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制裁中国官员剑指副国级 外交博弈还是外交游戏（组图）

2020年12月7日，美国政府以“破坏香港自治”的名义宣布制裁14名中国官员。这14名官员担任中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之职，在中国官场体制里的级别较高，悉数位列副国级。

美国共计三次针对中国的制裁已经制裁了29人，而且其“制裁大棒”似乎越来越有挥向中国政治核心圈的架势，但是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效果。与之前的贸易战相比，两国之间针对对方国内政治人物的制裁，无异于一种博人眼球的“外交游戏”。

美国第三次制裁中国官员

被列入美国制裁名单的14名中国官员分别是中国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曾任中国最高检检察长的曹建明、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曾任西藏人大常委会主任的白玛赤林、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曾任新疆人大常委会主任的艾力更•依明巴海、曾任黑龙江省委书记的吉炳轩、中国妇联主席沈跃跃、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拥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的王晨、中国工会主席王东明、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曾任新疆党委书记的张春贤。

他们目前的共同身份是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人大常委会共有14名副委员长。也就是说，中国人大的副委员长群体被美国此次制裁名单全部包括在内。

令人意外的是，作为中国人大常委会里最高领导者的委员长栗战书却在不其中。与14名副委员长不同的是，栗战书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身份与全国人大委员长的身份均属于正国级，为中国公务员职务序列里的最高级别，可视为在职的中国高级政治人物代表之一。

目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共有7人，栗战书排名第3，此外还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中国政协主席汪洋、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中纪委书记赵乐际和国务院排名第一的副总理韩正。

中国人大副委员长们集体被美国政府“点名”的原因，被指是“破坏了香港的自治”，尤其是涉嫌参与取消4名香港立法会反对派议员资格。

在香港近年的政治进程里，中国人大通过解释香港基本法、出台“港版国安法”的方式，深刻地影响了香港的政治状态，逐渐扭转了香港的分离与紊乱趋势。2020年11月11日香港“民主派”杨岳桥、郭荣铿等4名立法会议员被香港政府正式宣布取缔议员资格，即与中国人大在此前的一项决定直接相关。

中国对于本国内香港的治理，引起了美国的不满。而美国不满的原因未必是其所说的“破坏香港自治”，而是伤害到美国在香港的利益。

据中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分析，香港经过一年多的发展，美国已经推动了利用香港这个“基地”颠覆中国的能力。美国一些政客本来希望在香港搞政治变更，不但没有成功，反而美国官方和非官方机构、反华势力在香港的活动空间越来越小。

美国将矛头指向中国人大的副委员，与2020年8月7日宣布制裁11名中国涉港或在港官员，以及在2020年7月9日宣布制裁4名中国涉疆官员之举类似。之前两次共计制裁15人，分别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特首办主任兼国安委秘书长陈国基、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警务处前处长卢伟聪、中联办主任骆惠宁、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港澳办副主任张晓明、国安公署署长郑雁雄，以及新疆党委书记陈全国、新疆前政法委书记朱海仑、新疆政府副主席、新疆公安厅党委书记兼厅长王明山，以及前公安厅党委书记霍留军。

中美的“制裁游戏”

前后三次制裁与在12月3日将中共党员及其家属签证有效期限从原本的10年缩短至1个月之举相比，所指向的特定人群数量更少，也更聚焦。不过，其实际效果仍然未可观。

首先，不论是主政一方的陈全国，还是任职于被视为“二线”的中国人大系统的曹建明，都只是中国庞大官僚体制内的个体，需要遵从中国整体政治运转的逻辑与趋势，接受中国领导集体相同的任务指示。其所作所为与个人角色无关，只与其所在职位有关。因此，对官员个人的制裁，对于中国政治的影响十分有限。更何况美国此次制裁名单针对的是不那么“关键”的副职，显得有些错位。

其次，制裁面临执行难题。对于太平洋彼岸中国的官员，美国的制裁有些鞭长莫及、无处着力。这些官员的衣食住行以及其他外延利益基本全在中国境内，担任重要职位的官员与外界的联系更少。例如，位列美国制裁名单的骆惠宁曾表示，“自己在国外没有一分钱”，并调侃称，“我也可以向特朗普先生寄去100美元，以供其冻结之用”。

再次，在中美两国越来越趋于敌对的背景下，对对方官员的制裁可能会被对方视作对官员作为的肯定。“制裁榜”几乎成为对方眼里的“光荣榜”。如曾国卫曾对媒体称，美国的“所谓制裁”，“简直是自欺欺人，对我而言不痛不痒、毫无影响、毫无意义。”他续称，“我们是不会被他们吓到的，反而更令我们坚信现在所做的一切是正确的。”

另外，在美国频频向中国挥起“制裁大棒”之时，中国也曾如法炮制。2020年7月13日和8月10日，中国两次共宣布制裁美国12人，分别是美国参议员克鲁兹（Ted Cruz）、鲁比奥（Marco Rubio）、科顿（Tom Cotton）、霍利（Josh Hawley）、图米（Pat Toomey）和众议员史密斯（Chris Smith），以及美国“国会－行政部门中国委员会”以及美国国务院国际宗教自由无任所大使布朗巴克（Samuel Dale Brownback）、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总裁格什曼（Carl Gershman），美国国际事务民主协会总裁米德伟（Derek Mitchell），美国国际共和研究所总裁特温宁（Daniel Twining），非政府组织人权观察主席肯内特•罗斯（Kenneth Roth），自由之家总裁阿布拉莫维茨（Mike Abramowitz）。

中国对美国人员的两次制裁，均是在美国对中国前两次制裁宣布后的4天之内。可以想见，此番美国制裁中国人大14名副委员长后，中国可能很快也拟一份针对美国政界人物的制裁名单。

中国和美国像是各有一位“大法官”，一次又一次地敲响审判与制裁对方政界人物的“法锤”。尽管锤声阵阵，审判文书却难免一次次沦为了一纸空文。看似外交博弈，实际效果却往往沦为“外交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