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为什么政党只懂得叫港府“派钱（组图）

香港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初见缓和，经济复苏道阻且长。特区政府至今虽已花逾3000亿港元推出三轮防疫抗疫措施，但民建联、民主党及公民党等政党仍然纷纷向特首提议再次“全民派钱”为民纾困。不过，“派钱”终归只是“授人以鱼”，难以根治社会矛盾，对于因疫情挣扎求存的低层而言更是杯水车薪。问题是，为什么从政者们只懂得叫港府派钱呢？无可否认，这看似是最容易获得市民支持的倡议，撇除政党本身难免被民粹牵着鼻子走不说，归根究底还是源于防疫抗疫措施只能“撑企业”却无法有效“保就业”，而这充份反映港府施政思维的三大死结——迷信自由市场、充斥津贴主义、官僚系统僵化！

香港媒体《香港01》早已不厌其烦地指出，“派钱”固然可以在艰难时期为市民雪中送炭，解决燃眉之急。然而长远而言，这种贫富所得均一的一次性派钱举动，究竟能为贫困者所处的结构性困局带来多大改善？又能否有效解决香港困境？须知道，倘若特区政府仍然想当然以“小恩小惠”收买市民平息民怨，却从未有决心有魄力从根本解决分配结构不公的现状，社会深层次矛盾将会持续累积，而暂时的平静下只会酝酿日后更加尖锐的社会问题。

可是，如此显而易见的自相矛盾之举，为何屡次被港府与政党视作治世良方？这实则反映出前次防疫抗疫基金措施未能精准把握市民所痛、高效解决市民所需，而港府施政思维的三大死结是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

其一：迷信自由市场与滴漏效应

香港连续三季录得失业率超过6%，6至8月失业人数高达24.8万。社会福利署在9月17日发表最新领取综援个案数字，可见8月较7月增加245宗，个案总数为226,190宗，其中失业类别个案上升2.1%，有18,754宗。这不禁使人发问：港府两轮以“撑企业，保就业”为主的“防疫抗疫基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保障前线员工的生活？

毫无疑问，经济不景时，本无议价能力的劳工必然首当其冲。“防疫抗疫基金”中“保就业”计划通过资助合资格雇主出粮以规定雇主不得在津贴期间裁员，并要求企业将补贴全数用于支付雇员工资。但结果证明，这种妄想透过偏袒资方以保障劳工权益的方法，只是港府一厢情愿。

第一期计划推出后，已被社会质疑多有漏洞，第二期计划亦受职工盟、工联会批评未能填补漏洞。职工盟主席吴敏儿接受采访时表示，迄今接获的雇员求助中八成被要求放无薪假，两成为裁员。而第二期计划虽有罚则，但只是将补贴退还港府，对雇主欠缺阻吓力。此前，吴敏儿曾建议港府可向失业或开工不足市民每月发放津贴，工联会理事长黄国曾建议港府应以实名制向雇员发放津贴，以免雇主克扣。

然而，港府固守“小政府，大市场”的治理逻辑，将本应由港府承担的职能分配给市场，通过滴漏式经济政策以期透过资助资方补贴劳方，实在是天真过头。要知道，资方的逻辑是利润最大化，而非保障劳工就业及权益。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明言“香港有良雇主多，无良雇主不多”的背后是港府保守不作为，推卸责任的施政思维。

其二：津贴主义作祟　抗拒制度性改革

社会财富与繁荣需为社会共享，香港却与这条道路渐行渐远：贫富差距扩大，缺乏使各个阶层都能享受社会发展经济成果的分配正义，无不反映出经济分配结构存在问题。怎样是较为合理的分配结构？即港府承担职能，在一次分配中令劳工阶层享有合理的按劳分配报酬，二次分配中通过政策调整社会资源的供给与配置，按需分配给不同阶层的市民，提高市民生活品质。唯有如此，方能持续改善民生。

然而，香港以经济发展挂帅，港府理财保守，对长远的社会规划及投资避而不谈；认定只要经济发展好，弱势群体亦能受惠，从而逃避承担社会保障与劳工保障的应尽之义。这一治理思路延续自英殖时期的剩余福利模式，当时的港英政府只求稳定社会局面以保障经济发展，而无投放资源为殖民地建立长远的福利制度，因此港府只承担最基本的社会救助和服务。

港府对此毫无反思，反而习惯于采用一次性发放现金的纾困措施缓解民怨。早在2011年，金融海啸余波未了，通胀严重，楼价骤升，民怨沸腾。时任财政司司长曾俊华便向年满18岁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一次性发放6000港元。 2018年2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推出“关爱共享”计划，向合资格280万名市民派发4000港元，但其申请手续繁琐，耗时长达一年，耗资3.11亿港元。两次派钱纵然挽回些许民望，但生活成本上升、楼价高企、医疗资源缺乏等民生问题却未见解决。

反观此次疫情，港府仍无长远眼光，未有勇气借此机会重整分配结构，推行社会改革，以打破既得利益结构、重构公正的资源分配；而是见步行步，小修小补，期望以“派糖”的毒药麻痹社会对深层次矛盾的痛感——这无疑是饮鸩止渴。

其三：官僚系统僵化，难觅改革出路

为何社会痼疾绵延至今，却迟迟不见港府锐意改革？改革的障碍究竟是什么？

早在疫情之初，便有政党要求港府设立失业救济金，而劳福局局长罗致光却表示，由于失业人数众多，当局没有相关查证系统，当下若要查证需动用大量人手，所以不会从制度入手设立失业救济金。此间足见港府为“少花钱、少麻烦”才选择“全民等额派钱”这一无需动脑、看似公平的补贴政策。可笑之处在于，港府声称是“最先进”的经济体，有“最高效”的公务员，但竟然至今未有失业救助查证系统，能够使港府精准地帮助到最有需要的人。

这会造成什么问题？当局原本为节约行政成本，在今年初的“全民派钱一万元”中，统一以年满18岁的“永久性居民”作为派钱标准，并期望他们“刺激本地消费”然而，有社会学者推算，当中有至少100万人持有“双重国籍”甚至长居海外，但他们实际上对香港基本上没有什么经济贡献，也较难期望他们会为此回港刺激消费，而这涉款至少100亿港元。

港府懒政至此，从未思考如何建立行之有效的中央数据系统，而只依靠消耗人力财力推行“雨露均霑”的政策避开民间口实。若未能从根源改善港府僵化的官僚体系，期盼港府解决香港的深层次矛盾也只能是多情的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