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武统台湾 俄罗斯不是中国的不确定变量（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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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心而论，此说并非毫无来由，拜登（Joe Biden）当局在首次俄美首脑会晤前后所表现出的种种欲联俄抗中的意图，无不让内地舆论场忧心忡忡。

“拜登此番欧洲之行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全力构建尽可能广泛的抗中同盟，无论是G7峰会、北约峰会乃至俄美峰会，这一目标都是一以贯之的”，“对于拜登来说，在抗中日益成为华府首要战略目标的当下，任何与俄罗斯升级矛盾的做法都是对这一重大目标的不必要干扰”——在美俄日内瓦峰会前后，类似的联俄抗中论调在华府决策圈此起彼伏。

而拜登在峰会中的表现也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上述论调，在会谈中，拜登极大降低了在诸如乌克兰问题、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问题以及选举操纵等直接涉及“西方核心价值观”的敏感问题上抨击俄罗斯的调门。

同时，在核军控与恢复大使外交等非敏感议题上积极与普京（Vladimir Putin）协商并达成相关协议。但因此断言拜登的联俄抗中之谋能够以此次俄美首脑峰会为契机而有条不紊地推进下去，则是某种完全忽略具体情境的虚妄之论。

首先，“跨大西洋联盟绝对优先”的华府外交传统以及拜登当局履新以来力推的“价值观同盟”策略就给华府全面缓和对俄关系造成了极大困难。

在上述两大力量的助推下，俄罗斯依然被认为是一股破坏西方民主体制的危险势力所在，而任何试图彻底改变这一现状的华府主政者都会遭遇某种来自自身体系内部的难以抗拒之阻力——特朗普时代在对俄政策上的“诡异摇摆”即是典型例证。

如果说来自盟友体系内部的阻力，拜登当局尚能靠短期政策调整释出必要腾挪空间的话。那么面对拥有深厚基础的中俄联盟，华府当下则毫无有效的破解之道。

事实上，自普京第三任期开始，由双方高层着力推动打造的中俄同盟早已超过了所谓的“机会主义式抱团取暖”的范畴，而是在有条不紊的推进之下已经真真切切地达到了官方宣传口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状态。

在经贸层面，本来相互依存度有限的两国在高层推动下，双边贸易额在十年内翻了三番，从2010年的400亿美元上下，达到了2019年的1,200亿美元（去年受疫情影响有小幅下降），而且两国高层计划在2024年将双边贸易额提升至2,000亿美元规模。

在国家发展战略上，以2014年爆发的俄罗斯卢布危机为节点，双方高层在协力解决燃眉之急的同时，也有意识地将各自的总体国家发展战略稳步对接。

于是乎，以中国大规模进口俄罗斯油气资源为契机，北京方面力推的“一带一路”战略不仅得到了普京当局的高度认可，后者还全力着手推动“一带一路”战略与自身颇为重视的，关涉俄罗斯未来发展重大利益的另外两大战略框架——远东大开发计划与欧亚经济联盟（EEAU）的对接与融合。

在双方高层的大力支持下，上述战略融合经过数年以来的扎实推进，成果颇丰。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不仅在俄罗斯本土落地生根，在莫斯科方面一贯视为后院的独联体地区也呈四处开花之势。

以前者为例，中国铁建集团几乎包揽了所有莫斯科的地铁扩建工程，此案例不仅展示了中国强大的基建实力，也从侧面反映出中俄在战略互信上的程度之深。就后者而言，在俄罗斯的首要铁杆盟友白罗斯境内，协议周期长达30年之久的中白工业园项目也在低调稳步地推进之中。

作为对俄罗斯力挺“一带一路”战略的回报，北京方面除了积极进口俄罗斯油气资源外，还大手笔引进俄罗斯核电技术：自2018年起，在中广核与俄罗斯国家原子能集（Rosatom）的牵头下，双方达成了田湾与徐家堡核电站的合作共建协议。

今年5月，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共同见证下，上述两座核电站正式破土动工。根据原定计划，两座核电站将于2026-2028年间完工。

而在特朗普执政末期，由于华府对中俄战略打压的急剧加码，反倒促成了双方更为紧密的战略协作关系。在欧盟5G市场面临严峻排挤形势的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果断将投资与业务重心转向俄罗斯。

还为此高调提出了在技术、产业及生态系统领域与俄罗斯伙伴携手发展的“老虎”构想，俄罗斯方面也投桃报李，其境内多数知名运营商均与华为就5G网络及云平台建设达成了全面合作协议。

与华为境遇类似，因华府全力制裁北溪2号项目而严重影响其欧洲业务的俄罗斯国家天然气集团（Gazprom）也公开提出了在2021年度向中国输气量翻倍的计划。

毫不夸张地说，在盟友牵绊与“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双重制约之下，拜登的联俄抗中构想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只能停留于纸面之上。在这种背景之下，大陆舆论对俄罗斯扯武统后退的担忧无疑是某种“只看表面，不究深层”的无端焦虑之产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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