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回国要先打新冠疫苗？全球航空公司推“二维码护照”（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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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健康国际护照，

将成为国际旅行的新通行证？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IATA）在内的多个国际组织与商业公司，正在推出基于二维码的健康应用程序，它们将帮助旅客证明自己不是新冠病毒携带者，进而在疫苗广泛接种后推出所谓的电子“新冠护照”。、

12月初，包括汉莎（Lufthansa）、美国联合航空（United Airlines）、维珍航空（Virgin Atlantic）、瑞士国际航空（Swiss International Air Lines）、捷蓝航空（JetBlue）在内的五个航空公司，宣布将于12月中起推出数码健康国际通行证CommonPass。

CommonPass让乘客储存自己的新冠病毒检测报告，乘客手持CommonPass的二维码到机场登机，以之便可证明健康状况。到达目的地机场后如果当地要求出示健康证明，CommonPass便可用作阴性检测结果的证明。随着日后各国民众开始接种疫苗，该通行证就可用作疫苗接种的证明。

12月3日，随着英国批准辉瑞疫苗上市，美国12月10日将批准辉瑞与Moderna的疫苗，加之中国目前已在高危人群中，紧急接种的三种疫苗，使这一疫苗通行证的实现变得越发成为可能。

12月4日，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声明，目前正在向各国推广其与爱沙尼亚一起开发的数字疫苗证书“smart yellow card”。将在疫苗大面积接种后，有一个全球性的疫苗通行证，以便恢复跨国旅行。WHO同时建议各国不应当给Covid-19感染后康复的人颁发“免疫护照”，并称这并不是一个安全与适合全球旅行的选择。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更于日前宣布，这种应用程序上的旅行通行证将显示持有人核酸检测结果和疫苗接种证明，并列出各国相关入境管理细则，以及持有所在位置距离最近的实验室，它还会链接到持有人护照的电子副本，以证明其身份。整个测试计划今年就将由英国航空公司的母公司国际航空集团（IAG SA）开始，明年第一季度推出苹果系统版，明年4月推出安卓系统版，届时旅客将能够与各国海关，分享其身份或出示二维码扫描。

国际航空运输协会旅客和安检产品负责人艾伦（Alan Murray Hayden）在当天发布的简报中说，该计划的目的是使人们重新开始空中旅行，该组织乐于与其他提供商合作，它已经与一个国家的政府就使用它展开了积极讨论，这个国家就是中国，并期望其他国家加入。

加入这一系统的旅行者和政府可免费使用IATA旅行通行证，航空公司只要为每位乘客支付很少费用就可使用使用这一服务，整个系统基于当前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用于验证文件的现有IATA Timatic系统，将使用区块链技术，且不会存储数据。

与此同时，美国思奥思国际旅行援助公司（International SOS）开发的的AOK pass已在阿布扎比和巴基斯坦之间的航线使用，上述两种安全码正在争取进入香港和新加坡之间的航空运输服务。思奥思国际旅行援助公司的联合创始人阿诺德·韦西埃（Arnaud Vaissie）在接受采访时说，建立全球健康标准和技术部署的竞赛正在展开。

但在中国今年3月就开始全面推行的二维码健康通行证，已建成覆盖全国的全球最大疫情追踪系统。

在日前结束的2020年G20峰会上，中国提出，国际上需要协调执行一套统一的健康政策和标准，中国已为此提出了一套国际化机制，它以核酸检测结果为基础，采用通信技术行业通行的二维码形式，通过扫码，使各国可以相互承认代码持有者的健康证书，类似于电子健康护照。中国希望更多国家加入这一机制。

这个“ 新冠电子护照”的建议，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

二维码突然成为了覆盖全球卫生界、科技界、经济界和政治界的热词。

公共卫生专家们对此举双手赞成，因为经过近一年的新冠疫情防治工作，他们深切意识到，基于手机二维码的数字健康证明，是追踪病毒传播路径和控制病毒扩散的最为有效的手段。

牛津大学4月份的一项研究发现，即使一个国家只有56%的人口使用类似应用程序，就可能对疫情控制产生明显作用。

作为最早发现疫情的中国，从2020年初便开始使用这一系统，即利用电子条形码存储一个人的旅行和健康记录，根据用户所经历的新冠病毒潜在暴露情况，向用户发送颜色代码，这些代码就像交通灯一样：绿色最安全，然后是黄色，最后是红色。  

