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陈志武：美国取消香港特殊地位，香港会被内地城市取代吗？（组图）

凤凰网香港號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陈笺。

最近国际关系相当紧张。上周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要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其中包括要取消香港的独立关税区的地位还有旅游限制等等。美国在香港的公司有1000多家，特朗普也要求这些公司撤回。我们在刚过去的周末也确实看到美国驻香港领事馆的物业也在放盘中。

那么此举对香港金融中心地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香港将会何去何从？相关话题，节目时间陈笺请到的是知名的经济学家、香港大学亚洲环球研究所所长陈志武教授一起来聊一聊。

美国取消香港特殊地位 对经济影响非常有限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陈教授您好！美国取消香港特殊地位，对香港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陈志武：对香港的影响直接的会比较少一些，但是间接的有一些，我说的意思大家可能注意到了，美国政府现在是想把香港的特别关税的地位给取消掉。但是就关税本身对香港经济的影响，对于中国内地经济的影响应该不是很大。因为比如说去年2019年香港跟美国的贸易逆差大概是300亿美元，也就是说美国向香港出口的商品，比香港出口到美国的商品多300亿美元左右，所以美国让香港卖到美国的商品关税即使有提升，对于香港经济本身没有太多的影响。香港本身制造业非常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特别关税区这个地位，香港一旦失去的话，对本地香港经济的影响非常有限。但是这次美国政府的政策调整最后落实的话，当然有很多细节现在还不是非常的明白，因为一些制裁或者说美国对香港政策的调整需要在今后很多个月很长时间里面，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推行一些细节。所以即使最后细节推出来的话，对香港对中国的影响更多的是长久的间接影响。 美国政策调整后，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还是香港的商界政界甚至于学界，都会把他们今后对待香港，看待香港的方方面面，都会有些调整。这些调整对于商界的投资、商业计划、商业规划等等一些行为，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换句话说，上周五美国政策决策主要带来的影响，是把香港更进一步地当成了中国的另一个城市，不是中国“一国两制”之下的一个特别的地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次美国政府的政策加快了，香港作为中国一个城市的变化的步骤。

香港一直在扮演非常关键的角色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或许从独立关税区这点来说短期来看影响力不大。但是它的深远影响，我们也是不能忽视的。香港作为一国两制下的全球金融中心，它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但是我们看到去年其实已经被新加坡赶超了。我们也看到有人认为，现在我们隔壁的深圳，经济总量也已经超过香港，所以对国家而言，香港的地位可能会被任何的一个城市上海、北京、深圳给取代，您觉得会被取代吗？

陈志武：我觉得过去四十年，或者说更长一点的时间，自从1949年以来，香港对中国发挥的作用，不管是在金融方面还是在其他方面，很多的功能角色，要被深圳、上海甚至被澳门取而代之，我觉得是有难度，挑战非常大的。现在香港的经济规模比深圳要小一点，香港有几百万人口，深圳常驻人口在两千多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深圳的人口是香港的三倍左右，那当然香港的经济体要比深圳小一些。但是我要强调的是，我们看待香港的作用，不能只是根据香港的经济规模来看，因为道理很简单，香港的价值不一定是它自己的GDP规模多大，而是在法治，在金融交易，也包括一些科技产品的进出口，香港一直在扮演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简单说的话，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比如说我们都很知道，中国的体制跟美国和欧洲的体制是非常不一样的。为什么过去四十年，尽管中国和发达国家的体制有那么大的根本性的差别，但是照样也没有妨碍中国在过去四十年，非常快的速度对外开放，经济快速发展。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就是因为在所有其他的国家看来，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它不仅是一个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而且法治也是最中立。这样一来的话，香港一直起到了关键的缓冲地带的作用，这样的话让发达国家商界的人、政界的人、其他的群体，都不会直接的跟中国内地打交道，而是可以通过香港中介也好，缓冲地带，在法治方面还是在其他的方面，都可以让外面的投资者、外面的商人、外面的企业，通过和香港的企业打交道，都能够接受和中间接做投资、做生意这样一些安排。说得比较具体一点的，像最近几个月，在香港明显的不管是私人银行，投资理财业，还有其他一些，他们签合约的时候，原来的时候契约里面协议里面说的很清楚，如果交易两方今后发生纠纷的话，他们可以在香港的法院去做诉讼，找到保护自己的权益的司法的解决方案。但是现在随着特别是外国商界、外国企业对于香港今后的法治中立性越来越担心，最近几个月开始出现他们签协议的时候，不管是投资协议还是理财协议，还是一些商贸协议，就开始选择在瑞士、在新加坡选择这些地方，做为他们协议如果发生纠纷的话，就到新加坡或者是瑞士，到其他的国家解决他们的纠纷，而不再选择通过香港。 因为比如说像2018年全年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1200亿美元，但是2018年1200亿美元其中有70%都是经过香港。换句话说一旦“一国两制”在目前美国政策还有其他的一些变化，“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的话，香港在方方面面发挥的，在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缓冲、桥梁、中介作用就会越来越难继续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今后对中国吸收外资，中国跟其他的国家进行商业贸易还有其他的经济往来的时候，到底该怎么办？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说，一旦没有了香港这个缓冲地带，中国直接跟发达国家打交道的话，这种体制的不协调性，或者体制的冲突会更加展现在人们面前。目前的话，这种体制不是那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有香港的缓冲作用。

