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学者：我从来不信香港能出革命党（组图）

多维：如果说去年香港反修例闹得最凶的时候，美国是把香港当作一张牌来打，那么在实际利益的驱动下，美国会放弃香港这张牌吗？

储殷：香港问题主要是美国民主党的牌，也就是国会牌，因为美国国会的意识形态色彩非常重，他们需要摆出姿态。但是他们摆出的姿态，推出的法案要落实成政策，需要美国政府配合，这就很难了。另外，香港的动乱，也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国的煽风点火，除此之外还有台湾，蔡英文也利用了香港的动乱为自己赢得大选。

多维：无论是从香港自身，还是整个国际局势，目前都在发生变化，在这个变化的过程当中，香港应该如何重新定位自己？

储殷：我个人认为核心还是民生，改善香港底层青年的出路，然后推进粤港澳一体化。香港的出路一定是与深圳、广州连在一起，香港最大的问题就是地方太小，地方一小出路就有限。全世界的钱都汇聚在那里，物价炒得很高，有钱人纸醉金迷，穷人却缺乏机会。房价越来越高，年轻人还有奔头吗？如果香港今天再多个300平方公里，矛盾就会小很多。

多维：自从粤港澳大湾区推出后，香港社会就一直存在一种忧虑，担心香港会在大湾区的发展中失去独特性，长远来说角色会被“矮化”，某种程度上这也影响了大湾区的发展进度。在你看来，问题出在哪里？

储殷：我认为港版国安法推出以后，未来一两年都会是调整期。下届特首选举完了以后，粤港澳大湾区应该就会有很明显的提速，现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推进艰难主要是因为两地意识形态的对立情绪，所以说经过一到两年的平稳工作，再加上粤港澳大湾区对经济发展有利，还是会加快推进下去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吃饭”（发展）是第一位的。说句调侃的话，我从来不相信香港这个地方能出真正的革命党。

多维：刚才你提到一点，香港需要做好民生，比如说缩小贫富差距，保障底层生活等方面。但其实在经济上，香港长期以来都有一种认识，作为中国的一块“资本主义飞地”，香港长期对自己是“全球最自由经济体”而感到骄傲，但也正是对这种原教旨自由主义的迷恋，导致资本的话语权过大，甚至连港府都被绑架，有过很多出台的政策不能推行的例子。

储殷：我一直认为香港是体现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以及民族优越性的地方。当然，这几年的香港动乱的确也与自由经济体制有关，香港在由英国统治的时候，民生问题也是由英国人负责，港商集团只管与大陆做生意挣钱。香港回归之后，民生问题就是中国的事了，所以就需要港商让利，但他们已经习惯了之前的红利模式。原来一些港商集团是一国两制的有力支持者，但现在受到利益再调整的影响，尤其是一些富豪集团出现了不满。

所以，这次支持香港动荡的资金，一部分来源于境外，另一部分则是一些富豪暗地出资。这些出资的富豪还不是来自香港大富豪家族，很多是这几年因为大陆反腐而逃到香港的富豪，他们发挥了很糟糕的作用。

多维：有一些学者认为，香港作为中国一个重要的离岸金融中心，是全球资本投资中国的大平台，这个地位不能被削弱。这就导致了港府和大资本集团在调整关系的阶段，往往会存在一种张力。

储殷：调整过程还是需要时间。不要怕冲突，冲突往往是妥协的一个步骤。陆港关系中，很长时间以来都有一个怪象，就是“爱哭的孩子有奶吃”，只要他们一闹，大陆就做让步，做利益抚慰。我认为香港的实际情况或许并没有很多人想象中那么严重，当前整个世界的经济都不景气，等到下一届特首当选的时候，或许很多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国际上有经济学家预测，到2022年全球经济基本上就会恢复增长，香港特首也是2022年换届，所以，香港局面的好转应该也是2022年以后，未来两年会是一个过渡阶段。

还有一点，现在的香港官员执政水平有限，缺乏政治家的才能，大多只能称为“高级公务员”。他们的个人素质都很高、法律意识很强，但是思维僵化刻板，带有一种英伦式的官僚气息。所以，在施政的过程中，基本是按照实践管理的方式去做，没有从政治的角度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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