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中国要崛起 需要全面遏制狂飙突进的民粹主义

而特朗普所遭遇的麻烦更大，除了新冠肺炎疫情和经济下滑，特朗普正在面对规模浩大的反对种族歧视游行。

可以说，中美双方领导者正在同时面临各自内部狂飙突进的民粹主义，尤其是政治民粹化和反精英主义的“泛滥”。二者不同的是美国的情况是特朗普所乐见的、刻意引导的结果。中国内部民粹主义“盛行”的情况却并非高层引导所致。

对于中国而言，如果政府要实现其“崛起”的目标，能否全面遏制国内快速发展的民粹主义，避免战争是关键。

中国国内民粹主义借助“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迅速发展的情况并非新现象。在内部，中国青年一代对内部的社会不公正与不平等现实的无力感，更重要的是外部环境上中国崛起所面临的种种挑战，让经过十余年爱国主义教育的中国年轻人产生了共同的“时代记忆”，他们开始学会了对西方说“不”。

与他们的父辈不同，这些在千禧年前后出生的中国年轻人表达自己爱国主义的方式更加直接、大胆，他们绝非“沉默的大多数”。尽管目前没有人对小粉红有一个准确的定义。这些小粉红究竟有多少人，也没有准确的数据统计。甚至很多“小粉红”不认同他们是“民粹主义”，但是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在政治上的民粹化、反精英主义以及强烈的排外主义和反美情绪，在中国网络上影响力巨大。

与西方的民族主义青年相比，中国“小粉红”的血液中除了民族主义之外，还有爱国主义以及“忠党”的因素，党国混同，三者杂糅，也是中西方在评判这个特殊群体时经常模糊不清、评价不一的原因。

其次，小粉红作为一个现象出现的原因，从外部大气候而言，与前文所说整个世界走向民族主义息息相关。从中国内部发展轨迹来看，当一个国家、民族的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整个社会一定会开始从自己的民族文化中寻找成功的“基因”，这也在日本，韩国等国家腾飞的过程中曾经出现。当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如温家宝当年那一句毁誉参半的“多难兴邦”，一个国家、民族的困难、挑战以及成功会成为这个国家国民的共同记忆，例如2008年汶川地震以及同年的北京奥运会，甚至曾经的“海军三大耻”，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遭轰炸，都是今天“小粉红”们的荣誉感与耻辱感的来源，所有这些交织一起构成他们共同的世代记忆。但是，这些都还不足以构成对小粉红们的素描勾勒。

如果真的要给这些年轻人勾勒一幅素描图，他们的标签包括从1985到千禧年出生的年轻人，爱党爱国，学历两极分化较大，但都擅长使用网络，更好斗、更富意识形态侵略性，部分人有“大汉族主义”、“排他主义”，如“排斥黑人”、“排斥穆斯林”思想，认为外来族群一定是对中国存在偏见。

最重要的，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小粉红对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丝毫不感冒，认为西方“普世价值”是意识形态的遮羞布，美国人的最终目的是对中国的“和平演变”。他们尤其反感美国在行为上四处“兜售”和“强制消费”的民主体制给很多国家带来的不是经济繁荣，而是民生凋敝和政治混乱，反倒坚持走自己道路的中国，在蒸蒸日上，在给世界提供另一种可能。所以在正在崛起的小粉红群体看来，西方世界已经走下神坛。

但是在过去三十年间，中国社会思潮几乎“天翻地覆”。中国经济发展给中共带来的道路自信，世界外部大气候与中国内部小气候的根本性变化，1989年之后中共加强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的成功，以及当下美国打压中国、香港局势的现实倒逼，都让美国不再是中国年轻人心目中的“灯塔”，反而是中国人开始具有一种强烈的民族自信与道路自信。

一言以蔽之，当代青年在社会议题上的态度是复杂的乃至互相矛盾的，绝大多数都称不上某一“翼”。这主要是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和快速变化的阶层结构所决定的。

对于中国的自由派学者以及西方人而言，中国披上“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外衣的民粹主义青年们，充满着危险气味。他们好战，宣扬“中国崛起必有一战”的思维，对待日本、韩国、印度等中国邻国充满不屑，面对台湾和香港的变化，高喊“留岛不留人”的口号，甚至他们在宗教和种族问题上，相比大洋彼岸的同龄人更为激进，认为穆斯林以及非洲裔都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令人遗憾的是，主流社会对这一轮思潮起伏保持了一如既往的迟钝和冷淡，至多将其作为一种可以借用的社会现实，而缺乏有说服力的引导，也没有提供有足够吸引力的目标使之整合。而如果任由这股思潮野蛮生长，那么它可见的结果就是愈益走向极化。

民粹主义极端化的结果，就是有可能倒逼中国内外政策走向极端，让“中国崛起必有一战”的思维在内外盛行。结果就是外部世界对于中国的警惕心越来越重，甚至真的出现战争可能性，这对于目前仍然希望“和平崛起”的中国而言，无疑是一场灾难。因此，北京的中国决策层需要清醒，如果中国继续发展，继续享受全球化的红利，实现崛起的目标，在社会内部全面遏制民粹主义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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