保留“一国两制”是最最上策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刚才教授非常详尽的说明，香港有它不可取代的优越性“一国两制”。“一国两制”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的，在全球来说是首创的，而且在过往的一路走来，我们也看到它优越性的体现，无论对国家也好，或者国际上的经济往来也好。如果您的这些顾虑都存在，也已经是有些数字和案例可以证明。现在我们港币和美元还是联系汇率。怎么样才能保住香港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呢？

陈志武：最好的办法是中国内地也进行一些改革，这样一来的话，中国很快的全方位的实现建立法治国家这样一个目标，如果能做到那一点的话，不管是香港上海还是深圳，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地位就可以比较全面实现。但是我们知道中国国家这么大，历史那么悠久，要改变不是一夜半天就能够实现的。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保留“一国两制”是所有选择里面，最最上策。因为继续保留香港的法治，继续让香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去存在下去，运作下去，这对于整个全中国、大中华哪个社会都是更好的一个选择。 当然我知道这么讲起来也是很抽象的。具体一点讲比如说，我知道过去一年有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就是围绕着香港的司法体系，其中包括有一些官方的电视台媒体介绍的，说香港的终审法院，总共有22位法官，其中有4位大法官是常任，有18位非常任大法官。18位非常任都是外籍的外国人，有美国的有英国的有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甚至于法国德国的都有。以前的报道里就说，那香港的终审法院22位大法官其中有18位都是外国人，这怎么可以呢？当然有一个细节在以前的报道中被忽视掉了，因为那18位外籍大法官不同时参与审理任何一个案件，而是在一个具体案件里面，有5位大法官组成来审理，其中5位里面有4位是常任大法官，就是香港本地人，只有第五位是在其余的18位非常任大法官里选一位来参与。我知道从我们中国人的角度来讲，可能觉得这是很难以接受的，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司法体系里面怎么可以有这么多外国大法官参与审理等等，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必须要改变。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看的话正因为每一个具体终审案件里面，有一位大法官是外籍人士，所以尽管这一位大法官不一定真正对最后的判决有那么大的影响，但是由此带来的效果，就使得其他国家商界的人士，甚至于政界的人士，更能够相信香港的司法体系在审案的时候，不管是按照国际惯例也好，还是按照一般的常识，还有其他的做人处事的规则，这些东西都可以发挥应该有的作用。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很多外籍人士包括国外的企业投资者，更相信香港的司法体系。 

我在香港差不多四年了，我能感觉到香港确确实实有很多外国人住在这里。其实从很多的中国人看来的话，他们会觉得香港怎么会有这么多外国人，但是恰恰因为香港这个地方有那么多外国人也很喜欢住在这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于更长时间一直在这边生活，这样一来的话就使得香港作为一个在中国和发达国家之间的桥梁作用，缓冲地带等等，就更能够有基础。换句话说这种缓冲地带，桥梁作用不是靠抽象和想象做到的，而是要有很多具体的人。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香港的审计公司里面、律师行里面，更不用说投行，甚至于香港的贸易公司里面，都有很多外国员工。包括香港大学里面不管是教授学生，来自于世界不同国家的人都不少的，正因为香港作为一个国际大都会，各行各业里面既有中国人，又有不少的外国人，所以让香港能够起到上海深圳北京珠海等等没有哪个地方可以起到的作用，可以在香港可以做到的。我们要看到香港之所以在过去四十年，对于中国改革开放的贡献那么大，背后是有很多具体的原因。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非常担心，美国上周宣布的取消香港特别关税地位等等这些政策出来以后，具体产生的经济影响是不是很大。直接的经济影响是不是很大这是一个方面，更大的方面是会有很多的人重新审视他们怎么样看待香港。

