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改革有良药也有砒霜 北京学者建言“妥协的艺术”（组图）

在中国大陆的语境中，“改革”一般属于褒义词，“改革”和“开放”紧密联系在一起，“改革”和“开放”几乎是同义词。但是在WTO的语境之下，“改革”是个中性词，任何对WTO规则的修改，都是改革（reform）。

在多边贸易体制成立的70多年里，WTO改革的大方向是朝着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推进，但是今天全球化出现了退潮，贸易保护主义不断高涨，所以需要警惕、小心WTO改革被利用为推行贸易保护主义。

上月刚刚卸任的WTO前副总干事、原中国商务部副部长易小准在会议上表示，多边贸易体制不能开全球化的倒车，这是大家共同的责任。今天面对WTO成员国提出的名目繁多的改革倡议，中国需要仔细思索应该支持哪些、不支持哪些，主要是看这些倡议是导向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还是少数成员利用一些倡议作为借口来提高自己的贸易壁垒，实行贸易保护。同时，也要看这些倡议是加强作为多边贸易体制基石的最惠国待遇，还是会导致在WTO里面出现更多歧视性因素，这也是当前很危险的一个倾向。

“还有一把作为判断的‘尺子’，就是衡量这些倡议是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权威、促进多边主义合作，还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虑来搞小圈子，进一步削弱和分裂WTO。我觉得后者其实是当前多边贸易体制面临的最大的危险。”

对于中国来说，今天面临的一个全新课题是，如何建设性地利用好中国在WTO里面的地位和分量，推动多边贸易体制继续沿着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轨道前进，而不是滑向贸易保护主义。

易小准表示，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中国今天在全球贸易中占有巨大份额，中国在WTO里面所有讨论的议题上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中国的参加和支持，WTO实际上谈不成任何一项有意义的协议。”而另一方面，只有在一个开放的多边贸易体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自身的发展目标，才有可能实现和平崛起。

中国在WTO的改革进程中可以发挥的独特的作用，易小准举了诸边机制出台的例子。历史上WTO的决策机制实际上是一票否决制，任何一个协议、决定，必须由WTO的全体成员（现在是164个成员）一致同意才能通过，只要有一家站出来反对，协议就达不成。这个机制在历史上起过一些积极作用，但是今天因为各种议题越来越复杂，WTO成员越来越广泛，以至于在过去20年里，WTO几乎难以就任何一个重大的议题达成一致。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率先牵头发起一个创新的讨论和谈判方式，即在WTO里面针对投资便利化开启一个“开放式的诸边讨论”。对于这样的模式创新，一开始并不被大多数人看好，“但是中国利用了自己在发展中国家的良好形象和影响力，首先争取到了一些发展中大国的联署，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又争取到了一些重要的非洲国家的支持，这样很快就在WTO里面形成了势不可当的增长势头。就连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除了美国），也都联署了中国的倡议。”

如此一来，投资便利化的议题已经成为下一届（第12届）WTO部长会议最有前景的成果之一。受此鼓舞，现在很多国家也都起来效仿中国这个模式，相继开启了电子商务谈判、服务贸易的国内规制谈判、中小微企业的谈判等诸边倡议，而中国现在是所有这些诸边倡议的参加方和支持方。开放式的诸边谈判模式被广泛认为可能是今后一段时间里WTO谈判的主要可行方式。易小准表示，这就是中国声音、中国方案在WTO里面发挥的作用，也是中国为加强多边贸易体制所作出的贡献。

基于这样的现实，薛荣久提出三项建议：

第一，“反对一切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这个提法本身不够科学，更合理的是“反对不符合世贸组织（原则）的贸易保护主义”。他指出，如果说“一切”，就不好解释中国在疫情发生后的封城等措施，封城、封关等并不符合贸易自由化的精神，但又是必要的疫情防控措施。

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在宣传中对自由贸易不要过分地推崇，不论是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都是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随着各国经济发展的内在经济反应，具有阶段性，自由贸易本身有好的地方，也有不足的地方。“我的建议是，中国可以说‘支持有节制的自由贸易’，而不是支持无限度的自由贸易。现在西方国家的种种表现就是陷入了无限度的自由当中，现在它们疫情那么严重，但是不封城，甚至不限制人们聚会，所以才出现了今天的情况。”

第二，中国在整体上坚持自身是发展中国家，但在世贸组织内，中国可以宣布不再享受特殊和差别待遇，因为现在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利益重叠越来越多，与发展中国家的重叠利益在减少。主动提出放弃差别和特殊待遇，“中国会更加主动，更加超然”，还可能成为发达国家成员与发展中国家成员谈判的中介。“我觉得中国对中国发展中国家这个身份要好好地研究，要有一个妥协的做法，现在看起来来（享受特殊和差别待遇）失分可能大于得分。”

第三，面对贸易纠纷，中国政府在发起反制措施的时候要进行区分，“比如说它国政府签署的法令、智库的做法、学术上的做法、企业的做法，是不是应该统统作为反制对象？我觉得应该有所区别，政府、国会（的动作）应该放在（发起反制的）第一位，而面对企业的一些做法，中国需要有所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