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只能住群租房的我,用5%的首付在加拿大买了大房子,还养了三个孩子(组图)
我叫江小草,1983年出生于吉林小县城。从家徒四壁孑然一身居无定所,到妻儿环绕五口之家有车有房,这条路我走了34年。
我们一家定居加拿大已经5年了。老二老三的相继出生,让我们越来越习惯于异国他乡的生活。但有时候我站在窗口往外眺望,看着大片的绿草地和独立屋,夕阳西下,还是会想到几年前的北漂生活。甚至思绪闪回到儿时——我跟长姐坐在马车上,伴着夕阳余晖,在父亲的口哨和嘀嗒的马蹄声中,从林场颠簸着回家的场景。恍如隔世。
2020年5月新冠疫情期间三妹满月全家福。
两岁时,我父母就离了婚。我和我姐被判给了父亲。父亲是个名副其实的“跑腿子”——打着光棍,四处奔波,没有正式工作,靠打各种零工养家。从上山砍柴卖柴,到做爆米花康乐果到乡下卖,到蹬三轮车,我们跟着他常年迁徙流浪。五岁那年,我和姐姐跟着父亲披星戴月地进入东北林场深山,砍柴维生。我跟在姐姐屁股后,像寻宝一样漫山遍野捡核桃。捡满一麻袋抱回家,在火盆里烧开,就可以吃到香气四溢的核桃仁。这是我能想到童年最无忧无虑的时光。父亲怕我们跑丢,所以常常一边砍树,一边在深林中呼喊我们的名字。我跟姐姐大声回应着,和着笑声此起彼伏在丛林中飘荡。
目前仅存的父亲年轻时照片,右下是姐姐。
帮父亲拉锯是一项艰苦的体力活儿。长长的锯片你来我往,木屑粉尘四处乱飞,不时会迷住眼睛或被吸到嘴里。手上虽然戴着手套,但虎口却还是会反复磨出水泡。水泡磨破后是钻心的疼,伴着手指上的皲裂口,对几岁的孩子来说,那是一生都难以忘怀的痛苦。童年记忆里,我们一直在搬家。从老王家搬到老李家,半年后又搬到老孙家。好多时候还跟别的人家共住一间屋子,睡着南北炕,屋中间隔个帘子。睡起觉来,两家男男女女的呼噜声此起彼伏。
有一年,跟我们一起住南北炕的邻居是一家聋哑人。父亲白天要上山砍柴,姐姐要上学,留我自己在家。我甚至被邻居一家带去“赶集”——拿着空碗,在火车站跪着乞讨。如今,在加拿大也经常能看到路边乞讨的人,8岁的儿子会问我他们在干嘛。大儿子长得跟我小时候很像,这也让我常常想起当年行乞的自己。那时候的我满脸大鼻涕,手上到处是裂口,皲裂的脸蛋配着干瘪的嘴唇,脏兮兮活生生就是个小乞丐,跟邻居聋哑人一家跪在一起毫不违和。
1996年六一儿童节表演相声《胖子和瘦子》,这是学校拍摄的我(右一)仅存的儿时照片。
穷困潦倒单亲家庭的孩子个性自卑又胆小,沉默寡言,连上课内急都不敢去厕所,宁可拉在裤子里,被人调侃嘲笑。常年营养不良,让我变成了同龄孩子中最瘦弱的那个。我们也时常被当作贫困户典型,得到来自政府和社会的各种关照。而母爱对那时的我来说是季节性的——到寒暑假,父亲会把我和我姐分别送去大娘或妈妈家,这也是我和姐姐改善生活补充营养的方式。过惯了居无定所,寄人篱下的生活,我从小就会想方设法地希望赢得别人的赞许。不管是委屈自己取悦别人,还是努力学习证明自己。
2001年在浴池锅炉房单间外和父亲合影。他蹬三轮收工后将买来的肉悬挂在遮蓬处,我高中时父亲已满头白发。
千禧年,父亲不再靠砍柴卖柴维生,而是住到叔辈姐姐家浴池后面,开始了白天蹬三轮,晚上帮忙打更的生活。寒门学子求学上进,是我唯一能获得自信的方式。我顺利考上了县城里的重点高中,学业负担也越来越重。
2002年高三备战,作为卫生委员的我帮助同学换窗户玻璃。
日子依然是饥一顿饱一顿,经常靠啃牌方便面,或者小卖部的麻花充饥,胃里经常反酸水。我体质也一直不好,时常病怏怏的。卑微困苦之下,我以超重点线30分的成绩第一志愿考入当年的大庆石油学院(现东北石油大学)。
