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选后 中英关系将何去何从（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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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美国大选结果逐步明朗，未来拜登领导下的美国如何处理与中国关系成为国际政治看点的同时，英国也在反思过去几十年来与中国的互动，探索今后双边关系何去何从。

英国是最早承认中国的西方国家之一，两国于1950年代建立了外交关系。

BBC资深记者尼克·罗宾逊（Nick Robinson）曾是英国广播公司的政治事务编辑，随同英国多任首相前往中国采访。他最新为BBC广播四台（Radio 4）主持的《与龙相处》（Living with the Dragon）纪实节目，采访了几十年来参与英中两国交往的多名政府官员，回顾了自香港主权移交谈判开始至今英国如何处理与中国的关系，并请英国政坛老将盘点在脱欧之后、美中对抗加剧、美国选出新一届总统的情况下英国对华政策究竟该如何考量。

香港问题

BBC记者尼克·罗宾逊（右）2010年6月23日主持节目，嘉宾是时任英国首相卡梅伦和副首相克莱格。

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是第一位到北京访问的英国首相。她的北京之行成为中国的大新闻。而伴随她北京之行围绕香港主权移交谈判问题之外的，是她在人民大会堂外的失足跌倒。这个画面在撒切尔夫人去世之后还经常出现在中国的电视屏幕中。

撒切尔夫人的外交事务顾问查尔斯·鲍威尔（Charles Powell）谈起此事时说：“我觉得中国人的确相信征兆，尽管征兆与事实有很大距离。她（撒切尔夫人）那天正伤风感冒得厉害，天下着雨，她滑了一跤跌倒了。这在电视画面里的确很不好看，但人们看到了，就记住了。”

英国很多人，包括她的支持者也都同意那一跤跌得很惨。连主持香港主权移交的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也在私下把移交香港主权称为了不起的中国外卖。不过撒切尔夫人的助手们至今都坚持认为，历史没有给她选择的余地——无论谁在她的位置上都只能达成这样的协议。

1984年12月19日，中国领导人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

查尔斯·鲍威尔（Charles Powell）说：“撒切尔首相顶住了中国方面的压力，主要之处在于她为了给香港达成一个好协议，与中国几百年来最有权势的领导人邓小平据理力争。她所做的一切表明，你可以向中国坚持立场但却不必成为中国的敌人。”

撒切尔夫人的香港移交协议要求香港尽管主权属于中国，但一切照旧保持不变，这就是后来的“一国两制”。英国外交部的约翰·杰尔森（John Gerson）当时是撒切尔夫人的翻译和中国问题顾问。

杰尔森回忆说：“她没有谈判。她像块大理石一样站着。这也是中国人的做法。他们派出谈判人员跟外国人会谈，但是谈判人员完全没有决策权。这些人都是带着指示而来，他们谈完回去汇报，再来时又带来新的指示。撒切尔在我们的谈判策略中也加入了这样的做法。”

那么与中国打交道是不是要照搬他们的方法，显得毫无灵活变通的余地呢？

杰尔森的回答是：“有时候是这样。肯定是要学习他们的方法，理解之后尽可能地加以利用。”

中英就香港问题谈判时，查尔斯·鲍威尔的兄弟乔纳森·鲍威尔（Jonathan Powell）是英国外交部负责谈判的一名官员。他后来成为布莱尔首相的幕僚长。他对香港主权移交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结论。

“撒切尔夫人深信，香港就像是个会下金蛋的鹅，中国人很想要，所以绝对不会放弃这只金鹅，不会做任何有损香港的事情。所以她觉得我们在谈判中是占上风的。她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在中国方面看来，我们就像是老鼠背上的跳蚤一样微不足道，他们对我们怎么想的毫无兴趣。他们早就决定，这个历史遗留的错误必须改正过来，一定得改。坦白来说，我们的筹码很小。如果他们不得不牺牲香港，那就牺牲好了。”

