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媒体： 《苹果日报》停刊后，记者遭遇“封死的门路”和“头顶的剑”（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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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苹果日报》停刊后，从事新闻工作近30年的前采访主任蔡元贵即刻报了一门水电修理课程。

他有幸受到一家与《苹果》政治光谱类似媒体的青睐，令他重返媒体，继续从事自己热爱的新闻事业。 而许多像蔡元贵这样有《苹果日报》等自由媒体背景的香港记者在政治严重分化的今天面临职业生涯的艰难转型， 对《苹果日报》前员工的不雇佣禁令在一些亲北京新闻机构内部已是公开的秘密。

有26年历史的《苹果日报》因经常刊登批评中共的文章，长期被中国大陆官媒称为“毒苹果”。创办人黎智英去年因涉嫌违反《国安法》被捕。 今年6月，警方以同样的理由拘捕了其母公司壹传媒的五名高层，冻结了公司资产。短短几天里报社宣告停刊，集团旗下刊物和网站也相继终止运营，导致数百名员工失业，其中不乏像蔡元贵一样的编辑和记者。

“好像一个癌症病人知道了自己的死期”

蔡元贵身形消瘦，不高，头发露出灰白，但相貌年轻，目光犀利。在接受BBC访问时，他一只手臂搭在椅背后方，手垂在胸前，说话带有权威和自信。认识他的人多表示他行事低调，但业务水平精湛。

在《苹果》任职的22年里， 他曾带领团队揭露过香港政商丑闻，曾向当局施压暂停一些有争议性的法案，也跑遍这个城市各个角落报道突发新闻和各种社会运动，甚至在中国较开放年代进入过大陆做现场报道，成为该报少数获北京颁发采访证的记者之一。

黎智英被捕后，许多《苹果日报》的员工都感觉到，报纸可能“过不了今年七一”，即《国安法》实施一周年之时。

“好像一个癌症病人知道了自己的死期”，蔡元贵打了个比方说。他拖着疲倦的身体撑到停刊最后一刻，为报纸写下最后的篇章。

前《苹果日报》港闻版采访主任蔡元贵

离开《苹果》后，蔡元贵受一家媒体之邀入职，有了新工作，但这并没有减少自己的悲痛与失落。 除了时常因听到前同事被捕或出庭的消息倍受煎熬，他也为失业同事的处境揪心。

他说许多前同事以“躺平”一词来形容他们自己现在的状态，这是中国大陆年轻人对经济下滑、阶层固化表示失望而做出的抵抗，却被香港记者用来表示放弃无谓的努力而黯然转行。《苹果》停刊后，许多人选择从零开始，去做与一份完全不同的工种；还有人开始卖字为生，为商业机构撰写软文和广告。

当然依然有少数记者在离职后开设社交媒体专页，在缺乏安全和法律保障的情况下以独立记者的身份报道事实。蔡元贵佩服他们的精神，不过人到暮年的他说自己已经没有心力重起炉灶。

“长期依附住一个平台，突然要我一个人重新开始，好像没有了那样的冲劲”，他有点遗憾地说。

数十家香港媒体中有以《文汇报》和《大公报》为代表的亲北京新闻机构，也有以《苹果日报》《立场新闻》和一众新兴网媒等亲民主派媒体。

《苹果日报》以绚烂夺目的美术效果和口语化写作风格而著名，在创刊之初以追求利润为导向，融合了政治、文艺、娱乐、马经等板块。该报亲民主派的立场鲜明，对其认为不公义之事大肆批评，不吝用上最激烈的言辞。比如一些文章在标题上大骂高官，在版面醒目之处登出抗议口号等，因此受到非议，但也获得"敢言"的美誉。

最近几年，当中资背景媒体在香港的影响力增加，媒体的公信力普遍下滑，但《苹果》反而越来越受到民众信赖。尤其是去年6月底《国安法》实施后，香港的重要调查报道平台，包括有线电视的《新闻刺针》和香港电台的《铿锵集》，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苹果》成为民众监察政府的重要利器。

“所有的门路都封死了”

