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老人在澳突发重疾，台女与沪妻为监护权对簿公堂！女儿被指涉“虐待”，证词不一致因“嗓子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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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的案件，为一名华裔男子在澳洲突患重疾，其台湾女儿与上海妻子参与了他在悉尼的治疗护理。随后，双方就该男士康复治疗的监护权产生分歧。妻子指控，台湾家属或存在虐待老人的情节。

复杂的感情史

X先生出生于1943年（有其他证据表明，也可能出生于1955年）。

他于1970年与第一任妻子结婚，两人育有3个孩子（其中一个为本案第二被告），1983年离婚。

之后X在美国生活，期间曾与一名女士结婚。

1990年，第一任妻子回到台湾居住。

1992年，X先生定居中国大陆，并开始了另一段感情。两人之间有两个儿子，现居加拿大。

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2006年，X在视察公司工作时，遇见现任妻子DPE（姓名缩写）。随后，她被任命为副经理。

2008年，DPE在另一段恋爱关系中怀上一个女儿，尽管她在宣誓书中没有提及。

DPE于2011年被再次晋升，并获得公司33％的股份。她说，大约在同一时间，他们开始了恋爱关系。2012年底，他们开始同居生活，并于2016年9月21日结婚。

有证据表明，在2017年之前的6年中，第一任妻子与前任丈夫没有任何联系。

突发重疾，妻女争夺照顾权

X因公司业务缘故，经常往来于澳洲和其他国家之间。

2017年1月，他在悉尼出差时突发脑溢血，导致血管性痴呆，认知障碍和行动不便。

众多并发症下无法自理，需要24小时不间断护理，因此出院后被安置在老年护理中心。

当时所有人都认为，这么严重的病情将很难恢复。

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关于护理问题，患者在台湾的发妻和他们共同的女儿，与居住在上海的现任妻子之间产生分歧，导致医院被迫向法庭的监护司申请监护令。

X因患重疾，已导致严重失忆，无法准确讲出前妻和现任妻子的名字，也不清楚他有多少个孩子或他们的名字。 

因此，法庭任命公共监护人代表他做出某些决定。

一审，女儿赢得赡养权

2017年12月，公共监护人决定，允许X前往台湾与其女儿DQT（姓名缩写）同住。

公共监护人给出理由如下：

从提供的证据显示，X在台湾的家人与他在较长的时间里保持着“密切和持续的关系”。

患者在身患重病时，台湾家人积极参与了他在悉尼的护理和康复治疗。公众监护人表示，在患者的长期康复过程中，家庭支持非常重要。

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2018年12月3日，公众监护人进一步给出了更详细理由，强调老人的3个孩子及其家庭住在台湾，因此他将获得大家庭的支持。公众监护人承认，现任的上海妻子也曾在悉尼陪伴患者，但由于在国内的业务，导致她无法长时间与丈夫相处。

在审查中，这位公共监护人还考虑到，尽管X患有严重的认知障碍，他还是告诉两名保健专业人员，他想靠近台湾的孩子们。

公众监护人同意患者前往台湾，然后在康复医院接受住院康复治疗，并将患者安置在台北DQT的家中。

妻子并未对该决定提出内部协调，而是直接向最高法院提出复审。

重审的考量

由于病情过重，经多方专家会诊，并跟共同监护人商讨后得出结果：患者表达的观点几乎没有参考价值。

在最高法院的诉讼中，女儿DQT的律师承认，患者在台湾所能接受的医疗标准，与在大陆相比没有区别。更重要的是，各方均认可患者将不会因医疗状况的改善而使病情得到明显恢复。在这种情况下，医疗设施水平就不会成为考量的因素。

公众监护人强调，患者在台湾的大家庭将能够为他的治疗提供刺激和支持，从而促进他的康复。

妻子DPE表示，她可以辞去公司的职务，并和10岁的孩子、保姆共同照顾患者。

DQT则表态，如果父亲搬过来，她会将老人安置在台北的一套四卧室公寓中，护理工作将会得到她的母亲、丈夫、两个兄弟和专业护理团队的支持。

至于语言方面，法官认为患者在两地并不会有障碍。

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在财务方面，妻子的财务状况良好，且丈夫拥有价值500万元人民币的商业保险。妻子说，如果丈夫回家，她将申请保险赔偿，但如果他住在台湾，保单将无法赔付。

且妻子DPE已经支付了丈夫在悉尼的医疗住宿相关的所有费用。法官认为，她有能力继续支付丈夫的护理费用。

DQT和丈夫目前都没有工作，但其提供了有关其收入、储蓄和投资的证明。她还提到她的两个兄弟将提供财务支持。虽然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些事实与对方提供的并不一致，但法官并未因此质疑她的诚信。

面对质疑，被告称“嗓子痛”

2018年底该案重审时，妻子称DQT虐待其X，并指示他人阻止其回大陆治疗。

指控中称被告曾两次实施虐待，第一次是在2018年1月，被告委任中国律师与中国当局接洽，以期能取消其父的中国身份。

被告的母亲否认她安排取消X的中国身份的动机，是为了使他无法回到大陆居住，但有间接证据使这一否认遭到质疑。

第二个指控来自2018年9月，被告与其父亲的业务同事联系，目的是任命她的一个兄弟担任该公司的代理总经理。据称，这两个兄弟去了父亲在上海的公寓，并拍摄了个人物品的照片。

此外，妻子还说，DQT安排一位中国律师来澳大利亚，以获取患者的“情况陈述”的签名，妻子的律师称这种陈述为“供认”。这位律师认为，X并无签字的能力，这是对其的虐待和剥削。

被告在最初时称她和两个兄弟已经支付了律师费，但现在又否认，称“从未付律师一分钱”。而律师在最初的审理时，曾表示DQT支付了他前往澳大利亚的费用。

面对前后矛盾的辩词，被告在最高院解释称，她嗓子痛，说话不清晰。

终审，妻子获得监护权

法院认为，X的福利和利益至高无上。

他没有能力表达对自己应该住哪里，并且对家庭关系感到困惑。他的妻子和女儿都可以在身体上和经济上照顾和支持他。尽管在台湾可能会得到更多家庭成员的帮助，但他的病情却几乎没有康复的可能。

妻子的律师称，被告通过聘请律师对其在大陆的事务采取某些行动，从而虐待了自己的丈夫。法官认为，这不是衡量X是否居住在台湾的决定因素。最重要的考虑在于，X与爱他并愿意照顾他的妻子有稳定的关系。

示意图（图片来源：网络）

虽然DQT对患者有责任感并有能力照顾，但X的利益在上海的家中才能被更好的实现。

因此，法官取消了于2017年12月1日做出的决定，替代为以下决定：

公共监护人同意X前往中国，在那的医院接受住院康复治疗，并与上海的妻子DPE共同生活。

（记者 Et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