人权与贸易

1997年香港主权移交后的第二年，中国总理朱镕基与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互访，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建立中英全面伙伴关系。此后的20多年，英国与中国的关系日益紧密，每一任英国首相都曾访问中国，每一任中国国家主席都曾到英国国事访问。

前首相布莱尔回忆当年说：“外界认为，（中国）伴随经济发展和开放将会有政治上的开放。这种开放不一定是西方的民主，但是可以是政体上更大的开放。坦白说，外界大部分人直到几年前基本都相信这一点。这应该是当时都普遍认同的。中国各方面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应该会有经济与政治的契合。”

布莱尔政府与中国建立伙伴关系的过程中，人权成为一个经常被提起的问题。

布莱尔说，“人权的确总是难题，不是说你感觉不到重要性，不够重要所以不提，而是你总提。我们有时在会谈时提起这些问题，坦白说，用很敷衍的方式谈起。随着我跟中国领导人越来越熟悉，我在任期内最后一次跟中国领导层的对话，就是围绕人权问题的坦率对话。”

2005年，访问北京的英国首相布莱尔踢球，为中英文化交流活动助兴。

中国政府当时和现在都坚持认为，如何对待本国人民是内政。任何想跟中国打交道的英国首相，无论是想扩大贸易还是争取投资，都必须计算好在多大程度上与中国当局对抗。而中国当局养成了要求外国表示尊重的习惯，不尊者者会受到惩罚。

汤姆·弗莱彻（Tom Fletcher）曾经担任布莱尔的外交事务顾问，后来也是布朗首相和卡梅伦首相的外交顾问。他回忆说：“会议快结束时总像在玩一场危险的游戏，我们都知道必须再提出一个有关人权的议题，而中国方面则开始越来越慢，翻译也需要更多时间完成，因为他们也在看着会议结束的时间，这样才可以在会后对内外媒体说，人权问题根本没谈。所以在任何会谈中就像有个钟在嘀嗒响，我坐在首相旁边像热锅上的蚂蚁，不知道他有没有时间提到我们认准的那个人权问题。”

实际上，自撒切尔夫人以来，英国的每一任首相与中国打交道都像在跳舞，却举步艰难，因为他们既得顺从英国公众的民意，又不能踩了中国的脚。

中国前任国家主席江泽民1999年访问英国期间，英国应中方要求必须将所谓“敌对因素”示威抗议者拦在江泽民的视线之外。

英国警方想出了一个很有英国特色的折衷方案：警告示威者在王室花园内抗议或者在白金汉宫外的林荫大道上举标语牌都属于违法。

乔纳森·鲍威尔透露，“当时在这个抗议示威问题上双方有很多不同意见，因为不能让江泽民看到示威者，所以伦敦警察采取行动把示威者尽可能拦在远处。可是我们作为自由国家不能阻止示威，而且当然可以示威。所以最重要的就是确保中国的电视观众在画面上看不到示威。”

这样的代价是否值得付出呢？

乔纳森·鲍威尔的回答是，“要跟中国这样的国家保持关系，你必须做出权衡，你当然可以完全对抗，那你就根本谈不了贸易，允许抗议示威那就只能谈人权，他们也就不会来访问，那也就没有富建设性的关系可言。”

大国崛起

2008年，接任布莱尔的英国首相戈登·布朗访问北京，希望与中国这个世界上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建立更加紧密的经贸关系。

曾经担任布朗首相顾问的斯图尔特·伍德（Stewart Wood) 说：“布朗深信国际体系应该欢迎中国，试探性地让中国慢慢加入。不过他认为，多边机构也好，国际政治和经济以及合作也好，如果没有中国也就没有未来。因此他的根本看法是，如果崛起的中国被排斥在国际体系之外，那就会有危险出现。”