外国人继续想留在香港生活，留在香港工作，这些都会带来影响。所以最终如果太多的人重新看待香港以后，即使中央想要改变对于香港的政策，到那个时候可能就已经太晚了。因为到那个时候香港成为另外一个中国的城市，可能已经是一个现实，那个时候再要调整政策，吸引一些外国人，甚至是外国大法官过来都可能会比较难。

香港人更希望的是更多的选择空间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刚才陈教授非常详尽地分析了，在中国的版图上有这样一个“一国两制“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这个地位是很可贵的。您从自己的观察和从经济数据上都可以看到。如果失去“一国两制”金融中心地位的话，一些国际的专业人才，他们会不选择在香港就业生活了，还有资金的外流，这对于国家来说影响可能都是很大的。现在逆全球化这样一个大趋势底下，美国提出这样一个做法，对香港长远影响一定有的。您觉得中央政府应该在经济政策上，如何协助香港，一起来守护“一国两制”的香港呢？

陈志武：其实我觉得从中央的角度看，要改变以前的一些做法。以前每次香港有什么问题，首先想到的，甚至只能够想到的就是给香港一些经济上的支持，给香港一些经济上的好处。但是回过头来想想，从九十年代1997年以后到现在，一系列的所谓对香港的经济优惠政策，都只是帮助了香港非常成功的有钱的企业财团，对香港社会的老百姓直接的帮助甚至间接的帮助都不是太多。因为道理很简单，香港以前这么多年，都不存在就业的问题。大家可能不知道，香港每年现在都有几十万从菲律宾、印尼、孟加拉还有其他的国家，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请过来的，不管是做菲佣还是其他的私人司机等等，几十万人都来自其他的国家。我们可能想到香港如果说香港每年让几十万其他国家的人，都到这里来工作的话，香港本身单纯就业的问题一直都没有。如果是这样的话，中央经济救助的政策到底帮了谁？比如说像最近几年，一直在讨论比较多的，香港、澳门、广东、珠三角、大湾区计划，如果我们去看一些数据，看一些细节，一些大湾区紧急项目到最后确确实实对于香港有钱人到内地做投资，到内地赚更多的钱，已经和以前的香港人来说确确实实有一些帮助，但对于大多数的香港老百姓来说，这些帮助跟他们没太多关系。

所以我觉得，首先要改变的一个思路，不要觉得香港一有问题，那肯定就是经济方面，只要经济上面给一些好处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而是回到更根本的就是，据我的了解，很多的香港人更希望要的是，给他们更多的自在自由选择的空间，而不是什么东西都受到更多的管制。所以留给香港人更多选择的空间，保留他们既往的，就像邓小平说的“马照跑舞照跳”。意思就是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至少有五十年香港人的生活不会受影响，他们以前怎么生活的，以前喜欢什么今后继续可以做，他们以前喜欢怎么样生活的，今后继续可以那样子生活。如果能做到那一点的话，即使没有直接的经济上的来自中央的这些帮助，香港不存在就业的问题，所以这个社会在七百万人口左右的情况下，可以生活得蛮好的，而且同时也可以起到继续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更宏伟的目标，香港可以发挥过去四十年一直发挥的桥梁作用和缓冲作用。

关注年轻人诉求 改变草根上升通道

凤凰网香港號陈笺：教授您已经说到，香港的地位是不可取代，而且香港的优势也是不容忽视的，但是最关键的一点，一个城市的未来取决于年轻人，年轻人看到前景，这个城市才会有活力，你觉得香港年轻人发展融入大湾区是不是一个选择？

陈志武：因为现在还没有很多具体的内容推出来，有一些具体的想法我觉得还是蛮好的，关键的一点就给予香港的年轻人提供更多上升的空间，因为就像我在一些文章里面也谈到了，香港过去这些年，确确实实社会流动性太差了。如果你是一个普通人家出生，草根背景的年轻人的话，那你可能上升几乎没有任何的可能性，跟国内和美国很不一样的。如果在草根出身、还是贵族富二代出身，不管你是什么背景出身的，照样可以有非常可观的上升概率。上升的通道对于他们也开放的话，肯定是对于香港社会长久的稳定和繁荣会非常重要。所以也许大湾区规划能够更重点的关注到年轻人的诉求，他们创业发财致富的诉求的话，那么改变香港的社会结构，改变草根上升通道会有非常大的帮助。凤凰网香港號陈笺：感谢陈志武教授的分析，我们都深深体会到在中国版图上有“一国两制”的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话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我们每个人都要去捍卫它保护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