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美国作家眼中的“内卷”与“回到乡村”运动（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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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2020年，我感受到了中国社会的“内卷”趋势。多年来我们对于反对全球化的逆流有所耳闻，但在上海，这似乎基本上停留在臆想层面，直到2020年的闭关将这些问题变成现实，迫使我们反思自己酿造的苦果，思考我们将去往何方？或者说，未来将引导我们走向何方？

对许多人来说，答案是：中国的乡村，一个广袤的、即使对那些在中国生活了多年的人来说也可能显得神秘莫测的地区。目前，中国境外的世界似乎是混乱一片，不可预测；因此，我试图在“常态”恢复之前寻找一些可以转移注意力的事情。在这期间，我遇到不少和我抱有同样想法的外国人，他们选择忽略和逃避外部世界的纷扰。我认识的一位瑞士生态企业家搬到了成都农村的一个公社；一位英国酒店老板和他的妻子在江西婺源翻修了一座古宅；一位法国策展人在东北寻找艺术家、共产主义记忆和有机榛子；还有一位来自迈阿密的克里希纳，他一半的时间都呆在宁夏的一个葡萄园里。当然，许多中国人，也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城市太贵了，生活不划算，等等—— 选择去乡村抚养孩子，自己创业，过一种和主流不同的生活。

政府宣布了一项名为“双循环”的新的经济政策，试图将中国建设成一个闭环反馈回路。我取消了原计划5月和8月的伦敦和台湾之行，又放弃了10月回老家弗吉尼亚的计划，圣诞节也未能成行。于是，我们花了一年时间参观福建、浙江、黑龙江、四川的小城镇和村庄，去看那些旧农舍，心里在犹豫和盘算，如果我们的未来如此明确地就在中国，我们是否应该买一所乡下老房子来翻新？同样，在过去的十年里，许多中国人曾把他们的幻想定位在大城市，他们现在也越来越多地将它投射在农村。

当然，这个现象背后还有更宏大的社会因素。中国的互联网上开始讨论“内卷”，这个农业术语成为国家生活的一个隐喻。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向里面滚动”，就像一个被困在桶里的人，他们的能量被阻止释放到外部世界。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负面词汇，人们似乎热衷在网络上抱怨社会各个层面的“内卷”；它所唤起的形象让我想起了坚忍的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他自愿生活在一个桶里，以此摒弃偏见或妄想，寻求生之本相。如果我们想要消解营销套路、数字媒体和其他种种占据了我们大脑的、令我们上瘾的内容，也许农村是我们所有人唯一的出路。

大城市的竞争如此激烈，经济增长速度已经发生质变，或许是变得更加成熟了。一些人对于在城市打拼和出人头地的艰辛深感沮丧，但另一些我认识的人觉得消费主义不再带来满足和成就感；农村的传统、生态和美食使它比城市更有吸引力。这也并不是创举或者什么新鲜事；威廉•莫里斯在19世纪的英国就追求一种另类的、以社会正义、设计和传统为导向的生活；1960年代加利福尼亚和纽约州北部的嬉皮士，他们远离城市去寻找自我。

人们把精力倾注到国内的小地区并不一定是自大或自恋的；一个社会中最独特和进步的思想家往往会选择这条道路，一种内部移民。德国小说家、昆虫学家恩斯特•君格称之为“森林通道”。富裕的城市居民放弃出国，在国内旅行可以产生积极的社会效益。一个社会是一群拥有共同经验、风景和想法的人组成的群体。对于上海的人来说，也许是去那些历史悠久的古镇赶庙会；对于北京人来说，意味着去长城露营。在餐桌上以最直接的方式和他人的生活交汇比出国更具有生态可持续性，这种经验也具有平等精神，不同社会阶层在共同的快乐体验中团结起来。

酒店和机场的建筑构造使我们仿佛患上了历史幽闭恐惧症，一种我们被困在自己设计的地狱里的感觉。看到丛林中摇摇欲坠的破旧寺庙，听到切菜的声音，老人用方言大声笑骂，在当下的情形之下是非常令人宽慰的。在中国，人们对历史遗产重新发生兴趣，一种群体怀旧。在长沙，一位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在郊区盘下了一处破旧的农民棚屋，准备拆除，把那些砖瓦、部件搬到他的餐厅“文和友老长沙龙虾馆”中充当摆设和道具，主题是城市最近的过去。随着大自然对城市居民变得陌生，它也越来越变得令人向往；2014年我在上海K11购物艺术中心看过模拟自然畜栏里的猪，现在回想起来，它们似乎是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的预兆。在现代性结束时，当一个人放弃了为启蒙而进行的斗争时，会发生什么？伏尔泰说，去耕种你的花园。中文中用来表述国家的词语家园就是一个家庭和花园的集合体。

