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泡沫与疫情下，中企对美直接投资应开辟新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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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泡沫使美国政策会出现明显的摇摆周期，疫情又使得中美在直接投资领域更加具有对接空间。中国企业可以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

2月初，据美国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联储日前的一项调查显示，随着新冠病毒疫情的持续影响，美国今年有将近900万小企业面临倒闭的风险。调查显示，有30%的小企业表示，它们需要更多的政府援助，如果没有政府援助，它们将没有办法挺过2021年。可以预计，企业的规模性倒闭将进一步推高美国的失业率，使得劳动力和资产都面临贬值的风险。

这一危机与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后果极为接近。即企业出现严重的资金链断裂、债务承压和支付困难，随着资金环境的恶劣和得不到银行及时有效的贷款授信，企业只能将公司资产出售，甚至一些重要的资产亦出现“白菜价”。2008年的金融危机造成的资本短缺正是奥巴马政府对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实施相对宽容政策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奥巴马执政期间，中航工业这类中国国有军工企业实现了对美国航空、汽车产业诸多的成功收购。在2013年9月，双汇国际以71亿美元（约合人民币437亿元），其中支付现金47亿美元(约289亿元人民币)，并承担约24亿美元债务（约147亿元人民币）的方式收购全球最大猪肉生产商史密斯菲尔德（SFD，NYSE）。这如果发生在经济形势转好的特朗普时期，那大概率在企业双方谈判接洽的初期就会被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CFIUS）以违反美国“国家安全和外交利益”的名义介入阻扰。危机，也正是因为危机，造就了中国对美直接投资近十年的“战略机遇期”。奥巴马在新书《应许之地》中就把这种无奈的态度坦诚地表露出来。他在书中表示：“如果没有金融危机的束缚，我本可能在中国贸易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的做法”。当时，奥巴马甚至也想到过与中国“彻底脱钩”。权衡利弊后，他决定对中国采取“过度强硬”与“不够硬”之间的中间策略，计划等到经济环境不再脆弱时，再逐渐对中国加强施压。而在奥巴马执政后期，随着经济转好，他对中国的外政策趋于强硬，但此时又面临新的制度性淘汰——美国大选。

美国尽管实施三权分立，但尚未脱离两党政治的控制，民主、共和两党在实质上控制了美国的政治进程。诺兰•麦卡蒂、基思•T•普尔在其名著《政治泡沫》中深刻地分析了美国的党派竞争能够强有力地阻止任何有效的政治与经济改革。政治泡沫源于特定的信念、制度和特殊利益组成的强大共同体。这在特朗普的眼里即所谓的“华盛顿沼泽”。诺兰•麦卡蒂、基思•T•普尔指出，对金融行业的风险偏好行为，联邦政府不但不会阻止，反而会促进、推进并放大泡沫。金融危机及其酝酿生成模式在美国历史上反复出现。政治因素及其利益使监管者忽视各种经济问题，从而为经济泡沫创造条件。

美国循环往复的经济金融危机，尽管难以说完全是政府治理失策的产物，但却与两党制以及制度设计中的权力分化、固化的监督体系、密集的选举有紧密的关系。密集且短周期的选举使得政治领导人不得不将有限的时间投入到无尽的党争中，政策趋向在于获取短期收益，而难以制定长期可贯彻的战略性措施。这使得美国的重大改革往往举步维艰，需要极具领导力与领袖魅力的政治精英才可能推进。也正因为政治泡沫的存在，使得政策反复出现“否定之否定”，因此美国特定政策的周期往往不会超过八年，即某一总统的连任执政周期。而这也是在特朗普时期美国对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执行严苛限制的一个重要内政因素。按照这一逻辑，拜登或将开创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新的时代。

在“镀金时代”后美国历史诸多重要转折事件中，巨型公司往往会扮演重要角色。美国重要的公司财团普遍与传统政治家族和基金会存在广泛联系，在现实中又因政党身份而表现出明显的分化，各公司有其相对固定的政治献金对象、利益输送渠道和政党偏好。鉴于新冠疫情导致的经济低迷，拜登已决定推出包含大规模政府刺激和基础设施投资的经济计划，相关措施主要将由美国企业提供支持，这也意味着美国将出现新一轮投资机遇。不过，部分企业高管此前已经表示，进一步的支出必须有针对性，用到抗疫措施和受经济低迷影响最严重的行业上。这可能导致各方在援助计划的规模和细节上产生分歧。美国本届国会中两党势力极为接近，而拜登未能为他的刺激计划争取到大量共和党人的支持。党争依然在持续，比如，民主党主导的对特朗普的第二次弹劾就招致共和党议员的有效抵制。在这种形势下，拜登将被迫主要依靠民主党人来确保经济刺激计划在国会获得通过。目前拜登正试图争取商界的支持。不过有白宫官员指出，民意调查显示，他们的财政计划，包括向年收入不超过7.5万美元的美国人直接发放1400美元，在选民中受到了极大的欢迎。

