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已而为之 法国调整疫苗接种计划的启示(组图)
在推行速度极慢的疫苗计划沦为全球笑柄后,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领导的政府调整了部分措施并取得一定成效,但政策调整背后却有一股不完全依赖中央政府、自下而上的驱动力,促使计划在开始一个月多后,终于实现将近150万剂疫苗的接种(截至1月31日)。这一股驱动力,让我们得以窥见法国政府面临的困局。
1月7日,就在法国卫生部长法国卫生部长韦朗(Olivier Veran)宣布政府将调整疫苗政策、在全国各地建立疫苗中心的两天后,法国第一个医院以外的疫苗中心在中北部城市普瓦西市(Poissy,暂译)正式开放。但如此迅速的行动并非得益于中央政府的政策。据《经济学人》(Economist),几天前,就在法国政府还在犹豫如何加快疫苗接种步伐的时候,普瓦西市市长Karl Olive已经先人一步,没等该市所属的巴黎大区卫生部(Ile-de-France Regional Health Agency)下达建立疫苗中心的具体指令,就主动上报称市里的疫苗中心已经筹备完毕,可以随时开放。
事实上,迫不及待提出在当地设立疫苗中心的不只是Olive。早在去年(2020年)12月法国各地地方官员、法国市长协会(Association of Mayors of France)等均向政府做出呼吁。据法国《西部报》(Ouest-France)报道,许多城市市长表示他们早已准备好、甚至已经提议多个中心场所,只等上级行政部门同意。
不过,普瓦西市的成功案例存在着一定的偶然性——其他城市官员在试图联系上级政府部门、试图取得许可时并不都像Olive一样成功。而恰恰是这种偶然性,显示出法国医疗体系乃至政治体系在面对此类危机时的乏力。
政治能力有待加强
从法国中央卫生部,到下属的多个医疗机关(包括公共卫生监管、社会医疗机构等多个部门),到全国18个大区(Région)及各自的卫生部门(ARS),再到各大区辖内的共101个省政府(Departmental préfectures)——庞杂的行政体系下却缺乏明确的等级划分。
综合法国多家新闻媒体报道来看,Olive市长在1月3日致电普瓦西所在的伊夫林省(Yvelines)省长Jean-Jacques Brot、以及巴黎大区卫生部,才赶在中央统一安排之前获得了设立疫苗中心的批准,且很有可能是上述几个部门和官员自主做出的决定。但并不是每个市长都像Olive这样行动迅速,且幸运的遇到有机动性、愿意配合的上级部门和官员。法国智库Nicolas Bauquet of the Institut Montaigne表示:“我们有一个希望决定并控制所有事情的中央政府,但却缺乏清晰的等级体系。而在地方,大家都在等着(中央政府)的计划。”
此外,在这样的体系之下,中央政府未能提出考虑周到、有效的政策设计,致使政策推行的结果受限,这大抵反映了两种情况。其一,法国政府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未能很好做到从下至上的建议疏通;其二,基层治理团队未能很好总结当地需求。
1月18日,两位巴黎市民离开疫苗接种中心。截至当日,巴黎市已设立19个疫苗中心。(Getty)
法国政府希望凭借法国人引以为傲的医疗体系、依靠由患者自由选择家庭医生而形成的良好的医患信任关系,以此推动疫苗接种。可问题是,空有物资和资金是不够的,如何将疫苗所需的冷藏设备配备至一个个家庭诊所,如何规划、协调接种场所,并将相关安排通过各层级各渠道公示于社会,乃至因地制宜地协调调动医务人员班次安排,与家庭医生简化咨询、签署接种同意书等一系列具体实施过程中的手续,都直接考验着一国政府的政治能力。
这套中央政府精心设计的方案,最终却因政治能力的缺失而导致法国的疫苗计划沦为笑柄。有鉴于此,人们也只得另求他法,如今普瓦西市的疫苗中心早早开门迎客,也标志着法国疫苗计划调整的一幕。
缺失的政治前提
当然,除了政治能力之不足,法国疫苗接种计划无法顺遂推进,还有另一个原因:法国没有诸如以色列、中国等地的政治前提。
在推动疫苗接种的过程中,法国政府希望尽可能降低其存在感。毕竟,无论是对于疫情处理、还是民众对政府整体的信任率,法国政府的得分都相当低。2009年的H1N1大流感,法国政府花大价钱为全民确保了充足的流感疫苗,又是大建疫苗中心、又是竭力增加媒体曝光率,最终接种的人口却只有10%,不得不转手其他国家、闹剧收场。加上2018年黄背心运动以来,法国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更是跌入谷底,中央政府于是不敢作为。如此一来,法国尽管有着享誉世界的公共医疗体系,却没能发挥作用,民众对政府的不信,削弱了政府的施政前提。
图为2020年10月24日晚在法国南部城市尼斯拍摄的宵禁后的城市街道。(新华社)
法国的经验事实上呈现了多国政府在应对疫情时的困境:一是政府的政治能力,包括中央政府是否有由下至上的反馈渠道,以及由此而汇聚的规划和调配能力,乃至将政策层层下达落实的平台、渠道和团队机制。一些国家政府可以通过覆盖率和聚合能力极强的网络平台、级级分布的社会工作团队、完备的基础建设来实现全民治理,但这有待经年累月的科研投入和团队建设工作,显然并非每个政府都拥有的优势。
二是政治前提,这就取决于民众对政府的信任程度。若是民众信任极低、甚至把政府放在民众的对立面,政府施政自然举步维艰。很大程度上,从最初的应急防疫,到为期数月的疫情管控,到而今的疫苗接种,这次疫情都让人清晰地认知到“士气”、“社会共识”和“民心所向”之重要性。
在这两层因素限制下,法国疫苗计划由地方政府的行动力而复活、形成由下至上的推力便可以理解。而其不得已而改弦更张的经历,也诚可为多国内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