间有密切的经济关系和人员往来。日本一贯注重在“一国两制”框架下，维持香港历来的自由与开放的体制和民主、稳定的发展。最后，日方确认已向中方传递立场，东京方面此后或将与“其他国家合作”，以“适当方式应对局面”。

此后72小时间，日本外务省事务次官秋叶刚男、外务大臣茂木敏充、日本官房长官菅义伟等人先后在记者会等场合复述了这三点内容。到5月29日，仍有记者向茂木敏充继续追问，对此，茂木继续强调东京的“深切忧虑”，再次复述了这一系列官方立场。除此之外，东京方面在“港版国安法”问题上就没有其他的内容了。

东京在香港问题上强调“忧虑”态度是长期而一贯的立场。2014年“占中”风波期间，日本副官房长世耕弘成等人即强调了日本的“concern”（忧虑）。2019年，面对示威风波加剧，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亦称“感到非常忧虑”。这一局面与日、港经济联系有关。

日、港双方从1997年到2011年一共签署了四项协定，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1997年签署的《日本国政府与香港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协定》。这也是日本在香港的最大利益点。

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JETRO）数据统计，1997年时，日本对香港直接投资约为175.5亿美元，在这一协定确保下，港、日间的投资、经济活动得到继续发展。香港也在日本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遗憾的是，香港在2014年后的社会动荡影响了日本企业的投资意愿。以至于日本在香港投资在2014年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即304亿美元后，此后逐年下降，到2019年，降至242亿美元。

目前，在香港的外资企业中，日本企业仍为最多。据香港特区政府资料，进入香港并设置办事处的日本企业在2019年有1,413家，较之2018年增加了20家。有750家日本企业专门设立了香港总部，其业务聚焦在饮食、零售业上。这与2007年以后，香港成为日本最大的农林水产品和食品出口市场分不开。香港游客也是日本重要的旅游资源，每年约有20多万港人来日本旅游。因此一贯比较重视现实利益的日本，无疑希望香港局势能够稳定，以保障日本在香港的经济利益。

东京在日中关系和日美关系上的考量也使之在香港问题上心存忧虑，并对美国有所提防。自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指责“日本对美贸易不公平”，并就2018年美国对日本贸易赤字为580亿美元向东京施压后，东京方面正越发体会到美国身为“盟友”却难以提供可靠保障的“鸡肋”感。

但东京既然仍在美国伞下，他就要尽到身为“盟友”的义务。这使得东京即便不情愿，他也必须跟随美国立场。虽然安倍有利用中日关系，借中国的巨大市场，在汽车关税等问题上牵制美国的私心，但这一现状也进一步证明了东京虽然不至于和华盛顿分道扬镳，但他们仍已在香港问题上与美国呈现差异。

当然，日本的忧虑还与美国政治环境的晦暗不明有关。特朗普政府近期的很多发言、表态与选情有关，其针对香港、疫情、民主党的各种发言在2020年内都与11月的大选形成深度绑定。世界各国包括日本在内，也都在研判特朗普政府基于选情在内的下一步动作，这种不确定性进一步加重了东京的不安。也让日本有必要继续当前对美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