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垄断、严监管与共同富裕大讨论下的冷思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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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自由没有约束，即使放在平等之上，社会也可能陷入难以发展且高度不平等的境地，那些对市场自由合理约束，更重视平等的国家，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对象。

2020年4月14日与17日，笔者在FT中文网分别发表了《疫情后，全球将迎来大萧条还是大逆袭？（上）》和《疫情后，全球将迎来大萧条还是大逆袭？（下）》两篇文章，核心观点是疫情将加剧长期困扰全球的贫富差距、低增长、债务等矛盾，但不至于发展成大萧条，而要克服这一系列矛盾，关键在于各国通过税制改革缩小贫富差距，并启动针对大型科技企业（Big Tech）的反垄断与严监管，“大逆袭”（The Great Reversal，笔者后来改译成“大逆转”）即将来临。这样的变化是全球性的，笔者认为中国会在反垄断、严监管与缩小贫富差距（即“共同富裕”）上积极采取行动。

“大逆转”的判断从何而来？

对于勤于思考与观察全球经济动向的人来说，这样的预判毫无难度（走进书店看一下新出版的热销经济类书籍就可以一目了然）。笔者曾为教授，长期关注学术界的最新研究，知道政策大调整深受学术思潮影响。2018年，在理解中美贸易冲突的深层根源时，发现大量严肃学术研究指出美国在过去20多年对大企业垄断行为放弃严格监管，以及税制不合理偏向资本是造成美国劳资等一系列矛盾的重要原因。

但是，这些矛盾却被特朗普政府掩盖，对外转而以“中国冲击波”（即中国加入WTO带来的出口增长，造成了美国制造业工人失业和收入下降等一系列问题，反驳详见笔者在FT中文网发表的《贸易冲突：“中国冲击波”伤害了美国吗？（上）》和《贸易冲突：“中国冲击波”伤害了美国吗？（下）》两篇文章）为由挑起中美贸易战。但对内，美国必须择时启动反垄断，严监管与税制改革解决劳资矛盾。实际上，欧盟早已在反垄断、严监管与共同富裕上先行一步，既然中国也存在类似的矛盾，必然也会跟进改革。

因此，从2019年开始，我对全球即将出现的“大逆转”现象进行了几十场演讲，特别是在去年底新浪财经的智慧金融峰会领取“年度财经意见领袖奖”时详细论述了为什么反垄断，严监管与缩小贫富差距在疫情过后变得极为重要。

为什么要反垄断和严监管？

高度概括来说，尽管21世纪初皮凯蒂等学者详细分析了全球从80年代开始的减税潮和市场化造成贫富差距急速扩大，但直到最近，经济学家才从理论和数据研究上深刻认识到贫富差距的扩大几乎是经济中一切矛盾（例如赤字、债务、违约、低生育率、低增长、低通胀、低利率、价值观混乱等）的因和果（参见Atif Mian, Ludwig Straub, Amir Sufi的研究）。过去的研究并未将这些问题与贫富差距挂钩，而是通常归因于老龄化或者技术进步缓慢。因此，推动技术进步被视为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科技类企业可以享受多种税收优惠。

但是，过去20年全球大企业的崛起与垄断强化（以成本加成增幅来衡量）受益于各国的税制变化和宽松监管（来自于大企业对国会议员的游说，对选举的财政支持，以及国际间的资金和税收竞争），也助推了贫富差距的扩大，并使得上述矛盾进一步恶化，全球经济要想走出低增长和高债务的陷阱越来越难。而疫情又再一次扩大人与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贫富差距，总消费与投资不足会带来衰退，唯有依靠国家负债来拉动需求，代价或者是货币贬值，或者需要后代偿还。

大企业的崛起自然带来社会便利与个人福利，但与许多人对大企业的美好印象不同的是，顶尖的经济学家发现一系列“反直觉”的结果：相对于历史上的大企业，过去20年全球主要国家的大企业（例如每个行业前4大的企业和整体经济前20大的企业）对实体经济的贡献，特别是生产率的贡献更小，他们的投资相比理论上的“理想”水平更低，他们采取多种遏制竞争的做法（例如以补贴或低价占领市场、收购潜在竞争对手、制订排他性协议、利用数据和算法优势“杀熟”），造成了企业数量的减少，工人就业下降，收入低增长，特别是贫穷家庭收入的绝对下降。而且，他们垄断行为导致了创新减少。研究已经覆盖的国家包括美、英、法、德、加拿大、日本、韩国、西班牙。

