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裔身份商品化与政治化！新加坡：精英政治下的隐性歧视（组图）

自1月23日检测出第一例病例以来，新加坡从最初引起广泛争议的“佛系抗疫”，至今已逐步建立起了一个国际世界“抗疫模范”的形象。然而在新加坡本土，抗疫过程中微观的权力互动也引起了许多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的关注。此前国际劳工组织的一项研究就表明，半数以上新加坡人视外籍劳工为“文化上的威胁（cultural threat）”，甚至安全隐患。

疫情期间，警察也以维护社交隔离的名义加强了劳工宿舍区域的警力。除了阶级区隔的问题，种族因素也不可忽视。然而，在疫情、大选和Black Lives Matter运动形成时间交叠和巨大声浪之时，种族问题在亚洲却始终处于某种尴尬的噤声状态，在被认为亚洲多元社会代表的新加坡也不例外。

今年5月17日，新加坡工人党代表Raeesah Khan在Facebook上针对社交隔离监管的实施中对少数族裔、华裔富商以及旅居白人的区别对待发出质疑。她转载了一条“阻断期间”（Circuit Breaker，指新加坡从4月7日到6月1日实行的一系列控制疫情的措施，其中禁止不同住的家人或者朋友聚会）7名外国白人违反社交隔离规定聚集在罗伯逊码头的视频，并评论称：

“想象一下，如果这些人是少数族裔……在我家附近的一个小贩中心和超市附近，我每天都能看到警察巡逻，以确保人们实行了社交隔离和戴口罩。你看到这里有警察吗？想象一下，如果视频中的地方是一个价格低廉的熟食中心，警察肯定会蜂拥而至，几分钟内就会执法。

为什么法律对（视频里的）这些人不一样？是因为他们是有钱的华裔或白人吗？你认为同样违法的旅居外国人会受到和外籍劳工一样的鄙夷吗？我虽然不喜欢野蛮的管制，但我不会接受的是歧视公民的执法。”

Raeesah Khan随即被举报并由警察涉入调查。7月15日，她为自己“不够敏感的言论”道歉并表示愿意承担责任，配合调查。她声明造成社会分裂并非其意图，她非常关心少数族裔的议题，并且一直致力于提高人们对于少数族裔问题的认识。

图为Singapore Matters在转载Raeesah的言论时加上的引导性标题，原帖已被删除

在新加坡，由于形成了一种种族问题不能被公开讨论的共识，少数族裔对华裔种族主义行为的指控，很有可能被判定为对后者的“反向种族主义”（reverse racism）。在Raeesah Khan一事中，有相当一部分攻击她的措辞都借用了这一概念。

实际上，“反向种族主义”或“反向歧视”的说法，源于上世纪70年代美国保守派的社会运动。在一篇于1979年发表于California Law Review期刊的文章《反向歧视未能解决的问题》（The Unresolved Problems of Reverse Discrimination）中，这一概念被定义为一种“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群体开始获益的现象”，而这种获益是建立在牺牲白人利益的基础之上的。

持此观点的人认为“如果不是为了配合政治正确的法律和政策，这些利益和机会本该由白人享有”，但白人在教育和职场环境中受“反向歧视”几乎没有实证数据支撑。2016年HuffPost/YouGov的一项调查发现，“反向种族主义”概念的传播对于特朗普的任选也发挥了作用。

精英政治下的隐性歧视

我们在谈到种族问题时更容易联想到欧美的种族争端，或是黑人、亚裔以及其他少数族裔群体为种族平等所做出的努力、牺牲和斗争，或是被殖民地区国家（例如非洲、印度）的本土群体同白人殖民者的竞争、反抗与模仿。在二十世纪后半段，种族议题通常与“去殖民化” “去帝国化”的趋势彼此联结，但仍往往局限于白人V.S.有色人种的框架内。在亚洲语境之下，地区内不同族群之间的种族问题很少被谈论。

事实上，几乎每个亚洲国家都有不同的族群构成和各自的种族政策历史，种族矛盾在今天的亚洲社会也依然屡见不鲜。以新加坡为例，始于英国殖民时期的种族分区治理所形成的族群自治在英国撤退后得到了延续，但由于1964年马来人和华裔族群之间的暴乱，新加坡在独立于马来西亚（1965）后引入了一系列民族融合项目——尤其是对祖屋种族配额的规定、教育以及服兵役政策——为推进不同民族之间的交往、减少民族偏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使相关法律在能够明显判定是种族主义的情境下得到贯彻，违反者会被罚款，甚至处以长达三年的监禁。

在政治方面，新加坡政府坚守干涉主义（interventionist）立场，以体现还未独立于马来西亚时期对于当局优先考虑马来族的政治立场的反抗，比如采用集选区（Group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y）制度来确保少数族裔代表的不缺席。

新加坡现今的族裔比重大致为华人75%，马来裔15%，印度裔7%以及其他3%。集选区制度规定每个集选区设立的3~6席位中必须至少有1人为少数族裔，因为官方认为，如果不强制设立少数族裔配额，按照华裔占大多数的人口比例，少数族裔在投票中可能会一直无法获得席位。