但这些措施只是暂时的，随着政治极化而衍生出来的是群体性的政治立场对峙。拜登尚处于谨慎探索如何推进疫情下国家治理的初期阶段，尚未有系统性的纠正美国政治经济偏差的具体方案。目前拜登最大的政治任务在于清算特朗普的政治遗产，提出本党执政的内政外交政策雏形，在外交上积极寻求对华关系的改善。在涉及中国对美直接投资的问题上实现松动显然是瓦解特朗普政治遗产的突破口之一。

政治泡沫既带来对峙也带来一定的空间。与过往一样，联邦政府的纾困方案或将难以实现公平。中部农业州以及环五大湖的工业“铁锈带”可能难以获得公平的待遇。由于纾困资金有限，政治家往往会将有限的资金反哺自身“票仓州”和“摇摆州”，以维持其政治忠诚；对非本党籍主官主政的州，执政精英往往有选择地实施忽视，甚至歧视。疫情加速了贫困州的弱势，而这些州在“绝望”的处境下，往往不得不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甚至一些州的政治领袖由此变更政党身份来反击执政党的歧视。而这将使联邦与州政府的间隙扩大。美国各州对外国直接投资的渴求从每年一度的“Select USA”中可见一斑。由于各州在产业上基本拥有一些战略性资产或有价值的投资项目，中国对这些州的投资显然有更大的对接空间和更好的政治便利。

疫情下的危机使得美国企业一系列重要资产出现“贬值”，尤其是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高科技企业更难以实现有效融资。同时，疫情使得市场流动性大为下降，危机从零售业开始蔓延到整个产业链。自新冠疫情在美国爆发以来，数以千计的美国企业先后走上破产法庭，其中不乏百年老店以及具有标志性的品牌和资产过百亿的行业巨头。疫情冲击波影响深远，不断击溃一个又一个企业。比如，全球连锁汽车租赁品牌赫兹、老牌页岩油气企业切萨皮克能源公司、百年服装品牌布克兄弟、零售巨头阿塞纳零售集团等企业纷纷宣告破产。事件所产生的影响如涟漪般扩散，震荡其所在的产业链，对美国经济整体构成冲击。彭博新闻社数据显示，从2020年3月初到7月中下旬，美国多州实施封锁和“居家令”以来，疫情导致至少148家企业破产。同时，数以千计负债累累的美国企业申请破产重组、出售资产甚至永久关闭。这些企业在疫情开始前就已深陷财务困境或其他危机，疫情则成为压垮它们的“最后一根稻草”。目前，企业债务恶化和大面积的失业，这种形势足以同2008年的金融危机相比，而且其“不确定性”远甚于2008年金融危机。众多的企业难以得到及时充裕的商业贷款与政府纾困资金，将不得不转向低价出售资产。这可能形成新一轮的资产贬值潮。这在直接投资市场中提供了庞大的供求端。

目前，美国对外部资金的需求比历史任何时候都迫切。拜登政府实施货币刺激计划，“大水漫淹”即意味着财政赤字将进一步扩大，收支将走向新一轮的失衡。在中美贸易战还没有实质结束，中国所拥有的美元难以通过大宗贸易／购买政府债券这些传统渠道规模性地回流美国的现实下，扩大中国资本的准入，欢迎外部资本的直接投资，显然是增强美元流动性的一种现实而又行之有效的方法。在全球经济下行的背景下，在疫情下实现了经济增长的中国，经济维持增长所带来的国际政治效应或许会越发突出。事实上，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本质上是不悖于美国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利益的，中美在商业投资方面存在广泛的合作空间。

政治泡沫使美国政策会出现明显的摇摆周期，而疫情又使得中美在直接投资领域更加具有对接空间。中国企业可以抓住这一历史性机遇。尽管中国对美直接投资在增量上依然面临诸多的政治风险，但在存量投资上，中企可以优先实现作为。拜登政府尚未形成完全的对华经济政策，在中美两国元首实现通话这一积极信号下，中企不妨积极行动，主动设置议题，主动开启对美直接投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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