2002年在大庆石油学院寝室悠闲自在地吃零食听音乐。
那年学校刚搬到大庆,新校区简直就是一片大工地,一点象牙塔的样子也没有。但大学四年是我前30多年的人生中,最平静安稳的快乐时光。我选择了高考分数要求最高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苦读十几年,穷人家的孩子趟过了高考的独木桥,挣脱了应试的枷锁,终于打开了自由而充满诱惑的新世界大门。
大庆石油学院校内,我们寝室六人合影。
既然家里供不起我读研,就没有考研的打算,学业好坏似乎也就不那么重要了。而人性总是向往愉悦躲避困难的。游戏、抽烟、喝酒、高谈阔论,生活的快乐向我扑面而来。
我在玩下铺兄弟大超的电脑,承载了拳皇97,红色警戒,反恐精英等游戏的青春回忆。
唯一能激发战斗力的学科,是英语。因为有人说学好了英语,你能找到更好的工作。那时我去给一个小女孩做英语家教,小孩家里的奢华装修让我彷佛看到了另一个世界——上个卫生间,连马桶开关我都找了半天。她家里已经办好了加拿大投资移民,只等孩子高考结束,就会送她去蒙特利尔上学。小孩跟我眉飞色舞地畅想着异国他乡的浪漫风情,那是我第一次听说蒙特利尔这个名字。为了避免尴尬,我佯装热闹地配合微笑着。我只是去挣那200块钱的家教费而已,移民这种富人游戏,跟我没有半毛钱关系。靠着助学贷款和半工半读,2006年,我大学毕业了。
我的大学毕业证。
那时候其实对未来谈不上什么梦想,只觉得应该把助学贷款还上再说。毕业后,我曾在苏州吴江一家台湾电子厂工作。我的人脉范畴里,职位最高的大陆人是我们科长。他在那干了15年,依旧如履薄冰。工厂对每个人都严防死守,甚至每天上下班都要解裤腰带过安检。眼前苟且,前路渺茫,干了两个月,我就决定辞职,从此开启了我9年的北漂生活。
2006年11月,背着一个大编织袋,我来到了,跟发小小卡一起住进了西北旺月租300元的唐家岭的格子间,成了无数北漂“蚁族”中的一员。窗外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和鳞次栉比的高楼,窗内是出租屋里夏天恶臭冬天漏风的公共厕所。这种魔幻的对比并未打消我对对幻想和希冀——毕竟我是从小跟“跑腿子”父亲居无定所地长大的,对于吃苦有着与生俱来的适应力。
2006年末刚刚登陆,找工面试路上。
2007年初,一心想进外企的我被一家新加坡公司录取,成了一名软件测试工程师,月薪2500元,办公地在海淀万泉庄。那半年里,我搬了六次家。唐家岭的格子间,肖家河的格子间,青龙桥的破旧平房,五道口的上下铺……还有些地方我甚至都想不起来了。那时我可以十分钟内迅速打包搬家。只要新住处离公司更近更方便,我都能毫不犹豫背起包袱“挪窝”。
2007年拍摄于石油大院群租房隔断间,两居室挤住至少10人。
2007年6月,我跟兄弟大超一起搬到了石油大院的一处月租400的群租房。两居室被隔断成4间房,架着上下铺,封闭空间里混合着廉价香烟和做菜的油烟味,居住条件堪称恶劣。与人相比,我更是时常自惭形秽,感觉低人一等。初中同学邀我去给她暖房,她和男友毕业就结婚,父母帮衬首付款,两人在回龙观买房安居。那是一套高层小区80平的房子,不算太大,却让我觉得遥不可及。我,月薪2500,住群租房的月光族。因为要还助学贷款,我当时的工资水平甚至不够生活开销,时常还要靠倒腾信用卡套现勉强维持。姐姐已经结婚,父亲仍在四处租房漂泊。不管身在哪里,其实我都没有家。在吉林老家的父亲只有在提到儿子的时候,眼角的皱纹才会舒展开来,这让生活困窘的我越发感到无能和愧疚。