发明了“中国冲击波”一词，把美国制造业工人的问题归咎于中国加入WTO的MIT经济系教授David Autor，虽然认为制造业大企业的崛起是他们自身效率高的原因，但仔细分析数据后也不得不承认，从1987年开始制造业大企业的发展就持续造成大量工作的减少和贫富差距的扩大。

总结来说，大企业崛起带来了一系列我们凭直观感受就说得出看得见的好处，但他们的反竞争与垄断行为也造成了对市场经济的诸多破坏，处境不同的人对此感受不一，有人质疑也并不出奇。如何理解这些利弊，以及上述“反直觉”的结果，需要专门的经济学训练和对数据严肃的“因果”分析能力（例如如何衡量并未发生的“无垄断”情况下的投资水平，生产效率，家庭收入等等），甚至需要几本书的厚度才能做到。笔者将另外著文解释，感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纽约大学金融系教授Thomas Philippon的著作《The Great Reversal》，现任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Lina Khan的《亚马逊的反托拉斯悖论》，现任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顾问，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Tim Wu的《巨头的诅咒》等书。

不要误解“大逆转”

大企业的垄断行为破坏了市场经济的运行，但久而久之许多人已经习以为常，看到“大逆转”这个中性词也会感到非常不适应。实际上，这个词在经济学研究中出现频率较高。笔者强调的“大逆转”指的是从过去不正常的状态（过度纵容垄断，放弃必要的监管，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向正常的状态回归，而这也是历史上常见的现象。为避免误解，下文用“大调整”作为替代。

如果读者愿意“暂时”接受上述学术研究成果，就会明白“大调整”绝非一些人认为的“放弃市场经济”。恰恰相反，反垄断与严监管的真正目标，就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为了市场经济更好地运作。当然，前提是采取“好”的反垄断与严监管。

“大调整”更不是一些人批评的与世界发展方向脱轨。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贫富差距最大，价值观最混乱的时代，美国开启严厉打击商业财团的反托拉斯运动，推动劳工权利保障，是反垄断最坚决，监管最严厉的国家。受经济学思潮影响，美英等国从80年代起走向放松监管之路并持续至今，但欧盟继承了反垄断与严监管的传统。而共同富裕，三次分配是全球发达经济体普遍的做法，北欧国家以高个人所得税闻名，但如果算上遗产税，最高边际税率之和排在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日本，韩国，法国，英国和美国。中国启动反垄断，严监管与共同富裕，是与世界发展方向接轨。

“大调整”讨论下的冷思考

自中国去年底启动“大调整”，并在今年7-8月密集出台反垄断，严监管与共同富裕政策，引发热烈大讨论之时，笔者反而进入到一种冷思考的状态，一直在犹豫要不要写出“大调整”的必要性。关键原因有以下三点：

首先，尽管有了大量的理论和数据研究的铺垫，欧盟和美国对大企业的反垄断诉讼进展并不顺利。虽然被诉企业通常愿意接受罚款，但对更严格的处罚宁愿展开马拉松式的诉讼战，并取得了一些重大的胜利。笔者认为这些企业的辩护理由值得重视，例如以成本加成增幅衡量企业的垄断程度时，把无形资本的成本考虑进来后，垄断程度就会明显降低。中国在理论与数据研究不足的前提下，密集出台“大调整”政策，走在了欧美国家的实践前面，受影响的企业也缺乏自我辩护的机会，恐怕会有伤及无辜的情况发生。

其次，尽管中国政府宣称在反垄断与严监管上，国企与民企一视同仁，但从市场反应来看，民企受到的冲击明显更大，这自然会引起一定的争议。笔者不赞成以国企存在的问题来转移话题甚至否定民企垄断的做法，并主张对国有和民营大企业进行成本加成增幅来比较垄断程度。考虑到本人对此知识储备不足，下笔解释“大调整”的必要性自然会有所犹豫。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也许是笔者孤陋寡闻，也许是学者在研究上的滞后，上述严肃的数据研究覆盖的国家并不包括中国，那些“反直觉”的结果在中国是否成立，还需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也是前文给“暂时”二字加上引号的原因）。尽管中国也出现一些富可敌国的平台型大企业，的确存在一些垄断行为，而且介入的经济领域要远多于海外同类大企业，但他们在解决就业与提升家庭收入上的作用相对于理论上的“理想”的水平是多是少，综合下来他们对整体经济和生产率的贡献，相对于过去的大企业是更大还是更小，都没有明显的答案。