 “多民族和睦共存”（multiracialism）的旗帜在新加坡被逐渐树立起来，其“精英政治（meritocracy）”的根基也屡屡为人称道并且作为宣传国家形象的资本。总理李显龙曾在2016年的一次演讲中重申精英政治的重要性时声称，“我们建立了一个公平公正，以精英政治为基础的社会，一个人的能力——而非背景或肤色——决定了ta的成绩、贡献以及回报。”

新加坡的精英政治在理论上假设了一个公平的前提，却在实践中产生了很多问题。比如前文提到的旨在促进公平（affirmative）的族裔代表制度所导致的问题之一，就是少数族裔代表的公信力不够——人们会认为他们之所以被选上，族裔身份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个中暗示便是其能力可能原本无法匹敌华裔竞选者。

讽刺的是，许多问题的出现正是源于对这一公平前提的笃信。大多数新加坡人信任精英政治的推行，并认为种族不再是一项重要的社会衡量指标，所以更倾向于把华裔和少数族裔在教育和收入上的差别，归因于少数族裔自身懒惰、不够努力，而非追溯到更深层次的结构性不平等上。

比如华裔家庭往往经济实力更雄厚，平均月收入比马来裔家庭高出1200新币（约合6000人民币），负担后代教育费用的能力更强，华裔学生在学业和日后事业上取得更好成绩的机会也就显著提高。

少数族裔群体成员自身也会内化这一观点，从而更倾向于去容忍这样的指责。马来西亚社会学家Syed Hussein Alatas在其1977年（比萨义德出版《东方主义》还要早一年）的著作The Myth of the Lazy Native中，就充分论证了这一偏见是如何被欧洲殖民者利用并为其统治辩护的。

而新加坡詹姆斯库克大学的心理学讲师Dr. Peter Chew则在他2018年的文章中表示，精英政治所产生的受害者归因论调反过来又通过偏见使得族裔竞争的起点更加不公，即对于精英政治的信任和种族歧视呈正相关的联系。

同时，政府和公共机构对于相关讨论的压制、缄默和不重视的态度都反映出，相比欧美语境下不同族裔的直观对冲，新加坡的多民族内核有一种更加微妙、隐伏和矛盾性的“华裔优越感”。

新加坡地铁站中的“四语“标识

Dr. Chew在谈论新加坡的种族主义时援引了美国（反）种族主义思想的演化，他提到，一些美国研究者指出上世纪60年代的人权运动使得公开的（overt）种族歧视被隐性（covert）种族主义所取代，“尽管（不同隐形歧视形式之间）存在差异，但它们共享一个相似的主题：个人更容易自我认同为非种族主义者，同时以更微妙和社会合理化的方式表达对他人的偏见或歧视。” 

比如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议员陈有明（Tan Wu Meng）在批评马来裔诗人Alfian Sa'at亲马来而对母国新加坡过度苛责时，就采取了种族而非国家主义的论调，“新加坡给他提供了许多少数族裔得不到的教育和生活。”暗示作为新加坡的少数族裔，Alfian应该更加感恩自己所拥有的一切，而非强调相比马来西亚，Alfian应该更加感恩生养他的新加坡——即使两种（感恩）论调都是有问题的。

Alfian Sa'at 在Facebook上分享的关于种族的一部分书单

族裔身份的商品化与政治化

去年，新加坡新传媒集团（TCA）一则涉嫌种族歧视的广告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为推广电子支付（e-payment），TCA雇佣新加坡华裔男子Dennis Chew分饰四角，通过头巾和深色妆容来凸显马来和印度族裔身份，从而传递“电子支付适用于所有人”的信息。广告一出便掀起轩然大波，评论走向两极化——反对者称TCA完全可以雇佣马来裔和印度裔演员，华裔演员明显可见的深色妆容加深了对于印度族裔的偏见，彰显了华裔作为种族常态的观念；支持者则认为，这个广告体现了新加坡多民族共存的主旋律，是反对者过于敏感了。

TCA涉嫌种族歧视的广告

Mynah杂志的主编Ruby Thiagarajan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TCA此举证明了种族差异是可以被挪用并且商品化的，而人们对于印度性（Indianness）的认识会停留在深色皮肤、邦拉舞和浓重口音这样可笑和肤浅的偏见中。

这不禁使人联想到上世纪80年代好莱坞美籍亚裔演员的命运，亚裔美国研究学者Elaine Kim在Asian American Literature一书中提到，早期好莱坞电影中的亚裔形象可以被划分为以查理·陈和傅满洲为原型的“好”亚裔和“坏”亚裔，这两种形象无疑投射出了白人对亚裔极端化的偏见——要么是卑躬顺从的模范少数族裔，要么是祸乱一方的暴力帮派首领。

