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96、自杀、过劳死……中国送走了廉价农民工，却迎来了廉价大学生（组图）

在22岁的女孩倒下后，大厂员工们隐藏最深的焦虑被挖了出来，关于996、健康、暴富和梦想。

现实摆在面前，他们无法自欺欺人。

一个挤满千人办公的楼层里，只有不到十个厕位。在出现“厕所计时器”、茅坑上锁、座位安传感器后，大厂员工之间还在相互调侃：你看，我还有带薪拉屎的自由；

蹲位上锁

到“打工人”、“工具人”等词语一夜走红时，白领们积极用这种自嘲，来消解现实的残酷：你看，我们还是后浪，我们还有青春可耗；

等到猝死发生，而公司回应却是“你们看看底层的人民，哪一个不是用命换钱”时，打工人终于出离愤怒了。

但那又怎样？

大厂的金字招牌依然鲜亮。

不愿当蓝领的年轻人，疯狂贬值的高学历，寻找机会的失业人，都在踮起脚尖，仰望高墙里的风景。

大厂里日夜颠倒，灯火的通明焚烧的都是青春。

熔炉

负面新闻频出，似乎也没喊停中国互联网公司的内卷之路。面对“资本之恶”，社会有太多太多的疑问……

一，为什么想从资本嘴里听到一句“对不起”“我错了”这样艰难？

大厂不需要向打工人认错，因为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都属于大厂，他们由此掌握了定价权、话语权、裁判权。

那位过劳死的外卖员，一开始获得的2000元赔付还是基于“人道主义”，合同上白纸黑字，就算大厂钻了法律空子，家属也无可奈何。之后舆论发酵，大厂这才再次基于“人道主义”把赔付金提升到60万。

但是，在大众视野之外，我们永远不知道还有多少家庭苦难被2000元轻松打发。

资本所构建的上层建筑本质上只为效率服务，一切皆生意。

二，为什么有人出声反对、但更有人坚信996福报论？

中国的高学历人才太多了！

你不想加班996，但自愿007的人一抓一大把，太多的打工人其实也认同资本的利益体系，承认这是一笔“愿打愿挨”的生意。

这就是悲哀的现实，打工人已经被迫卷入自我剥削中。

有钱大厂的中高收入群体，被高薪、加班费、股权、期权加深了与公司的利益绑定，也成为系统管理的一部分，他们相信“我加班工作，就是在为自己的未来奋斗”。

大厂还有“诱惑”加班的机制，通常被称作“公司福利”：夜宵、免费班车、打车报销、健身房、零食、医务室等等，都在诱惑着你在自己的工位上多留一会。

在半夜11点CBD的寒风中，打工人等着打车回到自己五环外的、十几平的合租屋，没想要还得排队一小时。原来，大家都加班到了现在！

大厂最艰难的那一部分员工，没有背景、寒窗苦读、过五关斩六将，不能轻言放弃，离职成本太高，他们的祈祷是“只要还能留在大厂，要我怎样都行”。

小厂拿不出高奖励，加班996却跟上了，倾轧更加严重。因为“别人比你优秀还比你更努力，你不拼命怎么行？”

三，为什么每一次惊醒全国讨论的“过劳死”事件，最后都只变成一声叹息、一阵风？

大家吵得再厉害，大厂的股价不降反升，因为市场只认效率。

一切都明码标价，即便这是一场筹码完全不对等的生意。

今天的互联网大厂，当年富士康的血汗工厂，本质上有区别吗？哪怕生命一次次悲哀地坠落，最终不过是历史前进的脚步如蜗牛般挪动了一步，权当为后来者谋福利了。

当代打工人无力改变这个系统的一针一线，只能逼迫自己这个齿轮转得更快、更多、更久，拼命内耗来完成KPI，最终所有的齿轮都不得不加速，直至期满报废。

2019年3月，在Github出现了一个叫“996icu”的项目，专门反映互联网公司“工作996，生病ICU”的过劳状况，有25万程序员加星关注。

在微博、知乎、脉脉、豆瓣等平台上，打工人的吐槽、职场信息的交换、公司的宣传、得益者的炫耀、生活的苦水……这是一个负面情绪爆发的大熔炉。而在更私密的角落，邮件抄送、文件保存、相册图片，打工人都留下证据链，指望着哪一天能证明自己的清白。

如今，这些平台和角落也被大厂侵入“拉清单”，系统的控制终于到了言论上。

事实是，如果没有监管和法规的强制干预，没有形成强有力的博弈，甚至连讨论的声音也被打压，那这种无休止的劳作和内卷就是无解的。

从盲流到穷忙

现代白领和当年流水线上的工人真的有区别吗？

是的，过去是工人累倒在车间，套着湿透的汗衣，冒着被机器切断手指的风险赶工。

现在大厂工作看起来更体面、更光鲜了，你穿着白衬衫，打着领带，端着星巴克，坐在窗明几净的写字楼里敲键盘。但是当打工人晕倒在格子间、不敢直面体检报告，到头来，技术创新没有改变打工人的命运。