相反，目前关于“大调整”的讨论几乎都是并不严谨的纯文字逻辑，难寻严格的“因果”分析。同样，政府在出台一系列反垄断和严监管政策时，用的都是描述性的定性判断（例如“二选一”、“杀熟”等词汇），却缺乏定量分析。更糟糕的是，由于“大调整”带来资本市场大幅回撤，令原本就处在下行通道的经济雪上加霜，这就必然使得许多讨论充满负面情绪，例如将“共同富裕”曲解成“破坏市场经济”。

国务院前副秘书长，清华大学江小涓教授曾经著文解释国家政策的出台过程，文中写到“那种各方面完全达成一致的重要决策并不多，许多问题靠讲理论讲理念也不能彼此说服，因此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后要由高层定夺。”并特别指出“我国学者似乎较少做论证改革方案或政策效果的研究。然而这种研究很需要。确定了政策目标之后，需要检验多重目标是否彼此相容，或者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是否恰当和够用等。记得2004年前后，刘遵义先生在《比较》杂志上发过一篇关于社会保障改革不同方案的资金筹措和可持续性问题的论文，有比较详细的数据测算。我当时正好在起草一个文件，有社会保障方面的内容，我把论文拿给一位领导看，他感叹地说，要是这类研究多点就好了，我们都知道应该建立保障体系，但账算不清楚就开始推动，不是负责任的态度。我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期间，联系教育、科技、医改等问题，从很多学术研究成果中受到过启发。但是，总体上看还是讲道理多，详细测算少。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观点的接受程度和实用性。”

江教授特别以环保严监管政策出台为例，指出“最终并不是争议中的各方统一了认识，而是最高层下决心必须解决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相信大家都有印象，政策出台时媒体上以受损企业的负面意见居多。好在事后笔者得知，香港科技大学的何国俊教授与合作者在2020年发表了三篇分量很重的论文，对大数据进行严格的“因果”分析，得出中国对雾霾和污水的治理都取得了经济整体上（包括健康生命价值）利远大于弊的结论。当然，要让大家真正接受这样的结论，需要国家做好对受损企业的充分补偿。

当然，虽然目前缺乏关于中国企业垄断后果的实证分析，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一味等待。好的研究少则需要3-5年，多则需要7-10年，如果政策保持原状什么也不做，等研究清楚了再调整，后果恐怕更加严重。

此外，目前也并非完全没有共识，贫富差距的扩大造成的社会矛盾，大型企业的垄断造成的局部伤害都是广为接受的事实。关键的问题已经不是要不要反垄断和严监管，而是如何实施“好”的大调整。笔者在写作上的一部分犹豫就在于与其花时间解释已有的发现，不如深入研究如何在不损失经济发展效率的前提上，推动好的政策，让共同富裕目标顺利实现。

质疑“大调整”的人忽视了什么？

真正让笔者放弃犹豫，拿起笔来，是在读到最近网络热传的据称是北京大学张维迎教授所写的《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一文之后。在“大调整”特别是共同富裕政策出台时，一段弗里德曼关于“贫穷与平等”的视频就在网络流传。其核心观点就三句话：尊重自由的市场经济能够最好地解决贫穷问题；不需要担心贫富差距导致阶层固化，由于“富不过三代”，穷人的向上流动性充裕；一个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的社会，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而一个把自由放在平等之上的社会，虽然得不到平等，但还是会比其他社会制度更能接近平等。很显然，支持弗里德曼观点的人不断传播这段视频来表达对“共同富裕”政策的微词。

《市场经济与共同富裕》洋洋万言，完全就是这三句话的扩展版本，其中关于市场经济的优点部分（即弗里德曼的第一观点），笔者几乎完全赞同。但信奉第二和第三观点的人显然忽视了最新的“大数据”研究成果，尽管美国和中国的富豪版排名都经常变化，甚至是“富不过一代”，但大数据显示全球各国贫富差距与向上流动性强烈负相关，中美的基尼系数分居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前列，而向上流动性则分居末尾。在美国，“美国梦”已经褪色，一半人的收入追不上父母。在中国，没办法“拼爹”时，年轻人只能“躺平”。

由于反托拉斯运动，两次世界大战对财富的破坏，以及应付国债的高税收，全球贫富差距从19世纪末不断缩小，20世纪70年代达到最低，弗里德曼最活跃的时候，正是社会最平等的时候。其“市场至上，监管无益，减税激励企业家努力工作”等主张深得美英政府青睐，全球贫富差距也从此开启了不断扩大之路。如果说弗里德曼在当时说对了，那么今天张教授仍然重复其判断，而无视当下的现实，并且忽视了前文指出贫富差距是经济中一系列矛盾的因和果的研究发现，其观点就存在着误导性。

