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江苏被曝大规模高考舞弊案 不少顶替者已是当地官员（组图）

中国新生代艺人仝卓在一次直播中，自曝在参加高考时，把自己往届生身份改为应届生，成功进入心仪大学。事件在中国舆论掀起轩然大波后，中国教育部、中共纪检部门等相继介入调查。

官方调查显示，仝卓（当时名叫李振华）2012年在北京高考失败后，他的继父、时任山西临汾市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仝天峰打通层层关系，为仝卓办理虚假转学手续、伪造虚假学籍，帮他在隔年成功以应届生身份，考上中央戏剧学院。此外，仝天峰还托请人弄虚作假，为仝卓办理中共预备党员手续。

山西临汾、陕西延安纪委监委先后通报处理“仝卓造假”事件的21名责任人，其中8人被撤销、免除或解聘职务，3名涉嫌犯罪者移送司法机关。

临汾市人大官方微信公众号通报，已免去仝天峰临汾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室主任职务。同时被免职的还有临汾市教育局局长李晋平。

仝卓伪造身份参加高考的事件，涉及转学、报名、资格审核、录取等多个环节，牵涉到教育、户籍、学校等多部门。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在一篇评论中指，相关人员能弄虚作假，成功打通诸多环节的重要因素是“权利干预”和“失序运营”。

这起高考舞弊案因触及“教育公平”底线，在中国舆论持续发酵后，中国媒体又披露，山东聊城一名农家女子近日在报考成人教育学校时，赫然发现自己16年前高考落榜，竟是因为有人花了2,000元人民币（1元人民币约合0.15美元）买走她的学籍。

另一名山东济宁的农家女子6月22日也在网上发帖称，自己1997年参加高考，考上北京一所大学，同样被人顶替上大学。据中国《南方都市报》6月19日披露，近两年内，山东省内高校排查发现有242人涉嫌冒名顶替他人身份上大学。

而除了山东之外，中国江苏也被曝至少有千余人顶替学籍参加高考，其中不少人如今已是当地相关职能机构的主要负责人。

有报道称，不够完善的高考制度、学生急于跳农门、学校追求升学率、户籍管理的松懈等共同将顶替学籍参考这种荒唐事推上了时代的巅峰，看上去，这似乎和当时的特殊历史环境有着某种密切的关联。

据涉事学校原校长汤某江（化名）称，在当年的高招政策中，应届生有很多有利条件。为了拉高升学率，学校就想办法让一些成绩不错的复读生顶替一些应届生的名字参加高考，“这种情况在当时应该存在了好几年，而且并不是只有我们学校有这个情况，全县、全市，可能全省都有这种情况。”

另据知情人杨某介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高考前有一个预考制度，考试通过后才能参加高考，也正因此大部分人都被挡在了高考的考场之外。另外，在预考阶段，应届生的过线分数比复读生要低，再加上学校也有应届生升学的考核压力，因而顶替辍学学生的学籍参加高考的现象，在当时极为普遍。

翻阅历年高考政策可见，早在1980年，中国国家就开始试行高考预选制度，而在随后的一两年内，这样的制度被推广到全国，包含江苏在内的多个省份都采用了同样的制度。文件中指出，因恢复高考后，报名参考人数众多，但高招人数却极为有限，此举主要是为了降低高招经费。在此制度下，各地都划定了较为明确的录取比例，复读生自然难以与应届生享受相同的录取待遇。而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考上大学是很多人跳出农门吃上“商品粮”的唯一途径，于是便催生出类似顶替学籍充当应届生等多种违法手段。

实际上，早在1990年，这样的问题就已经暴露。当年，一份来自中国监察部驻国家教委监察局、国家教委高校学生司的通报文件指出，当年共有17人因在高考中弄虚作假被处理，其中，大部分为顶替学籍者。此外，1991年12月《河南省教委关于清退冒名顶替上学和其他舞弊问题学生的情况通报》一文共通报清退了611名不符合入学资格的学生，其中冒用学籍的情况也占到很大比例。这份文件同时指出，片面追求升学率以及松懈的户籍管理制度等都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所在。“这和当时那个时代有着很密切的关联，是历史遗留问题。”汤某江说。

针对上述乱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任建明分析指，中国的高考在多数情况下做到“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曝光的这些案件相信不是个案，除了惩处舞弊行为，也应堵住制度上的缺陷和漏洞。

他也认为，学籍造假、冒名顶替等操作背后，暴露出滥用权利和腐败问题。

“教育公平和官员腐败一直都是热点问题……而且腐败的一个危害是强势集团对弱势集团的剥夺，本身也是公平问题，这些交织在一起，很容易牵动社会敏感神经。”

由于教育资源配置不均匀，中国高考招生的地域不平等也一直受到诟病，甚至催生考生向录取分数线比较低、录取率比较高省份流动的“高考移民”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