2008年，英国首相布朗与中国总理温家宝与公众交流。布朗相信国际社会应该接纳中国的参与。

在布朗首相看来，中国应该是国际社会的一分子。

曾经担任布朗首相外交大臣的大卫·米利班德（David Miliband）说：“中国当时已经成为世界舞台上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肯定还有更大的作为。所以我们当时的一个重要选择就是如何与中国保持接触互动，看究竟有互利的可能，还是一场零和游戏。”

布朗与布莱尔一样都认为或者希望，随着中国向国际政治体系越来越开放，中国最终会变得更像西方国家。2008年，布朗访问北京时，与中国总理温家宝的会晤，被认为是中共领导人与外国元首第一次接地气的互动。

温家宝问布朗是否将在8月来北京看奥林匹克运动会。

布朗回答说：“只要请我，我肯定来。”

斯图尔特·伍德说，“我们觉得这是一次文化上的突破，中国领导人和一个西方国家的首相，可以在镜头前举行会谈。我觉得西方记者们肯定以为这些都是经过彩排的。”

就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记者会上，我向温家宝总理提了个问题：中国人民什么时候能选择他们的领导人？ 温家宝承诺说中国“将坚定不移发展民主”。当时唐宁街十号跟我说，这是重要的时刻。不过事实却并非如此。

曾经担任布朗时期外交大臣的大卫·米利班德说：“当时有种观点认为，把中国融入到全球经济体系中，会增强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概念。我们永远不应该把这样的观点与民主会以某种方式在中国萌芽的信念混为一谈。负责任的政府是一回事，遵守规则的民主政府却是另一回事。”

在米利班德看来，真正重要的是遵守规则、为全球秩序的稳定做贡献而不是搞破坏。他认为，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力量。

“我以前就认为，现在更加相信，中国并没有成为可以取代美国的不可或缺的大国，但它已经成为两个不可或缺的大国之一。无论是外交、经济、气候、健康、安全，所有这些大的全球问题，你都需要把中国人算进来一起去解决。”

2008-200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证明了世界对北京清一色男性领导人的依赖程度有多大。有人甚至说了这样一句俏皮话：资本主义把中国拯救出来20年之后，轮到中国来拯救资本主义。

中英黄金时代

卡梅伦和习近平在酒吧共同品尝了英国传统美食炸鱼和薯条，一人喝了一大杯黑啤酒。

2010年11月，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上台，率领英国最大规模的贸易代表团访问北京，希望与中国签订协议开设工厂、超市和学校。但是，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第一次会谈却以危机开始。当时正是英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的前夕。

卡梅伦的外交事务顾问汤姆·弗莱彻回忆当时的情景说：“我们在人民大会堂等着去到会议厅，大使跑过来说，中国方面对我们都佩戴着红色罂粟花非常生气。当然对我们英国人来说，红罂粟有重要的象征意义，但是对中国人来说它象征的是鸦片战争。我们就这样戴着红罂粟花来北京，还到人民大会堂，让他们感到极大的羞辱。结果两边就这么僵持着。那算是我在唐宁街工作阶段最为尴尬的时刻。因为我们那时候觉得会谈可能会有被全部取消的危险。”

卡梅伦在保守党还是反对党时，对中国的言论、宗教和新闻自由表示“极为关注”。出任首相后，他谈的是“用尊重和相互理解彼此对历史的不同认知”来解决分歧。他担任首相期间的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说：“我们说与中国的关系进入黄金时代，当然这是很中国的一种说法，但意思是要提升我们两国的关系，加强与世界上崛起超级大国的关系，从单纯的商务关系到更加事务性的深层关系，以便我们能共同解决世界上面临的大问题，如全球经济、气候变化、安全、恐怖主义。它不是说我们与中国总是保持意见一致，但是至少是与世界上真正的重要国家保持接触与互动。”

奥斯本认为，“我们跟中国的友谊越深，我们就越能够更增加在世界上的影响力，通过这个方式我们就能与中国有更坦诚的对话，可以告诉他们哪些事情我们不喜欢他们做。”