弗里德曼活跃的年代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经济数据缺乏（尤其是财富数据），“因果”分析工具缺乏（90年代之后才发展起来），他的很多观点事后看都站不住脚（例如减税的激励效果，监管无益论），但却被很多早期回国的学者继承。他们有的主张垄断是好事情，因为垄断可以带来创新（持有此观点的人显然忘记了竞争带来更多创新的理论与实证）；有的则主张对金融行业监管越少越好，在市场竞争的自律下，从业人员与公司都会合规经营，不需要政府颁发牌照（结果就是过去这些年金融市场乱象丛生）；有的甚至主张富人与穷人的消费差距不大，所以无须担心贫富差距问题。

经济学家长期不重视贫富差距还有一个技术性原因，就是常用的效用函数下，人们的消费和投资行为都与收入和财富无关，仅与风险承受程度有关。也因此，过去关于赤字、债务、增长、通胀、利率的研究都没有与贫富差距挂钩。

笔者大致赞同张教授主张的“不断推进市场化改革，中国就会走向共同富裕”，但不清楚他说的“市场化改革”的内涵和边界到底是什么？过去张教授主张“贪污有益发展论”相对于欧美发达国家，中国在一些领域的市场化早已过之而无不及，贪腐就是权力的市场化交易。张教授的文章完全没有提及“垄断”与“监管”两个词，因此不清楚他是否认同需要在改革中实施反垄断与严监管，但从文章中隐约可以看出他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经济运作，哪怕是好的干预。2001年诺奖得主斯蒂格利茨几乎以一己之力建构了非对称信息下的市场经济理论，他非常重视贫富差距的最新研究成果，不断呼吁对大企业反垄断与严监管，却被张教授批评为“不能真正理解市场，因而成为反市场的急先锋”。

换句话说，弗里德曼的第三个核心观点里的“自由”，是否需要受到一定程度的约束？如果自由没有了约束，即使放在平等之上，社会也可能陷入到难以发展且高度不平等的境地，而这恰恰是美国的现状。那些对市场自由进行合理约束，更重视平等的国家，才是我们应该学习的对象。

如果跟踪学界最新动向，就会知道芝加哥大学年轻一代的教授在反思弗里德曼思想方面的著述良多，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更是如此。与弗里德曼及其支持者认为一切监管（政府干预）都是坏的不同，经济学家发现大量监管是有益的，以至于有芝大教授指出“最早经济学家认为监管是为了公共利益，别的学者也都是这么看待的，只有我们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来来回回折腾这么久，才回归到原来的常识”。

与张教授对企业家和市场经济充满溢美之词不同的是，经济学家和法学家非常重视对企业违规违法行为的研究。芝大教授Luigi Zingales在著作《A Capitalism for the People》区分了“商业”与“市场”，并指出如果不纠正那些坏的商业习俗，市场经济将难以为人民带去福利。

张教授担心政府会采取计划经济来推动共同富裕政策，笔者非常理解这种担心，但却不能理解张教授的推理逻辑。他开篇说特权阶层、既得利益者喜欢计划经济，不喜欢市场经济，因为在前者可以稳赚，在后者可能亏钱。后面又说市场经济可以创造远超计划经济的财富。很显然，只要特权阶层、既得利益者在市场经济这个“大蛋糕”下既可能赚钱也可能亏钱下的期望收益大于计划经济这个“小蛋糕”下的稳健收益，他们就会强烈支持市场经济，而不是选择去破坏它，回到计划经济。退一万步说，即使因为人们的“无知”而走一段弯路，也会很快回归正途，毕竟历史的教训深刻。

对企业垄断行为的纵容，对合理监管的排斥，就是这样一段弯路。经济学研究有时代性，抱住70年代的弗里德曼思想不放手，不愿意面对过去20年新的研究成果，才是真正“无知”的表现。对新成果感兴趣的读者，请阅读2019年诺贝尔奖得主班纳吉和杜弗洛的著作《好的经济学：破解全球发展难题的行动方案》，并一起思考好的反垄断与严监管，笔者相信江小涓教授的话，与其就理念争来争去，政策制定者更欢迎高质量的数据分析。尽管“大调整”已经启动，但好的研究将指导我们前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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