我所描述的生存困境是拥有可支配收入的新中产阶级的问题；但城市异化、城市病几乎困扰着每一个人。有报道称，送快递的骑手们发动了全国性罢工，他们长时间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下驾驶，支撑了中国的电子商务经济，并帮助城市居民突破了新冠疫情的封锁。房价、通勤困难、污染等带来的痛苦是今天中国流行文化的核心经验。从香港到首尔，住房短缺、低工资和收入分层也造成了分裂社会并存的景观。郝景芳2012年的《北京折叠》或许绝佳地捕捉到了这一点：在这个城市，富人、享有特权的人的城市和漂在城市里挣扎求生的人的城市并存，这里也是农民工的城市，是他们辛勤而无望的劳作使整个社会结构得以运转；然而，尽管这些群体居于同一地域，他们从来没有真正互动过，也许只有在一位送货员把一个塑料袋递给公寓门口伸出的一只不见身体的手的时候。在许多方面，中国城市居民向农村的“移民”只是将城市的等级和分层结构复制到乡村。

今天的这一代人，在理想主义、现实压力和个人欲望之间挣扎，与20世纪30年代年轻人何其相似，让我们想起钱钟书在《围城》中刻画的20世纪30年代一位避居湖南的上海青年，或者是浪漫的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在中国的乡村旅行、画下大量寺庙的速写。我们的身后是这些“回到乡村”的历史原型；我们的面前是精品酒店。如果我们创造一个更平等的社会的愿望是严肃认真的，而不仅仅是满足我们自己的资产阶级欲望，我们该如何行动？

在安徽璧山，艺术家欧宁做出了非常真诚的努力，与村民分享新的农业技术，把文化和金融资本吸引到村里，把美丽的老房子改造成Airbnb的民宿等等。他的项目后来被当地政府吞并，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在2017年的十九大上，习近平宣布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城市化的房地产转型成为城乡振兴，此举有效地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从党内到画家、策展人和作家，每个人都清楚中国的城乡差距是一个巨大的问题，造成了无聊、平庸的城市和废弃、破旧和污染的村庄。1982年，那时的中国，城乡空间相对平等，因为它们都同样贫穷，西班牙社会学家曼努埃尔•卡斯特尔斯写道，“这个星球正在被分割成明显不同的空间，由不同的时间制度定义。全球经济将扩大，但它将是一种有选择、有差别地进行，将有价值的部分联系起来，抛弃不相关的地方和人民。生产的地域不平衡将导致一种特殊的地理差异，这将使国家、地区和大都市地区之间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反差。”这个论断对于当时的全球来说是准确的，它同样适用于今天的长三角，这就是为什么从上海向内陆几个小时的距离会让人感觉如同时间旅行一样。

为了寻找答案，我去了北方，中国政治历史的北极星，那里“人民”这一概念凝结着几十年的政治斗争和集体记忆。

在大庆，我和我女友的父亲，一名地方政府官员在餐桌上展开了辩论。在我们对美国的现在、中国的未来或大庆的过去的讨论中，我努力地翻译和引用记得不那么清楚的马克思的原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回去的路上，我在大庆西苑的雪地里反复回想着我们的谈话。我想，与其书写我们的生活，不如观察它们抽芽和绽放。我们无法选择生出自己的父母，但我们可以选择自己的伴侣。就像我出生在弗吉尼亚，但我发现自己花了越来越多的时间生活在大庆，大庆是一个在20世纪60年代拔地而起的城市，我的女友的家庭成员曾经是这个城市的中流砥柱。当我们驱车穿过市中心时，她会指点给我：她祖父在20世纪90年代开了一家购物中心；她父亲在那间办公室工作；那座大院曾经是她们的家。她的父亲花了几年时间研究大庆油田的七卷历史；我随意翻阅过一本，读了他们在新城市缔造初期唱的那些歌曲。