不过，自香港主权移交以来，小小英国能够说服中国的想法已经不复存在，要强迫庞大的中国拥抱我们的政治制度的想法更加不可能实现。

奥斯本说：“我认为西方这一代政治家都总是希望，中国伴随经济开放，会以某种方式走向民主。我认为这是西方的一种集体误解。中国是世界上历史延续最长的文明，早在共产党之前就有漫长的专制政府历史，它是不会成为议会制民主国家的。”

奥斯本有这种看法部分原因是他亲自经历过卡梅伦政府与中国外交关系被嘎然急冻的时候。因为卡梅伦胆敢干涉中国内政，在2012年会见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卡梅伦访问中国的计划被取消。在经过几个月的微妙外交斡旋和调整说法后，他才终于成行。

随着习近平出任中国最高领导人，我们这些到中国去的记者立刻感觉到了变化。在人民大会谈的一次记者会上，媒体提问被禁止了。我到天安门广场去拍摄，也被警察拦住要求我离开。

不过卡梅伦还是盯着更大的目标不放。他邀请习近平到英国访问。习近平带着大支票来到急切需要钱的英国。他的回报，是受到英国女王的接待，王室宴会、礼炮致敬。卡梅伦与习近平庆祝两国关系的黄金时代，到首相庄园外的酒吧喝上一杯啤酒。

2012年，英国首相卡梅伦与副首相克莱格一起会见达赖喇嘛。中国对此极为不满，将卡梅伦的北京之行推迟数月。

卡梅伦的对外联络部主任克雷格·奥利弗（Craig Oliver）说，“中国人很喜欢去酒吧喝啤酒吃炸鱼的提议。这个形象很有意思。中国国家主席在酒吧里举起啤酒。我不知道他喜不喜欢啤酒的味道，但是照片很快传遍英国，而且传遍世界。”

清华大学的卡瑟琳·默顿（Katherine Morton）当时与中国亿万民众一起在北京看到这一幕。她说：“各大报纸都报道这一消息，那是很大的新闻。象征意义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时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在变坏，所以英国有所不同的对华策略、英国愿意承认中国是经济大国、想方设法加强双边贸易、文化、教育交流等等，都非常重要。它的象征意义在于人们看到了一个更密切而且平等的伙伴关系。”

然而卡梅伦首相与习近平主席一同喝啤酒的同时，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政治人物对习近平以及咄咄逼人的中国可能带来的威胁却越来越担心。

凯瑟琳·默顿说：“那时中国不仅是世界经济火车头，而且很显然有意成为军事强国。这让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改变了亚太地区的关系，也改变了我们在经济领域的决策方式，因为它意谓着经济与安全两者有更大的重合。”

经济与国家安全

卡梅伦首相的内政大臣特蕾莎·梅以及她的政治顾问尼克·提摩太（Nick Timothy）也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并且有不同的看法。

美国总统特朗普任期内，与中国展开庞大贸易战，双边关系迅速恶化。

尼克·提摩太说：“我觉得整个（对中国态度）有一种既天真浪漫又疑心重重的奇怪混合。疑心重重是因为情报机构对内阁说，中国人正在大规模的从事工业间谍活动，他们努力想发展对英国这样的国家的地缘政治影响力。而从乔治·奥斯本那里听到的回答是，这些反正他们都会做，坦白来说，我们需要钱和投资。我们要成为他们在西方最好的贸易伙伴。”

作为卡梅伦时期的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是怎么权衡经济贸易与国家安全呢？他说：“在我看来，以为国与国之间完全没有间谍活动，彼此不想截取对方的机密情报未免过于天真。间谍活动已经搞了几千年，还会再搞几千年。最关键的问题是，你怎么最大程度保护好自己？你怎么确保情报竞争不会成为讨论更大、更重要、彼此认同问题的绊脚石？”