《苹果日报》停刊后前员工萧风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离职三个多月仍没有找到全职工作，目前依靠一些文字编辑的散活度日。他在《苹果》工作五年，曾是中国新闻部的采编人员。

“政府机关不能应聘，公营机构不会考虑，连一些传媒机构都下了‘禁令’”，萧风对BBC中文说。一位朋友本来想介绍他进入一家亲北京媒体，但该媒体的主管暗示：暂时不要考虑前《苹果》员工。

“所有的门路都封死了”，萧风说。人近中年的他上有年迈母亲需要照料，下有幼子嗷嗷待哺。他的不少前同事去了餐厅当服务员，还有一些突然决定移民，离开了这个城市。

与此同时，警方还在对媒体工作人员实施抓捕，并称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萧风在脑海中盘点过自己做过的报道，认为都是“一国两制”下香港应享有的新闻自由，不会触碰到当局的红线，但《国安法》下定义模糊的相关罪行依然令他感到恐惧，要求匿名接受访问。

“好像有把刀悬在头上，”他一边说着，一边把手举上头顶缓缓地画了个圈，“可能永远都不会落下，也可能随时落下”。

但即使在经济和政治双重压力下，萧风也从没后悔自己曾在《苹果日报》工作。

“只要《苹果》存在一日，我都会在那里工作一日，” 萧风说。当许多同事得知机构动荡而陆续辞职时，他继续工作直到停刊前最后一天。

“我想见证到最后一刻，让它最后几天也能完完整整地出街，让市民觉得值得买”，萧风说。他每天收听香港的广播，翻看网络报刊，觉得没有了《苹果》，香港媒体“只剩下（对当局）不痛不痒的批评”。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无处安放的梦想

被卷入失业洪流还有28岁的夏家郎， 此前是《苹果》的摄影记者，在那里工作了7年，几乎是一个人最好的青春时光。

如今他没有全职工作，除了帮一些环保机构、社会企业拍摄照片之外，他还到餐厅、工地打零工，准备利用业余时间学习维修电器和园艺。

夏家郎说话语速飞快，不时低头看下手机， 他现在感觉生活“过得好慢”。

他之前所在的团队大概有30人专职摄影，现在只有约6人能干回本行，夏家郎在BBC中文的访问中说。有在亲北京媒体机构的摄影行家帮他争取职位，但被老板告知：看看同类媒体有没有这样的先例再说。

离开《苹果》后，夏家郎最怀念的是该报给他的自由度。他年纪轻轻就去过美国、越南、菲律宾、台湾等地采访，这是许多初出茅庐的记者梦寐以求的。

《苹果日报》一度成为香港销量最多的报纸，在高峰期每日销量接近50万份。机构除了给员工发13个月工资以外，还经常派记者到外地采访，获取一手信息。报纸还不惜投入重金去做调查报道，出了不少独家报道，启发到其他媒体发展调查报道团队。

前《苹果日报》摄影记者夏家郎

摄影行业近年来萎缩严重，短视频的出现令原来以固定影像表达方式为主的新闻摄影受到冲击，不少摄影记者必须兼顾图片和影像报道。《苹果》近年来也强攻网络平台，但依然是少数有财力支撑静态影像表达的媒体。

“《苹果》在影像表达上没有那么死板”，夏家郎说。与很多媒体不同，《苹果》开设了图集专页，提供整页版面做某一人物或社会话题的影像故事，纯粹用图片来表达思想。

一个记者通常需要花费数日甚至上月时间拍摄一个故事，这对许多媒体来说是花不起的人力与财力，但《苹果》做到了。

但前《苹果》记者的身份似乎成为一种不祥的标签，让像夏家郎一样的年轻摄影记者无处安放自己的梦想。

“紧跟民众脉搏跳动”

纵观《苹果》26年的历史，该报并非一味反共。比如在90年代支持香港民众的保钓运动，在2008年正面报道北京奥运，这些都间接传递了香港民众的爱国热情。

蔡元贵就在2008年获发记者证，被批准到中国大陆采访。他当年写了一篇题为《中国人光荣 2008北京再见》的特稿，还获得亲北京机构香港报业公会的奖项。针砭时弊的《苹果》竟然曾刊发这类文章，如今连蔡元贵本人都觉得诧异。