生活的一地鸡毛,性格的窝囊悲观,都让我不敢去奢望和规划更好的未来,不管是关于事业,还是关于爱情——我怎能再麻烦别人陪我过如此困顿的人生?可就在这时候,我认识了小花。2007年8月,朋友问我有没有兴趣去周边徒步。他有个老外朋友有专业设备,可以再上论坛发帖看看有没有人愿意同去。
2007年珍珠湖徒步,下排左一是我,上排左二是小花。
听说有老外,急需练习英语口语的我一口答应下来。8月24日,我们一行9人顺利来到了珍珠湖风景区。绿皮火车上玩UNO卡牌游戏的兴致盎然,远离城市喧嚣和现实浮躁的自在放松,深山老林里呼吸新鲜空气的心旷神怡,都让人感到莫名的愉快。在这种氛围下,我们一行人开始逐渐熟络了起来。来自农大的姑娘小花的声音清脆利落,笑起来爽朗动人。她似乎时时刻刻都在发自内心的开怀。
初遇小花,莫名就想在她面前表现自己:给她编了“草环”,又拍了这张照片。
当年的我无奈又落魄,卑微又傲娇,根本看不到未来的方向,也没有心情和意识去思考个人情感问题。但这个喜欢唱歌喜欢粤语,爱笑爱闹我行我素的姑娘,确实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露营小河旁,围着篝火对酒当歌。
工作轻车熟路之后,生活开始有了风平浪静四平八稳的迹象。9月,徒步的那帮人又聚到一起唱卡拉OK。从小花那首《红日》里,我似乎看到面前这个文静乐观的姑娘身上坚毅的气质。从那以后,我开始期待电脑右下角闪动起她的QQ头像,期待听到她的消息。
后来,我们又相约去密云徒步。我开始不自觉打量起这个灵气的姑娘——她有些婴儿肥,一朵大蘑菇套头上呆呆萌萌的,浑身洋溢着快乐的气场。见到她,我一扫往日的阴郁,仿佛幽暗角落被照进了一缕阳光。那时的我还没有正视自己的感情,只是越靠近她,就越被她的笑容治愈,越心神不宁地期待了解她更多。10月,我们相约在首钢的一个溜冰场滑旱冰,那是我们第一次“牵手”。11月23日,在我们认识三个月后,我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腼腆害羞的我们终于牵手在一起,这是我们在跟朋友们K歌。
后来我曾问她为何接受了那样的我,她说:“如果我们之间的距离是10000步,你只要向前跨一步,我便会朝着你的方向走完余下的9999步。”2008年6月,我告别大超,跟小花一起搬到了紫城家园,住进了一个被隔成五间的三居室。
紫城家园隔断间:一张床,一个电脑桌,一个简易衣柜,即是所有。
我们一起滑雪、逛街、爬长城,去各个景点场馆游玩。每次出游回家的公交车上,她倚靠在我肩膀小憩,车窗外的景色掠过,在我们脸上洒下一缕缕夕阳的微光。那是我感觉最幸福美好的时刻。
2008年我们首次一起去滑雪,这也是我第一次滑雪。
小花对我有着毫无保留的信赖,甚至刚认识的几个月还帮我还上了助学贷款,让我结束了倒腾信用卡过日子的生活。我也意识到需要为心爱的姑娘努力奋斗。工作一年后,我跳槽到一家知名的芯片研发公司。之后不久,她也跳槽到了我梦寐以求的中关村软件园工作,薪水又高我一等。跟身边朋友今天买房明天买车相比,我们虽然一直在努力找寻出路,却也一直相当困窘。
租住的隔断间空间狭小,在这里我们丢失过相机,并遭遇黑心中介不退押金。