在20世纪中后期，美国文化中的此类偏见仍在源源不断产出，值得警惕的是，影视文化中的种族偏见也很容易在现实中演化成为对于少数族裔真实的暴力。

而在人口构成以华裔为主的新加坡，华人对于自己在权力关系中的位置反转亦缺少反思。前人民行动党国会议员朱为强（Choo Wee Khiang）在1992年就开过歧视性十足的玩笑，称有一晚他造访小印度（Little India为新加坡地名）时一片漆黑是因为过多印度人（裔）的聚集。

Thiagarajan还在文章中列举了几个通过强调深色皮肤迎合新加坡华裔眼中（Chinese gaze）少数族裔标准的例子，他发现，这类行为最多只会引起一些言论上的谴责，往往在涉事者以“无意冒犯”为由道歉后迅速平息（比如TCA），然而少数族裔表达对歧视不满的言论，却甚至会招致“挑拨族群和睦”“过度敏感玻璃心”（oversensitive “snowflakes”）这样严厉的批评和打压。她认为：“指出并且反对种族主义行为与保护我自身的情感无关，后者也不能够成为判断前者是否存在的衡量标准；它反映了少数族裔没有被完全平等对待，这样的偏差存在于个人、机构和体制中。”

因在Facebook和YouTube上传讽刺TCA广告和华裔种族主义者的音乐视频，新加坡印度裔网红兄妹Preeti Nair和Subhas Nair受到了警察传讯和政府官员的公开谴责

如果TCA广告的事件说明了新加坡族裔差异被商品化从而加深了种族偏见，那么去年3月在南洋理工大学一则论坛上的对话则反映了族裔概念是如何被（去）政治化的。面对助理教授Walid Jumblatt Abdullah的质疑“是新加坡，还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PAP）没有准备好迎接非华裔总理？”，财政部长王瑞杰（Heng Swee Keat）回应称，尽管到场的学生们乐意接受非华裔总理，这并不能说明整个新加坡都准备好了。“从与各行各业、不同背景的人的合作中，我的体会是，不同年龄和生活经历层次的人看法可能截然不同。” 

这一说法规避了多元种族主义中的平等以及精英政治中能力至上的原则——这两种意识形态被广泛认作人民行动党在新加坡建立合法性和公信力的基石（即族裔概念被政治化的一面）——而试图把族裔概念去政治化，以老一辈的新加坡人（华裔）观念保守、不够开放作为挡箭牌。

Abdullah教授在去年年底发表的一篇论文中联系此事，并以新加坡为例就亚洲语境下的族裔特权展开了更详尽的分析。他首先追溯了“族裔特权”（ethnic privilege）这一概念的起源——通常被认为由美国女权主义者和反种族歧视活动家Peggy McIntosh首创于她1988年的文章《白人特权：卸下隐形的背包》（White Privilege: Unpacking the Invisible Knapsack）。

在这篇文章中，McIntosh将“白人特权”定义为“一系列不劳而获的隐形资产，我每天都可以依靠它来兑现，但我‘应该’对此视而不见”，这一概念在提高人们对于美国少数族裔体制性歧视和压迫的意识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Abdullah补充说，在没有奴隶制和国家性质的种族隔离历史的亚洲，对于这个基于北美背景下白人和黑人经验的概念的直接挪用会产生很多问题，比如白人与非白人对立划分的僵化忽略了东南亚多民族社会的现实，许多人口并不完全属于这一色线的任何一边。

Abdullah指出，在新加坡，种族歧视不一定会被体制化，政府设立了很多旨在提高少数族裔处境的机构，而实践中的偏差却无意中维续了华裔特权。这一论断似乎也呼应了前文提到的Raeesah事件。Raeesah作为反对党中的少数族裔代表，对于涉及少数族裔的不公正现象发表评论时容易被看作故意挑起社会分裂，伤害华裔感情的行为。

新加坡种族政治的吊诡之处正在于此：少数族裔被近乎强制地推上议员甚至总统席位，理应代表少数族裔的权益——譬如2017年的总统选举被“预留”给了马来族裔，因为连续5届新加坡总统都没有马来裔当选（新加坡奉行英国国会体制，因此总统只拥有象征性权力）——然而，被推举出来的少数族裔代表又被寄予了一种超越少数族裔种族认同的期待，他们应该总是以国家利益而非少数族裔利益为先。

这样的预期建构了一种“关心和代表少数族裔权利”与“集体利益/多民族和谐”的看似对立。另一则例子是，2017年工人党唯一的马来裔议员Faisal Manap对于在前台工作的穆斯林女性应该被允许戴头巾发表倡议，被同为马来裔的人民行动党议员Masagos Zulkifli指责为过分关注有可能伤害团体间感情、破坏民族和谐的问题。

新一轮的新加坡大选在7月11日落幕，人民行动党虽然继续蝉联执政，但得票率从2015年的69.9%跌至61.24%。而工人党则取得了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拿下3个选区，10个议席。新加坡在疫情控制方面或许作为模范令人称道，但面对种族问题如何超越口号和强制性措施做出更好的表率，新加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