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度反腐专家：“文明高于制度”值得讨论（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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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从基础来看，制度以文明为基础，制度高于文明。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既创造过人类最灿烂的文明，也创造过人类最先进的制度。但是很多人对灿烂的中华文明，津津乐道，如数家珍；对曾经领先的中国制度，却置若罔闻，视而不见。自梁启超先生提出“地球上古文明国家有四”的观点以来，人们就不假思索地将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这四大文明古国实际上对应着世界古文明的四大发源地，分别指两河流域、古埃及、古印度、中国这四个人类文明最早诞生的地区，而同一时期的爱琴文明却因疏忽未被包含在内。

中国的学者中，研究文明的太多，研究制度的太少。1949年只身去了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1967年起定居台湾的钱穆先生，是这太少中的杰出代表。以致世界古文明中的两河流域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爱琴文明，或早已湮灭，或严重衰落，唯有中华文明虽经多次劫难，却能依靠制度的力量，浴火重生。

其次，从过程来看，文明是人类历史积累下来符合人类精神追求的人文精神、发明创造过程的总和，是使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所有社会行为和自然行为构成过程的集合。制度则是对这一总和与集合的深加工及提炼。由此可见，制度高于文明。2007年，英国《独立报》评出了改变世界的101个发明。除了公认的中国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外，还有一大发明——算盘，并位居第一。

对算盘使用的最早记载，可追溯到公元190的东汉。西汉发明的造纸术、隋唐时出现的雕版印刷术、唐宋时广泛应用的指南针、火药，这“四大发明”及算盘，是中国古代文明创新的智慧成果和科学技术。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卡丹，早在1550年就第一个指出，中国对世界所具有影响的“三大发明”：是司南（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并认为它们是“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而四大发明的说法，源自英国汉学家李约瑟。他们都看到中国古代文明集中体现在这几大发明上，也看到对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还看到经各种途径传至西方，对世界文明发展史产生巨大的影响力。但是，最重要的一点，他们却没有看到：这四大发明都与中国古代当时先进的制度——相对先进的权力结构和相对先进的选人用人体制紧密相关。正是这两大先进制度，把控并成就了当时的中国，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领先于世界各国的优势。

第三，从结果来看，人类文明发展到今天，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是物质文明，一是精神文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证明：制度文明的状态，取决于社会现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整体水平的提高；唯有制度文明，才能巩固并发展物资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讲，制度高于文明。

一个国家的文明状态，与其说主要反映在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方面所能实现的程度，不如说关键在构建其制度文明上所能达到的高度。最有价值的创新，是为将来留下更多的可能。立足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础之上，且符合人类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制度文明，既是最有价值的创新，也能为将来留下更多的可能。物质文明，可以把人类送上火星定居长住；精神文明，可以普天之下皆兄是弟。而唯有制度文明，才能实现“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最美好向往——这一人类自诞生以来最有价值的创新！因此，就时空而言，制度文明是对人类社会发展影响最广泛、最深远的文明。

综上所述：无论从基础来看，还是就过程来讲，或者是从结果来分析，结论应该是：制度高于文明。制度使人类与其它高等动物相区别，制度文明使现代人，与近代人、古代人、远古人相区别！就基础而言，制度虽然晚于文明，但它立足于文明的基础，因而制度高于文明。从过程来看，文明是人类脱离野蛮状态的社会行为和自然行为构成过程的集合，制度则是位居其上，对这一过程集合的深度提炼。据结果分析，人类创造物质文明，需要微观战术的聪明；创造精神文明，需要中观战役的智慧；创造制度文明，则需要宏观战略的气度与胸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花，必须结成制度文明之果，才能代代相传，生生不息！制度文明就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历史哲理。

当然，如果把制度局限在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的条条款款。文明或许就能高于这种浅层次的制度。

但是，还有深层次的制度——即保证那些说在嘴上，写在纸上，贴在墙上的条条款款，得以坚决执行的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

潜心于制度研究，三十多年前，既懂得了，为什么“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道理；又明白了，制度有浅层次制度和深层次制度，两个层次的区分；还悟出了领导制度的关键，是权力结构；组织制度的重点，是选人用人体制。

正是多年前的这些“懂得”、“明白”和“顿悟”，让我敢于指出，制度的生命力不在执行，而在是否符合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制度如果符合了客观规律，不但有生命力，而且能被广大人民群众自觉的执行。制度如果严重违反了客观规律，不但没有生命力，而且一定会被人民坚决的抵制。

上世纪五十年代，轰轰烈烈在中国全国范围开展的“人民公社运动”，执行力前所未有。短短几年，全中国农村就由互助组而合作社，由初级社而高级社，再到人民公社。全国土地都姓“公”了，农民却“出工不出力”了。一方面是“人民公社运动”的执行力，举世无双；另一方面是“人民公社”的生命力，却极其低下。除了在极少数几个具有农民领袖能力如陈永贵等人的治下，集体经济还搞得不错外。全国大多数人民公社社员，都以“出工不出力”进行消极抵制。“人民公社”制度的超强执行力，甚至导致在无战乱的情况下，创造了饿死上千万农民的人间“奇迹”。

而“小岗村”、安徽、四川等地农民自发而起的“包产到户”，中央一没有开展“全国农业学小岗村”运动，二没有在全国范围大力推广表彰“全国农业学小岗村”的先进典型，三没有大搞兴师动众、劳民伤财的对农民兄弟的思想政治教育。只是发了个符合客观规律，说人话、办人事的“中央一号文件”。亿万农民兄弟，就以“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的前所未有的执行力，回应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改革开放中试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制度变迁。让国家走出了，困绕我们几十年的“短缺经济”怪圈。粮票、布票、油票、肉票等若干票证很快取消。我们这批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同龄人”，终于既盼来久违了的吃干饭、吃饱饭日子，也盼来不过年也能肉蛋奶管够的岁月。甚至出现因身体内贫穷基因过于强大，肉蛋奶长期摄入过多，而出现高血糖、高血脂、高血压等“几高问题”。

当然，换个角度讲。如果说，制度文明中的文明高于制度，或许是可以的。因为，制度文明中的文明，既不单是制度，也不单是文明。而是一种制度化的文明。如同物质化的文明、精神化的文明。作为基础的制度、物质、精神已经化作文明了，也就是“化茧为蝶”了，文明自然也就高出来了。

据此，我以为，也只有在这个特定的前提下，制度文明中的文明高于制度，或许是可以的。

（作者 李永忠系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原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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