据他回忆，当年到北京后被吊销回乡证，遣送回港，但在国际奥委会出面干预下又获发新的回乡证，成功往返大陆做访问。“这反应了北京有意愿遵守国际规则，令香港民众当年对这个政权还有期待”，蔡元贵说。

前中国新闻部的萧风认为，《苹果》的选题角度一向“紧跟香港民众的脉搏跳动”。他在2003年和2018年两次入职《苹果》，因时间跨度较长而对此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据萧风回忆，《苹果》曾大版面报道中国的航天成就。比如报道2003年10月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发射，航天员杨利伟成为首位访问太空的中国人；还有2008年9月，神舟七号载着三名航天员升空，其中一位打开舱门进入太空，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出舱技术的国家。当年的《苹果》以“风雪中出征”为题鼎力报道。

但近年来，对于中国的航天成绩和科技发展，《苹果》的报道“少了很多”，萧风说。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多的异议人士受压迫的消息。

港闻部的蔡元贵说，从编采方针来看，“分水岭”出现在2014年。当年有民主派人士酝酿“占领中环”运动，香港的公民社会被调动起来，《苹果》随之加强了政治新闻报道，将此前吸引眼球的突发新闻和娱乐新闻排在其后。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除了自由的表达空间和支撑记者发挥所长的资源，受访的前《苹果》员工还不约而同地提到，《苹果》曾给他们带来的独特的归属感可能是其他机构再也找寻不到的东西。

“可能越受到打压越有凝聚力吧，”蔡元贵说。

2014年10月，有亲北京势力到报社楼下抗议。但为了让第二天的报纸顺利出街，工作到深夜的编辑和记者下班后主动到公司外与反对人士对峙。“我们是记者，也是保安”，蔡元贵意识到，记者不仅要报道事实，还有更多责任。

“既然这个媒体有这么大的影响力，那你作为一分子，就会不断想，写一篇文章会有什么效果”，蔡元贵说，“如果令公民社会倒退，那肯定不会写”。

去年8月10日，香港警方逮捕了黎智英，并搜查壹传媒大楼。当晚，《苹果》高层决定加印次日报纸至35万份，后来发现供不应求，再加至55万份。印刷机带着滚筒飞速旋转，在灯火通明的大楼里传出此起彼伏的滋滋声，映衬着一张张不知疲倦的面孔。蔡元贵当晚在自己的脸书上写道：“史无前例的侵犯传媒行动，换来史无前例的读者声援”。

次日报纸头版以“苹果一定撑落去”为标题出刊，街头巷尾排队买报的人群成为城中一景。

“我不是无业，只是没有办公桌”

政治环境变化伴随着香港社会撕裂，立场鲜明的《苹果日报》也逐渐走向政治光谱的极端，成为当局的眼中钉，至到6月23日停刊。

面对失业，萧风说，“还想继续写下去。他认为目前经济压力未到沉重，仍在寻找一份文字全职工作。

年轻的夏家郎依然觉得不甘心。为了生活，他准备报读树艺工程再培训课程，但即便将来真的从事这一行，他说自己也会拿起相机，记录下他所见到的多元香港。

“也许我可以拍摄每颗树下的香港”，夏家郎说。

而自从有同事被捕，蔡元贵就坚定了自己不会移民的想法。“留下有一个象征意义吧”。 他说， 一来可以在精神上支持老友共渡难关，二来可以让香港不再失去更多不同声音。

在离开《苹果》第五天，蔡元贵去看了《无依之地》（Nomadland），四处游历的女主角在面对亲人的不解时说，“自己不是无家，只是没有住所”。他看后写道，“自己不是无业，只是没有了办公桌”。他还想提起笔记录余生，捡起散落在香港各个角落的精神贝壳。

“也许我可以拍摄每颗树下的香港”，夏家郎说。图为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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