CNN在报道中国疫情防控经验时写道：“中国在全国范围内追踪病例的能力使政府能够迅速反应，控制局部疫情。这包括一个旨在追踪人员流动的先进健康码系统。人们进入许多商店时都被要求出示绿码，从而确保了几乎所有人都使用该系统，这使得疫情暴发时的追踪工作变得更加容易。这些措施使地方政府得以封锁特定区域或在必要时进行大规模检测。最近的一个例子是青岛，在报告数例本地传播病例后，该市在大约一周的时间里对超过1000万人进行了检测。”

据悉，中国已经建立完成国际疫情追踪系统二维码接口，并正在与多个国家的航空公司系统、海关，协商电子健康证书的使用。最快将在今年12月下旬，疫苗分发施打后，就会有首个电子健康护照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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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韩国打造中国式疫情追踪体系，

强制在商店、咖啡馆和餐馆中使用健康二维码，

无健康码或健康码不合格者，商家不能提供服务

不仅是中国，亚太地区很多国家和地区早就在施行类似的健康码机制，只是名称不同，或者因为某种原因不大肆宣传，比如澳大利亚。

早在今年1 月，两名来自武汉的中国老人抵达澳洲阿德莱德探亲，而后发现新冠病毒检测结果都为阳性，由于这两人都已经60多岁，而且语言不通，当地卫生部门发现根本问不明白俩人曾经去过哪里。

南澳大利亚州公共卫生部门负责人尼古拉·斯珀里尔后来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记者说：“在明显的病毒感染症状出现前，他们都没有被隔离，那时设法收集尽可能多的旅行信息非常重要。”

于是，卫生部门向警方寻求帮助，警方通过追踪手机号码便能知道他们最近去过哪些地方，其实这种手段在刑事案件调查中经常使用，但还是当地警局第一次用于追踪病毒传染源。这被当局认定为一种特殊的应对手段，因为出现了“威胁生命安全的情况”。

事实上，南澳大利亚州当局还设法通过移动运营商追查了两名感染者的活动踪迹，这一渠道更全面，因为即使用户关闭了手机上的定位服务也没关系，运营商通过手机和基站之间的连接就能获取用户的位置信息。

澳大利亚这套做法延续至今，在控制疫情方面的作用肉眼可见，以至于政府开始不断完善它并逐步使之具有强制性。

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自11月25日起，政府开始强制在商店、咖啡馆和餐馆中使用健康二维码，无健康码或健康码不合格者，商家不能提供服务，这是该州政府推出的疫情追踪体系的一部分。

韩国政府早就已经这样做了，在韩国病例只有20人左右的时候，韩国政府就决定向所有民众公布感染者的踪迹信息。借助官方数据，一名学生甚至制作了一张地图，上面标明了每名感染者的确切行踪轨迹，几天之内，这个拥有5100 多万人口的国家中就有超过800 万人次浏览了该地图。

6月中旬，韩国的电子地图升级为了二维码系统，看起来和中国的几乎一样，它利用行踪数据说明，使用者是否曾与某个确诊病例密切接触。基于手机用户的移动和接触史，健康码会显示红色、黄色和绿色，绿色码所有者可以自由出行，黄色表示需要隔离7 天，红色则意味着必须隔离14 天。

当然，根据韩国法律规定，只有当传染病警报级别提高到“严重”或“警告”时，才全面启用这套系统，但是在一般情况下，出入酒吧、KTV、舞厅、补习班、网吧等八类极易扩散疫情的高危场所时，必须向场所管理员出示登记身份信息的一次性二维健康码，以便管理人员扫码形成访问记录。

韩联社报道说，在此之前，追踪主要通过人工录入来填写，结果发现，有人冒用他人身份信息，造成追踪数据不准确，影响了隔离效率，使用二维码系统后，不仅避免这一状况，实际上还可以更好的保护个人隐私，因为在流行病防控人员调取相关信息之前，这些信息始终以加密形式存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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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维码为何会成为全球公认的“数字健康护照？”

对科技界来说，疫情让二维码这种古老的技术突然焕发出了无限活力，这种黑色小方块虽然最早是西方科技人员创造的，但是问世几十年来一直被西方科技界晾在一边。

二维码的远离与产品包装和货架上看到的条形码非常相似，不同之处在于，二维码使用正方形而不是线条来存储信息，条形码属于一维线，标准条形码包含20个字符的信息，而二维码的正方形可以二维存储数据，从而可以容纳数千个字符。另一个主要区别是，可以使用相机而不是激光来读取二维码。

