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加剧生活及文化压力，日本女性自杀率飙升（组图）

去年春天日本加大抗击新冠病毒力度后不久，桥本那津奈（Nazuna Hashimoto，音）就开始遭受恐慌症的折磨。她在大阪担任私人教练的健身房暂停营业，她的朋友们都在政府建议下留在家中。

因为害怕独处，她会打电话给刚交往几个月的男友，请他过来。即使在那时，她有时也无法停止哭泣。她去年年初被确诊患有抑郁症，病情不断恶化。“我生活的世界本来就很小，”她说。“但我觉得它变得更小了。”

到了7月，桥本那津奈看不到出路，试图自杀，男友发现后叫来救护车救了她的命。她现在公开讲述自己的经历，是想要消除在日本谈论心理健康的耻辱感。

虽然这场大流行病给许多日本人带来了困难，但对女性来说压力尤为严重。和许多国家一样，更多的女性失去了工作。在日本最大的都市东京，约有五分之一的女性独自生活，留在家中、避免探望家人的规劝加剧了她们的孤独感。在这个居家办公的时代，还有一些女性对家务和育儿分工的严重不平等感到苦恼，或者遭遇了更多的家庭暴力和性侵犯。

伴随着大流行造成的心理和身体伤害的上升，女性的自杀率也令人担忧地飙升。在日本，去年有6976名女性自杀，比2019年增加了近15%。这是十多年来首次出现同比增长。

每一次自杀以及自杀未遂都代表着一个植根于种种复杂原因的个体悲剧。但是，去年女性自杀率连续七个月上升，引起了政府官员和心理健康专家的关注，他们一直在努力降低日本的自杀率，而该国曾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去年自杀的男性多于女性，但人数相较于2019有所下降。总体自杀人数增幅略低于4%。）

这种情况加剧了日本长期面临的挑战。在一个强调隐忍的社会中，谈论心理健康问题或者寻求帮助仍然是很困难的。

同时大流行也加剧了文化压力，这种文化以社会凝聚力为基础，依赖同侪压力，促使人们遵守政府的要求，戴上口罩并保持良好卫生习惯。女性通常被指定为主要照顾者，如果未能坚持这些措施或感染了新冠病毒，她们有时会担心受到公开羞辱。

“女性承担着预防病毒的责任，”日本心理健康服务协会(Japanese Association of Mental Health Services)理事西村由纪(Yuki Nishimura)说。“女性必须照顾家人的健康，她们必须注意卫生，如果做得不好，她们可能会被人看不起。”

在一篇广为报道的报道中，一名30多岁的女性在家中接受新冠病毒治疗期间自杀身亡。日本媒体报道了她的遗书，她在其中表示，可能将病毒感染给他人并给他们带来麻烦，这令她感到痛苦。专家们在讨论，是不是羞耻感令她陷入绝望。

“不幸的是，目前的趋势是谴责受害者，”东京早稻田大学(Waseda University)研究自杀问题的政治学副教授上田路子(Michiko Ueda)说。上田在去年的调查中发现，40%的受访者担心感染病毒会带来社会压力。

“如果你不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我们基本上不会支持你，”上田路子说。“如果你有心理健康问题，你就不是我们当中的一员。”

专家们还担心，去年一连串的日本影视明星自杀事件可能会引发模仿自杀事件。9月下旬，广受欢迎的获奖女星竹内结子(Yuko Takeuchi)自杀身亡后一个月内，自杀的女性数量与去年相比猛增近90%。

竹内结子去世后不久，30岁的奈绪（Nao，音）开始写博客，记录自己一直以来同抑郁症和饮食失调的斗争。她坦率地写下了自己三年前自杀未遂的经历。

在日本，这种对心理健康问题的开放态度仍然相对罕见。这些名人自杀事件促使奈绪开始思考，如果她的情绪在疫情期间跌到谷底，她可能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为保护隐私，她不愿公开自己的姓氏。

“一个人在家的时候，你会感到与社会隔绝，这种感觉真的很痛苦，”她说。“想象一下，如果我现在处在那种情况下，我的自杀企图可能会来得更早，而且我可能会成功。”

