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驻华外交官神秘患病事件背后：特朗普政府如何应对（组图）

2017年，特朗普总统批准了对美国人前往古巴旅行和做生意的限制。 

美中情局官员突患不明疾病

特朗普政府对中国采取了较为温和的态度。2018年5月，曾在古巴事件期间担任中情局局长的国务卿迈克·庞皮欧对议员们说，一名在中国患病的美国官员的医疗细节与古巴这种综合征“非常相似，而且完全一致”。政府撤离了十几名联邦雇员和他们的一些家人。

美国国务院很快退缩了，称在中国发生的是“健康事件”。一些官员和他们的律师表示，驻古巴的官员被安排行政休假和康复治疗，而中国的官员最初只能使用病假和无薪假。国务院也没有对在中国发生的事情展开调查。

政府几乎没有提及中国发生的事件，并淡化了敌对势力可能对此负责的观点。但据三名中情局现任和前任官员以及其他知情人士透露，访问过该部门其他海外驻地的高级官员也报告了类似事件。

其中包括莫斯科，2017年12月，帮助在俄罗斯和欧洲开展秘密行动的中情局官员马克·波利梅洛普洛斯认为自己在那里遭到了袭击，当时48岁的波利梅洛普洛斯在莫斯科的酒店房间里出现了严重的眩晕，后来又出现了令人虚弱的偏头痛，这迫使他退休。

这些涉及中情局官员的案件都没有被公开报道，让人们更加怀疑是俄罗斯在全球范围内实施了这些袭击。中情局一些资深俄罗斯问题分析人士、国务院官员、外部科学家，以及几名受害者认为，俄罗斯是最有可能的罪魁祸首，因为它有制造脑损伤武器的历史，而且它有意破坏华盛顿与北京和哈瓦那的关系。

中情局局长仍然不相信，国务院领导人说，他们还没有确定原因。

批评人士表示，这些官员的待遇差异源于外交和政治考虑，包括总统希望加强与俄罗斯的关系，并与中国达成一项贸易协议。

在广州的美国雇员报告说，他们听到了奇怪的声音，接着就出现了头痛、眩晕、视力模糊和记忆力减退的症状。 

美国驻哈瓦那大使馆。特朗普政府撤回了驻古巴的大部分工作人员，并发布了前往古巴的旅行警告，称美国外交官遭遇了“有针对性的袭击”。 

背后原因扑朔迷离

美国官员和科学家仍在争论这些症状是否由袭击引起，这让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许多外交官、中情局官员和科学家怀疑是一种产生微波辐射的武器损坏了受害者的大脑。但一些科学家和政府官员认为这是一种心理疾病，在国外任务的压力环境下传播。有些人认为是受化学药剂以影响，比如杀虫剂。

特朗普政府没有表明其观点，也没有说明具体有多少人受到了影响。

至少有44名曾驻古巴人士和15名曾驻中国人士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脑损伤与修复中心接受了评估或治疗。还有一些人则去了其他地方。至少14名曾在哈瓦那的加拿大公民表示，他们也出现了类似症状。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医生拒绝讨论细节，但否认了这是一种心理疾病的说法，称他们治疗的患者都是外部原因造成的脑损伤。

2019年4月，国务卿迈克·庞皮欧谈到古巴。负责监管这些病例的国务院对患者和事件的评估前后不一。 

俄罗斯被认为是罪魁祸首

美国国务院的一些高级官员和前情报官员说，他们认为俄罗斯发挥了作用。该国的情报人员在世界各地播下暴力的种子，对在英国的敌人下毒，助长对驻阿富汗美军的攻击。

在冷战期间，苏联曾用微波攻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在2014年的一份文件中，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表示，根据它掌握的一份关于敌对国家的情报，该国使用大功率微波武器“将目标的住所置于微波的笼罩下”，造成神经系统损伤。文件没有公开具体是哪个国家，但知情人士称，这个国家是指俄罗斯。

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针对中情局的几起案件涉及一些高级官员，他们当时正前往海外，与兄弟情报机构讨论打击俄罗斯秘密行动的计划。一些中情局的分析人士认为，莫斯科试图破坏这项工作。

波利梅罗普洛斯拒绝谈论他在莫斯科的经历，但他对美国政府处理伤者的方式提出了批评。他敦促局方允许他前往沃尔特·里德国家军事医学中心(Walter Reed National Military Medical Center)就医，部分在古巴遭受侵袭的人就是在这里接受治疗的。

一些美国高级官员坚持要求在指责俄罗斯之前先获得更多证据。两名美国官员表示，中情局局长吉娜·哈斯佩尔(Gina Haspel)承认莫斯科有伤害特工的意图，但她不相信莫斯科应该对此负责，也不相信发生过袭击。

中情局发言人尼科尔·德海伊(Nicole de Haay)说，“中情局的首要任务一直是并且继续是保障我们所有员工的福祉。”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丽亚·扎哈罗娃(Maria Zakharova)称，任何暗示莫斯科参与其中的说法都是“绝对荒谬和离奇的”。俄罗斯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称，所谓的袭击极有可能是一起“集体歇斯底里”事件。

伦齐在前苏联有着丰富的工作背景，他说，保密材料中指明了发动袭击的国家，但美国国务院拒绝让他查阅这些文件。

伦齐表示，高层“很清楚哪个国家”应该对此负责，还说，这个国家不是古巴不是中国，而是另一个“国务卿和总统不想对抗的”国家。

伦齐在新泽西州达勒姆的家中使用布洛格视觉训练法进行视力的治疗。

15名驻华外交官出现症状背后

第一个在中国生病的人是住在伦齐隔壁的商务部官员凯瑟琳·沃纳，她在2018年4月被送回美国之前，曾经连续数月出现呕吐、恶心、头痛和眩晕症状。 

根据伦齐提交的一份举报文件，前来探亲的沃纳的母亲（一名空军老兵）使用设备在女儿的公寓里记录了高水平的微波辐射，之后国务院才采取行动。这位母亲也病倒了。

那年5月，美国官员召开了一次会议，向广州的美国官员保证，沃纳的病似乎是孤例。但是，身为外交安全官员的伦齐在给白宫的备忘录中写道，他的上司坚持使用简陋的设备测量沃纳家中的微波水平，称之为“敷衍之举”。

“他们什么也没找到，因为他们就不想找到任何东西，”伦齐说。

他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警告在中国的美国外交官，他们可能处于危险之中。但他的上司派了一名精神病医生来对他进行评估，并给了他一封正式的“训诫信”，伦齐说。

在他开始报告脑损伤症状几个月后，他和家人被撤离至宾夕法尼亚大学接受医学治疗。

其他在中国的官员出现了类似的症状。2018年6月，商务部官员罗宾·加菲尔德与妻子和两个孩子一起，从上海撤离。

加菲尔德于2019年3月在Facebook上一个美国外交官群中写道，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医生告诉他，他的伤势与在古巴的美国外交官类似，但国务院医疗局说，他的情况是17年前的一次棒球事故造成的。

国务院仅把一名驻华官员的情况标记为拥有与古巴病例一致的“一系列”症状：最早的撤离者沃纳。在一封内部信中，国务院称，广州、上海和北京的另外15名外交官存在一些和古巴情况“类似”的症状和临床发现，但没有确认他们患有“哈瓦那综合症”。

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医生们表示，他们没有与国务院分享个人脑部扫描结果，因此政府缺乏必要的信息，无法排除在中国出现脑损伤的可能性。

“在我和我的医生看来，国务院不希望有更多来自中国的病例，”加菲尔德写道，“无论医疗发现得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