我一生都钟爱俄罗斯文学，它们记录了生活在一个社会悲剧里的欧洲资产阶级的历史；在大庆，历史像瀑布一样围绕着我，我觉得自己像日瓦戈医生。一些朋友去乡下寻找绿色植物，另一些朋友去研究当地的美食。有些人，像梁思成和林徽因一样，去描画庙宇、修复旧建筑；另一些人，像欧宁一样，寻求发现可能被埋在人类经验沉积物中的集体生活形态。洗去过去几十年的碎屑，我们会找到一种新的/旧的生活方式。当然，我从来没有觉得我是主动地选择了大庆；我只是爱上了一个来自大庆的人，但这也是一种命数。在这片被日本作家夏目漱石视为佛教“净土”的土地上，习惯于与资本主义世界对抗的我，第一次和中国共产主义历史上的一座巨大的活生生的纪念碑面对面。这里的传统生动地体现在我女友的亲属身上——理想化的共产主义；20世纪70年代在绥化发生的爱情故事，以及对从“北大荒”农场的地里摘取的新鲜水果和蔬菜的生活记忆。早上，我女友的母亲会把产自五常县的大米煮的米饭推到我面前；她的祖父在那里有一间小屋。在我小的时候，不知何故觉得我对历史免疫，以为所有重要的决定都已经作出，我试图在文学寻求打破这一局面的方式。直到最近这种幻觉才开始动摇。现在，就像日瓦戈一样，我漫步在雪地里，问自己如何以道德的方式生活，如何消化生存于一个有着巨大不公正的世界中的事实，一个有着生动的爱和灿烂的太阳的世界，一个巨大的建筑群体，宏伟又脆弱。就像夏目漱石和京都学派的思想家一样，在这片“净土”中，我发现经验的污垢、城市的肤浅琐事被刮走了；即使看着建筑物和树木，我也感觉到自己正面对着干净的线条和概念，仿佛生命已经成为一个代数方程，等待着正确的答案。

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习惯认为一切都是可锻铸的、可变的；在2020年，感觉就像我们玩了很长时间的音乐椅游戏结束了。一些人发现自己在上海，另一些人在巴厘岛度假，还有在香港的南丫岛上，滞留的时间远远超过预期，另一些在美国的朋友变得沮丧、烦躁。我们中的一些人购置了公寓，还有一些人租的房子。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可能无法离开。那么留在中国不就是个好主意？这个国家一直在积极推进全球化，大量学生生活在海外，游客涌入欧洲、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在中国的巨大变化开始之时，一代人要么来自本地，要么来自其他地方，还有像我一样来自异国。

然而在农村，生活依然是穷困的，就像契诃夫笔下的世界一样；没有人愿意住在那里，农村为搬家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几代人致力于农村城市化，建设新的城镇和地区，开拓新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想当然地认为村民们将通过城市化而受益。但互联网和高速列车改变了一切。 现在，你可以去中国的任何地方，会有一个干净、品质不错的酒店，也许也是一个生态度假村；有趣而且易于找到的乡土菜馆，食材可能附近的一些山脉或河流是政府规划的生态保护公园。中国国家公园的概念是新近才有的，但它是习近平在雄安新城倡导的生态文明的一部分，我们和一位美国策展人和作家一起去了一个重建的湿地（白洋淀），乘船穿过无尽的荷塘和水生植物景观。在去的高速公路上，当地居民居住的砖房上贴着红色标语，上面写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十年前，人们常说北京和上海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今天，农村正在发生巨变，居民的生活方式也在改变。国家正举全国之力消除农村贫困，创造一个中产阶级社会，而且是以一种生态的方式来进行，中国农村将会变得越来越像世界上任何地方一样可爱和友好。

在过去的几年里，我参观过几十个美丽的小城镇，但只有大庆对我产生了影响；这是唯一要求我贡献和消费的地方。通过我女友和她的家庭，我进入了大庆的历史，它变成了我的，我开始设想我的未来图景将被无数次的大庆之行所点缀。

大庆冰封的池塘让我回想起我所认识和喜爱的所有中国村庄。我记得2014年参观了欧宁策划的碧山村；他试图沿袭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现代化运动中“新农村重建”的传统，用两年一次的艺术、有机农业、精品旅游和深入思考的方法来振兴一个村庄，以解决中国城乡差距。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和生活在中国的外国记者、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来说，几乎不可避免地住在北京、上海或其他大而富裕的城市，我们会花很多时间和其他国家大城市的人交谈，难道这就是全球化吗？欧宁，一个真正国际化的人，六年前开始发现中国农村这个隐藏的大陆更加动人，在今天看来这多么具有先见之明。中国乡村在2020年的人口超过了5.5亿，超过了美国，超过了欧盟。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些传统环境中花费的时间唤醒了我们，越来越多的人将会发现中国乡村是一个有趣和迷人的地方。当我登上从大庆回上海的航班时，我确信我很快就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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