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一场新形态的游击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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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兴杰：随着俄军从基辅的回撤，战争的轮廓似乎越来越清晰了，俄军面对的是一支经过技术升级的游击队，战场上上演了“蚂蚁啃大象”的戏码。

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

——毛泽东

人类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创造出新的空间，使得传统的空间结构发生难以估量的改变，并不以人的善良或邪恶的意志、和平或战争的目的为转移。这不仅指外在的、宇宙航行所带来的明显的空间扩大，也指我们古老的、地球上的居住-劳作-祭祀和竞技空间的扩大。

——卡尔•施密特

俄乌战争是一场主权国家正规军之间的战争，在爆发之初，多数人都认为这将是一场闪击战，是大国对小国的非对称战争。事实并非如此，俄军的武器装备、人员配备和国力都远超乌克兰，但到一个月左右，俄军七名将官战死，到3月25日，俄军宣布完成第一阶段作战目标，从基辅、切尔尼戈夫等地撤军。

从战争目标来看，俄军已经失败，德尔布吕克曾说：“战略的天然原则是集结兵力，寻找并击败敌军主力，接着乘胜追击，直到失败者屈服于胜利者的意志，接受胜利者的条件，最极端的情况就是占领敌国全境。”从一开始俄军作战的目标来看，接近于灭国之战了，但一个月之后，俄军大幅度调整了作战目标。

为什么看似军力悬殊的战争会出现如此令人错愕的意外呢？随着俄军从基辅的回撤，战争的轮廓似乎越来越清晰了，俄军面对的是一支经过技术升级的游击队，在已经升维的乌克兰“战区”，俄军面对是看似弱小的乌克兰“游击队”的降维打击，战场上上演了“蚂蚁啃大象”的戏码。游击战终归是防御战的一种，未来决定战局的还是阵地战，乌军的反攻还是要靠重装武器。进入4月以来，欧洲和美国有计划地向乌军提供坦克、装甲车、火炮等重型武器。在某种程度上，这意味着顿巴斯和马里乌波尔的战争可能会朝着“对攻”的方向发展。当然，乌军在游击战期间所形成的优势会延续下去，未来将不是俄乌两军共同使用苏制武器的决斗，而可能是乌军的大反攻。当然，乌军反攻的“战区”基本也会止于乌克兰，终归俄罗斯是一个核大国。

一

俄乌战争爆发以来，一种新的战争形态也浮出水面，在未来一段时间，或许它代表了战争的趋势和可能的样式。在核武时代，弱势一方以何种方式抵抗甚至打败传统军事大国？现在能看到的只是碎片化的战场信息，同时夹杂着双方的信息战和舆论战。战争的过程或许只有等未来历史学家来仔细梳理。当下能够看到的是战争的阶段性结果，乌克兰的海空军力量以及重要的军事设施受到俄军导弹袭击。俄军在3月25日宣布对乌克兰的“非军事化”目标基本完成，但俄军并没有赢得战争，相反是以自我宣告胜利的方式承认了战场上的僵局。而乌军收复基辅之后，在布查发现大量平民惨死，进一步揭示了这场战争的残酷性。俄乌战争越来越升级为一场绝对战争，而乌克兰民众和军队面对的是一个“绝对敌人”。

第一，俄乌战争的“战区”基本框定，就是在乌克兰境内，这并非双方的宣告和默认，而是核威慑的均衡所规定的。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核问题被频频提出。2月27日，俄罗斯升级了核战备等级。一个月之后，媒体披露美国的B-52战略轰炸机在俄罗斯周边巡弋，原因是俄罗斯战机曾进入瑞典领空。此外，媒体也披露说，法国的三艘战略核潜艇进入大洋部署，这是“冷战”结束之后从未发生的事情。3月28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方无意入侵北约成员国领土或者对其进行打击，更不会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随着俄乌战争的持续，波兰等北约东翼国家在部署核武器问题上也持开放态度，必然会进一步强化北约作为核力量联盟的地位。北约和俄罗斯是旗鼓相当的核威慑力量。“核武和平”在俄乌战争中经受考验。至此，双方似乎形成了默契，两大核力量之间不会发生直接军事冲突，除了派驻正规军之外，北约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还会继续升级，但俄罗斯也不会将战火扩展到北约国家。2016年土耳其击落俄罗斯战机，俄罗斯的忍耐也印证了“核武和平”。卡尔•施密特就认为，核大国的大规模毁灭手段形成了玻璃罩，在一定和受限制的范围内，可能会发生受大国力量控制的战争，“大概有如一场狗咬狗之类的战争”。用施密特的说法来形容俄乌战争未免过于轻佻，但这是“冷战”结束以来，两大核力量的一次近距离接触与磨合，也只有北约和俄罗斯形成核均衡，我们才能讨论俄乌战争。现存的核力量足以摧毁地球多次，一旦进入核战争，原有的战争理论都会失效。