过去是富士康的“十三跳”，现在是格子间的过劳死。

太阳底下无新事。

在马克思的时代，欧美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是无限的。

工人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反抗、革命、大罢工，才让以福特为代表的巨头做出改变，确立了8小时工作制、劳工权益、社会福利体系。

随后，在全球化贸易体系中，欧美的制造业大量外迁，向低成本地区转移。在这个过程中输出了产业、资本、技术，还输出了欧美的标准、体制和权益规则。

五十年代之后，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香港、台湾都经历了制造业大兴的阶段，加班文化也随之在东亚盛行。

据国际劳工组织统计，32%亚洲国家没有每周最高工作时长限制，29%有明确限制，但是也是在60小时以上。

这就是好几代人在用时间换空间，靠人力成交换财富的快速原始积累。

发达国家之中，工作时间最长的国家目前是韩国。

韩国创造汉江奇迹的时候，全民年平均工作2800小时。而在2018年，韩国国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法律，将每周最高工作时间减少到52小时，如今年平均工作2000小时。

过劳死、社畜、工蜂，这样的词汇都诞生于日本。

如今日本职工的年平均工作时长1600-1700小时，而年轻一代中大面积出现的“低欲望”和家里蹲现象，就是在目睹了上一辈过劳现象后的强烈反弹。随着日本人口结构继续老龄化，用工环境还会不断改变。

2016年，对全球71大城市的工作时间的调查中，香港以年平均工作时间是2600小时高居榜首。

台湾至今仍然在为双休制度的确立而争得不可开交。

大家都在吃人口红利，为了对外竞争、获取技术和订单，压价格是潜规则竞赛。而作为“成本”的工人、资源、环境都是可牺牲的。这造成了血汗工厂的长盛不衰，劳工权益得不到保障。

我们爱说，“中国用三四十年走过了西方几百年的路”，走过的是一条财富积累之路，背后靠的是什么？

过去，从农村流入城市的人口称为“盲流”。这是早年中国的一种歧视性称呼，是城乡差距和户籍制度下，一代人的迷茫。

改革开放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吸收进制造业，他们变成工人、农民工、合同工。以提升效率的名义，资本把人口红利吃到了伦理的边缘。

秦晖提出过“尺蠖效应”：我们的政策向“左”一步，老百姓的自由就减少，而福利却难以增加；政策向“右”一步，老百姓的福利也随之收缩，但自由却难以扩大。

中国在很长一段时期内都是一周上6天班的。

在94年的劳动法，和95年国务院发布工时规定之后，才有了每周工作44小时、双休日的法规可寻。但至今，双休和不加班仍然是独属于“有闲”阶级。

加入WTO之后，中国制造腾飞，贸易顺差不断加大，全球资本涌入中国，城市化的进程飞天，把所有人都卷入了房地产的造富运动当中成为建筑工和房奴。

随着中国不断开放、进步，与国际接轨也越发深入，随着人口红利的衰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劳工权益才有了本质的改变。

而如今996文化在中国的盛行，像是历史的倒车滚滚而来。

有人疑问，那么欧美难道就没有996了吗？

欧美国家内部仍然存在加班现象，亚马逊之前就被《纽约时报》曝光过压榨员工。文章揭露了这家全球员工数最多的互联网巨头，创造的种种激励机制、竞争机制、精细化管理、价值灌输等套路。

而像谷歌，则以没有加班文化而闻名。员工经常为了价值观和反对政治化而罢工，最近还成立了工会。

当东亚国家还在工业化进程中抢夺低端产业订单时，欧美国家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制定规则。

这再次折射出，中国大部分互联网公司并没有创新壁垒，所以陷在存量博弈和流量中内耗。

领头的企业纷纷下场，为了卖菜杀红了眼，抢夺最后的流量入口。当第一个人决定要加班300小时后，后续者不能不跟上。

按996来计算，一年要工作3700小时。而现实是“大小周”，即两周休息1天。

如果按这次曝光的，每月强制工作300小时，卖菜业务380小时计算，一年的工作时间就是4560小时。

4560÷365≈12.5

哪怕一年无休，平均一天要工作12小时。

如果说这和以前底裤都被掏空的工人们有什么区别？

大概是，以前资本是在剥削一无所有的民工，如今奴役着这个国家最聪明的那一批人。

中国经济的腾飞是一个巨大的奇迹。

在这一轮造富运动中，中国互联网是大赢家。

然而，任何时候都必须正视财富光芒之下的阴影。

随着中国更加深入地加入CPTPP、中欧协定，期待中国收入水平提升、法律不断完善，期待中国与国际先进水平对标的权益保护和制度保证也跟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