现在已经结婚的奈绪在写下自己的困难时说，她想帮助那些可能感到绝望的人，尤其是在这个许多人与朋友和同事隔绝的时候。

“知道有人遇到过或正在经历类似的事情，知道有人为此寻求专业帮助，而且确实有帮助，这可以鼓励人们去做类似的事情，”奈绪说，她希望为消除日本与精神疾病相关的禁忌而出一份力。

奈绪与丈夫初次见面是在她工作的那家咨询公司，他可以看出，漫长的工作时间和残酷的办公室文化令她感到痛苦。当她辞职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失去了根基。

在大流行期间，女性的失业率格外之高。在餐馆、酒吧和酒店等受防疫措施影响最大的行业，员工大部分都是女性。

大约一半的职业女性从事兼职或合同工，当业务下滑时，公司会首先裁掉这部分雇员。在去年的前九个月，有144万这样的工人失去了工作，其中一半以上是女性。

尽管奈绪主动辞去了在咨询公司的工作，去寻求精神治疗，但她无法再支付房租，因为不安全感而备受折磨。当她和未婚夫决定尽快结婚时，她的父亲指责她自私。

“我感觉自己失去了一切，”她回忆说。

她说，这些感觉引发了抑郁，导致她试图自杀。在精神病院住了一段时间并继续接受药物治疗后，她的自信心有所提高。她在一家杂志集团的数字运营部门找到了一份每周工作四天的工作，现在已经能够应付日常工作了。

过去，日本的自杀率曾在经济危机期间飙升，包括19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裂和2008年全球经济衰退之后。

在这些时期，男性受失业影响最大，自杀率也较高。从历史上看，日本男性的自杀人数至少是女性的两倍。

“他们在失去工作或财富后变得更加绝望，”大阪大学(Osaka University)专门研究社会流行病学的政治学教授松林哲也(Testuya Matsubayashi)说。

去年，松林注意到在失业率最高的几个县中，40岁以下女性的自杀率上升最多。2020年自杀的女性超过三分之二处于无业状态。

即便在她担任私人教练的健身房重新开放后，她也因为情绪不安无法前去工作。在情感和财务上对男友的依赖令她感到愧疚。

现年23岁的男友武田望（Nozomu Takeda，音）在建筑行业工作，两人是在健身房认识的，他是她的客户。当她向他透露自己已经不堪抑郁折磨时，两人才交往三个月。

她没钱接受心理治疗，并且出现了严重的恐慌发作，她说她能理解那些“感到被逼到角落”的人。

当她尝试自杀时，她能想到的只是这样一来武田就可以不用再照顾她。“我想给他免去这个拖累，”她说。

即便那些没有失去工作的人也面临着更多的压力。大流行之前，居家工作在日本是极为罕见的。然而一夜之间，女性不但要让远处的老板满意，还得疲于应对孩子们的新安全和卫生规则，或者要保护年迈的父母，因为他们更容易受到病毒的侵染。

对她们的高要求并没有变，但与朋友和其他支持网络的接触却减少了。

“如果不能和其他人见面，或与之分享她们的压力，那么可以想象”她们会感到压力或抑郁，京都外国语大学(Kyot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社会学教授根本宫美子(Kumiko Nemoto)说。

武田望说他赞赏桥本公开谈论自己的抑郁症的勇气。“她是真的会说出她想要什么、什么地方出了问题的那种人，”他说。“因此我要支持她并不难，因为她会说出她的需求。”

两人一起开发了一个应用，他们称之为Bloste（“宣泄情感”[blow off steam]的缩写），可以帮那些寻求心理咨询的人找到咨询师。除了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桥本还试图招募刚入行的新人，因为这些人更有可能给年轻的客户开出比较低廉的价格。

最终，她自己也想受训成为一名咨询师，专门面向女性。

“这个国家关心的主要是女性在职场的上升空间以及她们的经济福祉，”桥本说。“但我想侧重于女性的精神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