对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问题的讨论在政府官员之间私下里展开，也在保守党议员和支持保守党的媒体间公开进行。

曾经出任卡梅伦和特蕾莎·梅国家安全顾问的马克·格兰特爵士（Mark Lyall Grant）总结说：“在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的辩论当中，要概括最好的、最有意思的辩论，那就是如何在政策三大支柱之间找到平衡。这三大支柱是：繁荣、安全和价值。”

最能清楚显示这三大支柱紧张关系的，是决定是否允许中国科技公司华为投资英国的5G建设。如果想5G迅速在英国推广，显然要用华为。华为可以很快完成，他们在世界上技术领先，英国会成为5G领先国家。但是，还有安全方面的考量，刺探情报还在其次，主要是危机时候可能有服务被中断的危险，甚至还有理论上搞破坏的风险。

所有这些都摆在一起，风险是否可以防范？答案是肯定的。接下来就是价值风险。我们希望中国参与到社会更加敏感的层面吗？这些问题从方方面面被仔细讨论。

卡梅伦下台后，特蕾莎·梅以及后来的鲍里斯·约翰逊都面临很大的压力，不仅重新审核华为5G问题，而且重新评估卡梅伦的对华政策。

2020年年初，刚刚当选的鲍里斯·约翰逊在首相府外参加庆祝农历新春佳节活动。

约翰逊还是英国外交大臣时曾经宣称他是亲华派，甚至夸口自己的女儿正在学汉语。当了首相之后，他就像骑在墙上，看政府官员和议员们就华为问题辩论得脸红脖子粗。

最后，美国总统特朗普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英国政府宣布，不允许华为参加5G建设。

这让英国与中国的关系突然大转向。究其原因，除了美国的压力，还有其他一连串的冲突点：新疆维吾尔人问题、新冠爆发之初中国掩盖疫情的问题、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扩张问题，以及香港问题。

英中关系未来

接下来，英国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会朝哪个方向发展？有一点很清楚的是，美国下一任总统拜登不会放松对鲍里斯首相的压力，要英国放弃当年成为中国在西方最好朋友的承诺。

特蕾莎·梅首相当年的政治顾问尼克·提摩太说：“任何一个美国总统都不可能容忍中国崛起，容忍对美国繁荣和安全构成威胁。我们与中国接触那么多，发现自己情况有点糟糕，我们的独立性现在受到了约束。我们已经让主要的战略伙伴不高兴，我们现在都还不知道英国未来会有怎样的对华政策。”

不过，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的看法是：现任首相和以前的历届首相都一样，其实没有什么选择余地。

“我们要么选择将中国纳入主要由我们创建的国际秩序中，并尝试让他们成为和平与稳定的伙伴，最终希望大家都以更民主的方式对待生活，要么我们可以尝试遏制中国，将自己推入第二次冷战，面对冷战可能带来的鱼死网破风险。我还有一个问题是，如果你不想与中国接触，如果你不想尝试让中国成为未来和平与安全的伙伴，你还有什么别的替代方案吗？”

英国对华关系的辩论至今，有人试图将其简单化：你到底是亲华还是反华？是向世界上的新超级大国磕头下跪还是开启一场新冷战与之对抗？

不过，前首相布莱尔认为，英国的对华政策必须更为多层次。

“西方应该清楚表明，在必须对抗的地方一定对抗，在无法避免竞争的地方必须竞争，但也要留出合作的空间，因为要解决当今世界上所有主要问题，都不能没有中国的参与。我们需要了解中国，与中国人民交流，接触中国的文化和文明，否则将是一个巨大的错误。”

“中国崛起将是我们下一代所将经历的最重要的地缘政治变化，也是21世纪最重要的变化。”

在英国脱欧、美国新一届总统即将上任之际，英国如何与渐趋强硬的中国处理关系，应该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成为英国国内主要的辩论议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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