我切身经历过社会底层的屈辱和彷徨,那是一种难言的绝望。现实生活侵蚀着我的骄傲和耐心。我从小习惯了被蹂躏和奴役,看到的往往是事情的阴暗面。如果说我曾是个从泥沼里艰难求生的恶魔,那小花就是我的救赎者。是她把我的心慢慢捂暖,把她的阳光洒进了我的心里。2011年初,我们结婚了,婚事是姐姐姐夫帮忙操办的。在这生命中最重要的一天,我声泪俱下地给大家讲我们的爱情故事,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
2011年我们结婚,花了3300元在朝阳公园拍了这套婚纱照。
和小花在一起后,我们基本每年搬一次家。龙乡小区、紫城嘉园、清河南镇、二里庄、霍营、安宁庄北里、清缘东里、安宁里南小区、强佑新城……我们的足迹遍布北五环清河附近各地。从最初的一个编织袋,到两人的大包小包,搬家东西越来越多,房租越来越贵,人越来越暴躁,留在的希望也越来越渺茫。
2011年出游翡翠岛,同行4个家庭,要么有房,要么有车,要么有户口。
2011年夏天,老婆在网上逛论坛的时候,偶然得知一个移民中介的宣讲活动,生活急需改变的我们便去听了关于加拿大魁北克省的技术移民讲座。“移民,那得花多少钱啊!中介都是骗人的,利用国内外信息差赚你的钱。再说,我们出去后能干啥啊?”这都是我当时的吐槽。但为了慰藉老婆,也为了给自己找一个暂留的借口,我们俩狠下心花了两万报名了法语课。
我们在法语课上。
听说魁北克移民政策可能会有变,保险起见需要尽快提交材料,当年11月我们就花了几千块办理各项公证,火速提交了移民申请。2011年末,我们也到了该要孩子的年纪,而且魁北克移民政策是生一个孩子加4分,我们商量过后就提前备孕并顺利怀孕了。小花怀着孕,身体状况一直不稳定,甚至一度查出“宫颈机能不全”,差点需要做宫颈环扎手术。
小花在医院卧床保胎一周,后请病假在家卧床养胎一个月。
孩子将来的陪产和照料,户口问题教育问题,各种麻烦都扑面而来,让我差点喘不过气。当时我们租住在二里庄的暗厅次卧里,前所未有的焦虑和恐惧压迫着我们,眼前的苟且变得特别刺痛。孕期的孕酮和雌激素水平让小花时常情绪不稳,遇到困难无助都会让她脆弱伤感、喜怒不定。再加上对于胎儿状况的提心吊胆,终于,在大年三十,小花因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崩溃大哭。
她挺着肚子把自己锁在屋里,我近似疯狂地敲门,最后从门上的高窗爬进去才将门打开。她一直哭,我起初捶打自己,后来也哭得头疼欲裂有气无力。我和老婆的法语课还一直在继续。那一年每到周六日,老婆就挺着大肚子跟我一起去万泉庄附近法语培训机构上课,午餐要么自备,要么点外卖草草解决。我们都是普通人,并没有天赋异禀的特殊本事。那几年,我们把别人游戏、追剧、怨怼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习充电上,即便不知道这些付出是否会有回报。
初学法语使用的教材。
法语考试(TEFAQ和TCF)我一共参加了两次,最终取得了口语B1,听力B2的成绩。整整一年无休,拿到成绩后连同孩子的出生证明进行公证,最后补交了技术移民的资料。那时的移民政策已经开始收紧,对语言要求也越来越高,材料提交过后石沉大海。2012年7月,我家老大出生,我们搬到了安宁庄北里的一个两居室里。
2013年,儿子半岁,我们两夫妻上班,父亲帮忙照顾孩子。
回老家给孩子办吉林户口的时候,我被告知虽然我的户口自己是户主,但不符合给孩子落户的政策。一番周折后,儿子户口落到了陕西,小花的家乡。扎根无望,雾霾笼罩,我的鼻炎也反复发作。每天无论是加班,家务还是学习, 至少要忙到11点才能休息。老婆当了背奶妈妈,而我频繁出差加班。年迈的父亲帮忙照顾孩子也十分潦草,经常一回到家就是满目狼藉。
2013年,我们搬到清缘东里,父亲在喂孩子吃饭。
