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从朱军到霍尊,名人两性事件背后的中国“女权”(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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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能顶半边天”。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已经在公开场合说过三次的言语,来自实行着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不过,中国的女性权益状况,却是中美两国媒体舆论长期关注和争吵的焦点问题。
2021年12月20日,中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妇女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对该法进行一次“大修”。次日中国统计局对外发布了中国妇女在7个领域的统计监测数据。此类做法既是对中国女权状况的一次阶段性调整,也是对美方指责的一次回应。
在其背后,中国的女权状况究竟如何?
中国统计局公开的相关数据基于2011年颁布实施的《中国妇女发展纲要(2011—2020年)》,涉及健康、教育、经济、决策和管理、社会保障、环境、法律等七个领域。
举例来看,2020年中国妇女人均预期寿命达到了80.88岁,各类高等教育中女生占比均超过男生,全社会就业人员中女性比重保持在四成以上,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女性为4.7亿人且比2016年末增加1.2亿人,等等。
中国人大此时对妇女权益保障法的“大修”提出“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的歧视”,要求除特殊行业外招生不得拒绝女性或提高女性录取分数,要求用工单位尊重女性工作权与生育权,还加强了对农村妇女享有土地权益的保障。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将家暴行为正式纳入法律监管范畴,对于中国反对家庭暴力、保护妇女儿童等弱势群体具有里程碑意义。
但这没有改变一些西方媒体涉及中国女权的报道基调。在其叙述里,中国“女权”问题主要体现在女性官场人物数量较少、一些涉嫌“歧视女性”的社会案例等方面。
中国统计局的公开数据对此也有所涉及,所公开的“决策与管理”领域的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共有女代表742名,占总代表总数的24.9%,比2008年第十一届提高3.6的百分点,是历届历届人大代表中女性比重最高的一届,但是占比仍然不足三分之一。
其实,这一比例已经接近全球平均水平。2021年3月8日国际妇女节前后,各国议会联盟秘书长琼贡(Martin Chungong)在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举行的“议会中的女性”报告称,女性在全球议会中所占的平均比例已经达到25.5%。被普遍认为女性权益得到较多保障的美国的女性议员所占比例也仅有26.9%,与中国相关无几,同样不足三分之一。
当然,各个国家政治制度不尽相同,中美两国更是差别明显,女性政治人物在各国官僚体系内部机构占比各异,但是女性占比远远低于男性这方面,两国倒是半斤八两,都应该没有太多底气指责另一方。
至于“歧视女性”问题,现今仍然是一种全球性的问题,即使是发达国家也是如此。例如,在部分行业限制女性求职者,或是限制其职位晋升。中国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不过在另一方面,对女性权益的声张与维护也有出现过犹不及的苗头。
中国媒体新华网在2021年3月31日转引文章《煽动对立无助两性平权》称,“在当下的网络平台,不少话题都能轻易被引导到男女议题上来,继而引发骂战。这不禁令人沉思,网络世界中的两性关系怎么了?”
该文还表示,受部分激进言论影响,有的青少年被“带歪”,小小年纪便在网上发布“厌男”“厌女”甚至“仇男”“仇女”言论,继而“恐婚”“恐育”。一些原本不歧视异性,尊重关照两性关系的网民被迫选边站队,激化了双方矛盾。
中国经济网在2021年3月30日也有文章《“性别对立”引流常态化,是对女权的伤害》称,“女权主义在我国同样处于发展与摸索中,但随着一些不断引起‘性别对立’事件的发酵,女权主义渐渐被打上了激进的标签,致使很多人对女权主义产生误解。”文章作者还称,“笔者所认同的女权绝不是‘性别对立’‘女性至上’”。
从2014年中国央视著名男主持人朱军被一位女实习生周晓璇(网名“弦子”)指控性骚扰,到2020年11月中国清华大学一位女学生指控学弟对其性骚扰并声言要让他“社会性死亡”,再到2021年8月中国男歌手霍尊被前女友指控私生活问题及索要资财。此类事件能够轻易搅动舆论,乃至吸引国际舆论的关注,持续数年之久。
其中的女性当事人往往会在第一时间得到广泛支持,但是事件后来又都发生了反转。朱军案经法院审理后认定不足以构成性骚扰;清华学姐的指控被监控摄像证明子虚乌有;指控霍尊私生活问题的陈露已因涉嫌敲诈勒索被警方刑拘。
整体来看,随着中国社会形势的发展,尤其是中国民众生活水平得到普遍改善,女性相对男性的性别劣势已经大幅减少,中国两性问题的重点正在发生显著转移。性别对立已然成为了比男女差异更引人注目的社会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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