条形码是通过扫描仪从一小段代码中反射出一束亮光，然后解释反射回来的光，相比之下，相机拍摄整个二维的图片，然后使用嵌入在图案中的线索对其进行理解。

标准二维码具有三个大方块，每个方块占据一个角。这些是对准目标，可帮助使用者的手机相机查看图案边缘位置，剩余一角正方形较小，可以帮助手机识别图像的比例以及握持手机的角度。

图/二维码的发明人原昌..但有一种说法，是一个美国大学生发明。

条形码最早的专利属于美国德雷克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的一个学生，注册于1952年，1967年开始广泛应用于美国铁路系统，用于追踪车辆编组，1971年，IBM的工程师发明了现在通用的条形码，而二维码最早出现于1994年，是日本丰田下属研究机构发明的，用于在生产线上确认零配件。

2010年，韩国的三星手机首先具备了识别二维码的功能，但必须使用专门的扫描应用程序，商家开始将产品二维码印在杂志上供读者扫码后进入网站购买。

在中国，2006 年中国移动便率先在国内推出二维码业务，通过手机上网的WAP方式应用二维码业务，但那时因为用户认知度不高、智能手机普及率低、手机上网资费高，二维码技术尺度不统一等因素影响，二维码在中国未能广泛普及。

二维码在中国取得突破始于2011年，阿里的支付宝开始将二维码介绍给中国消费者用于支付，2014年微信支付搞出了首个大范围应用的基于二维码的独立支付系统，然后很快被美国各大社交媒体公司学走，逐步在西方世界普及，但其覆盖范围远远比不上东亚的中日韩。

3年前，西方的互联网行业分析师似乎又认定二维码是一种过时的技术，因为2017年开始，它的普及速度有所放缓，NFC（近距离无线通讯技术）被认为更有前途。不过，新冠疫情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之一是，人们重新开始拥有使用二维码的习惯，因为它是非接触式的。

在北美地区，根据墨卡托咨询集团（Mercator Advisory Group）对4000个美国和加拿大家庭的最新调查，疫情前只有13%的受访者使用二维码，自5月份以来，二维码用户数量增加了11个百分点，并且由于非接触式系统现在已根深蒂固地用于保持社交距离和追踪病毒携带着，这种势头下，业界判断，北美可能会出现一个二维码使用率暴增的临界点。

目前，Pay Pal已宣布将通过其应用程序在28个市场中提供二维码付款，这使得2500万个商家可以更容易接受二维码付款而无需支付额外的硬件成本。UberEats也进入了二维码付款，因为它们消除了纸质账单和签名。

商界认为，从长远看，随着用户使用习惯的改变，二维码支付在全球将会更加普及，在美国或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支付行业中，此前未使用二维码的一个原因是信用卡普及率很高，相比之下，中国的信用卡使用率要低得多，这为二维码支付提供了机会，据估算，支付宝平台上总交易额的2/3（每年约1.7万亿美元）都是通过二维码完成的。

同时，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推动力在于，对于全球的服务业来说，人们一旦接种了新冠疫苗，要恢复人员像疫情前那样自由流动，就需要有某种国际“数字健康护照”，拿香港中文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斯图尔特·哈格里夫斯（Stuart Hargreaves）的话说，“要想像新冠疫情发生前那样旅行，就需要一种易于获取、易于使用、安全和保护隐私的国际标准”。

说白了，这是一种刚需。事实上，除了中国之外，很多国家现在入境都需要这个东西，比如在西班牙，飞往那里的旅客必须在抵达前填写数字表格，并输入进入该国所需的自动生成的二维码。

在英国，政府已规定，消费者去酒馆、酒吧、餐馆和咖啡馆等酒店业服务场所，必须出示健康码，同时，博物馆、电影院和游乐厅以及所有的近距离接触服务业，包括美容、理发店和裁缝也都必须先用政府官方的NHS COVID-19应用程序扫描二维健康码。

在法国，任何需要旅行的人都必须填写数字表格，以生成包含二维码的PDF版健康证书，这一证书可用于在无接触情况下通过检票。在美国，最大的票务网站正拟定新政策，如果明年各种演出、比赛等活动能恢复，那么所有入场人员必须先扫码，证明自己不是潜在的新冠病毒携带者才能够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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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推广统一的国际互认机制二维健康码，你的隐私将会由谁来保存？