2012年末,加拿大推出SDS留学直入计划,只需雅思总分6分即可申请。我抱着试试的态度提交了申请,却还是因移民倾向和资金不足被拒。那时我已经考了8次雅思,7次G类,一次A类,都没达到4个6的成绩。而2013年的一次意外,让我坚定了远离北上广的决心。那时我们住在清缘东里,房租4100块人民币。
一个普通工作日,我鼻炎发作请假在家硬挺着复习雅思。父亲推着儿子在楼道里转圈哄睡,突然我听到孩子哇地一声大叫,赶紧开门查看。父亲一脸懵,我仔细一看,才发现是父亲的烟头掉到了孩子脖颈上,孩子脖颈侧边已经被烫焦。
时隔七年,孩子被烫伤的疤痕仍在。
送孩子去医院的路上,儿子在我怀里抽泣着,我也憋屈得止不住地掉眼泪。忙碌的工作,糟糕的身体,移民的挫败,一地鸡毛的家庭琐事,多年努力毫无成效……所有的委屈翻江倒海地涌上来,我累了。
2014年,移民的事情终于开始有了眉目。加拿大NSNP项目(新斯科舍省提名移民项目)出炉,该项目不需要雅思4个6的约束,而我们早就备齐材料,开放当天就递交了上去,成了全球150家当中的一家幸运儿,获得了NS省提名。
2014年,我们惊喜获得了加拿大NS省提名。
加拿大技术移民周期漫长且没有十足把握,而我又幸运地抢到了当时新西兰的银蕨签证。这是9个月的工作签,只要能够找到对口的本职专业工作,就可以申请移民新西兰。2015年6月,我独自来到奥克兰开始找工作。但事情也不顺利,待的时间越久,我的挫败感就越强烈。
折腾了两个多月,在经历撞车,面试失利等各种麻烦之后,8月的一天,在新西兰冬日阴冷潮湿的合租屋里,我接到了老婆的电话,“加拿大签证下来啦!你是继续在新西兰找工作,还是回来我们去加拿大?”老婆在电话那头放声大笑。我已经太久没听到她那无忧无虑的笑声了。2015年9月,加拿大PR大信封到手。10月末,我们一家三口搭上飞往多伦多的航班,来到了新斯科舍省的哈利法克斯。
2015年10月29日拍摄于多伦多机场海关。十几个小时的航班困乏、兴奋、憧憬、好奇相互夹杂着,耳边充斥着各种口音的英语。
度过了前期背井离乡兵荒马乱的几个月,经过一番周折,2016年1月,我拿到了一家广播设备公司的软件测试技术员职位,生活开始有了正常的节奏。我工作一年后,老婆远程面试拿下了渥太华某网络公司的职位,于是我们决定举家搬到渥太华。2017年2月,我们驱车1500公里来到渥太华。5月,我被一家网络安全公司录取,自此我们一家又恢复了双IT的配置。
初到渥太华租住在老式联排别墅,月租1399加元。
更让人兴奋的是,由于双IT家庭收入有保障,银行贷款也足够支撑,我们通过了银行评估,得以以5%的首付款购置了现在住的独立屋:四居室双车库,占地面积40*110英尺(约408平方米)——这是我长那么大从没敢幻想过的事。
2017年11月,我们一家三口搬进了新家。
2018年、2020年,我们分别迎来了二儿子和小女儿。父亲有时候也会从国内过来跟我们一起居住。我们夫妻二人,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无老可啃。这一路风雨,让我对过往的生活有了更深入的思考。
2021年元旦,一家五口全家福。
我是应试教育的受益者,也感恩的漂泊生活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但我更感激身边这个改变我一生的女人。是她照亮了我的内心,让曾经卑微懦弱的我也拥有了实现人生逆袭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