目前，全球各国对于跨境旅客都实施长达一至两周的强制检疫隔离。像新港计划推出“旅游气泡”，不少国家都研究以病毒检测的方法，取代旅客入境后隔离的需要。

达美航空（Delta Air Lines）与意大利航空（Alitalia）宣布下月开始推出来往美国及意大利“免隔离”航线，乘客选乘来往亚特兰大与罗马的航班，通过三次病毒检测（登机前72小时、起飞前及落机后快速检测）即无毋须入境后隔离。检测用的鼻咽拭子将由两地巿政府资助。

而入境中国，则条件更为严格，不但需要72小时的双阴检测，入境后还必需进行两次以上的核酸检测以及14天的隔离。

图/香港餐馆显示“ Leave Home Safe”应用的QR码，才可以入内。

不过这类都是特定航空公司与城巿的运作方法，长远而言，像CommonPass这类数码健康通行证才可让航空或旅游业持份者，做到合作和一致协调。国际间确认健康码的机制，也必须先得建立起来。但目前这类健康通行证目前仅属自愿性质，而非强制实施，因此未能做到广泛规管作用。

据BBC报道，全球航空及旅游业已临危急存亡之秋，疫苗运输及推动健康码运作都成为航空业界最关注的事。IATA日前公开的预测数据显示，全球航空公司今年及明年因疫情造成损失高达1570亿美元。2020年总亏蚀达1185亿美元，远差于今年六月估计的843亿美元。

由于新冠疫情冲击国际旅行，中国上海已经取代英国伦敦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航空城市。目前中国上海、北京、成都、广州是与世界航空联系最紧密的四个城市。

ITAT总裁Alexandre de Juniac指，“我们必须确保跨境安全，而且无须再隔离，人们才会再搭飞机。航空业预期2021前第四季前都未能止亏，因此再没时间可以浪费。”

在技术上，健康码技术互联互通非常容易。然而，以接种疫苗作为出行准则，必然牵涉到社会伦理及政治问题。是否强制检测或接种疫苗方能准许旅客入境，都是面临的重大难题。

图/马来西亚旅游局的QR码,现在将会增加游客疫苗信息等内容

同时要在全球推广统一的二维健康码除了上述障碍，其中最大的一个便是隐私保护问题。

英国基尔大学（Keele University）计算机科学讲师艾莉森·加德纳（Allison Gardner）说，英国和法国人不愿使用二维码健康应用程序，是因为担心个人信息存储在外部而不是自己手机上。

香港中文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斯图尔特·哈格里夫斯也说，尽管二位码本身没有内在的侵入性，但如果将其用于存储敏感的健康信息，那么有关隐私的问题就变得“特别重要”，“什么信息会被存储在基础记录中、系统如何生成、信息存储在哪里、谁可以访问它”，这些都会是问题。

为此，西方各国也试图采取法律上的措施来予以规范，澳大利亚信息委员会（OAIC）办公室日前发布了一份相关法规草案，内容涉及当顾客使用二维码签到系统时，提供商应如何捕获和存储所收集到的数据，基本上的要求是，商家仅将这些信息应用于交易留痕，需安全存储并在30天后删除。

不过，当地媒体说，鉴于澳洲的《隐私法》覆盖不到年营业额300万澳元以下的小企业，估计强制使用健康二维码后，成千上万的本地小企业还是会把收集到的个人信息数据出售给第三方。

各国之间还有一个互联互通的问题。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柯比研究所生物安全研究计划（Biosecurity Research Program at the University of New South Wales' Kirby Institute）负责人蕾娜·麦金泰尔（Raina MacIntyre）说，任何国际化的新冠病毒跟踪应用程序的主要问题都是维护数据的隐私，

她建议，争议最小的方法，可能是由世界卫生组织或联合国机构管理的中央信息数据库可能是创建全球跟踪应用程序，不过它也有别的问题，“个人会同意另一个政府，而不是自己的政府访问他们的数据吗？这可能是旅行的代价”。

当然，这些障碍都不是无法克服的。对欧美那些看起来极其看重个人隐私保护的群体来说，全球健康码的隐私问题，无非就是个体愿意付出的生存成本与其现实收益之间的比较问题，或者说，是一个要钱、要命还是要隐私权的选择问题。

当社会整体要求一种最便捷和低成本的生活方式，人们发现不得不适应它否则就会给自己带来太多麻烦的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不能接受的事情，更何况，不用二维码，个人隐私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也早已不复存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