第二，游击战是以弱胜强，以空间换时间，通过长时间消耗战“熬”到胜利的一种战争模式。俄乌之间的力量悬殊不言而喻，俄军在短时间内打压了乌克兰的防空和空军力量。但进军基辅的“闪击战”在2月28日俄乌双方首次谈判时就宣告失败了。乌克兰的重装武器基本被摧毁，包括举世关注的安-225这架世界上最大的飞机也被摧毁。俄乌两军都是苏联军队的嫡系，装甲部队大纵深穿插合围是苏军在“冷战”时期演练的战术，俄乌战争却没有在平原地带上演一场坦克大战。除了俄军摧毁了大量乌军装备之外，开战之后几天，乌军大部队似乎消失了，直到俄军退出基辅，双方也没有发生较大规模的战役，只有零星的接战。根本原因就在于乌军转入了游击战。毛泽东认为，“游击战争的基本作战形式不是别的，乃是袭击。袭击是攻击的一种，游击战争不注重正规的阵地攻击这种形式，而注重突然袭击或名奇袭的这种形式，这是因为游击战争是战略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非如此不能达到目的。”毛泽东被誉为游击战的实践大师和理论家，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当下的俄乌战争。俄军将乌克兰战区视为阵地战、歼灭战的战场，但乌军则将其变为巨大的游击区，神出鬼没，袭击俄军的后方、侧翼，打击俄军的零星装甲部队。毛泽东重点阐述的是山地游击战的战略和战术。乌克兰地形平坦，但城市化改变了战场环境，形成了有利于游击战的空间。俄乌双方采用了完全不同的战争模式。俄军一直强调“按照计划”推进所谓的“特别军事行动”，从开战一个多月的战场表现来看，似乎没有战区最高指挥官，这也算是“游击战”？并非如此，如果俄军的信息为真，那大体可以判断俄军是在“纸上谈兵”，没有随着战场环境和形势做出调整，由此造成了令人惊讶的损失。毛泽东说，“依情况决定指挥方法，统一决心下的分割只会是容许的，需要的。”游击战最大的特点是灵活，指挥权下放，而不可能是“按照计划”，尤其是参谋人员在作战室制定的作战计划。

第三，游击战依托于强大的政治意志。毛泽东说，游击战争一刻不能离开民众，这是最基本的原则。理论家对游击战的关注是从1808年西班牙反抗拿破仑入侵时开始的。拿破仑战争开启了国民军队的时代，游击队员其实就是反抗军。游击战争要建立在强大的政治领导之上。依靠爱国心和民族主义纽带，游击队员才能在游动过程中保持统一的战略，形散而神聚。游击战争植根于“乡土”纽带之中，一方面是保护自己的家园，另一方面对本地的信息有充分的了解。泽连斯基已经成为乌克兰的战时总统，甚至成为自由世界的代表，被媒体誉为乌克兰的“丘吉尔”。泽连斯基的统帅才能和抵抗意志避免了乌克兰军队和政府的垮塌，俄军扶植傀儡政权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乌克兰军队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更值得关注。即便在俄语区，民众也没有接纳俄军，而是出现了乌克兰民众的“乌克兰”国家认同，这是乌克兰军队强大的民意基础。游击战争的政治意志和民意基础来自于战争的正义性，由此赋予了游击战以空间换时间的巨大空间。游击战的残酷性在于占领军对民众的报复。随着俄军的撤退，游击战的残酷一面会逐步呈现出来，这不仅涉及到国际法大的问题，更关系到交战双方对“敌人”的定义。如果遵循战争的基本法则，战争更多是政治和战略的手段，战后和解是可能的。如果双方将彼此定义为“血仇”，也就是施密特所说的“绝对敌人”，战后的和解就会遥遥无期。俄罗斯发动的“特别军事行动”正在变成乌克兰的卫国战争，这可能远远超出了俄军的“计划”。

第四，乌克兰的游击战依靠强大的“利益第三方”，即北约和西方国家强有力的援助。在之前的评论中，笔者梳理了西方在军事、经济和舆论上对乌克兰的支持。正是北约和西方国家在这三方面对俄罗斯的制裁和抵制形成了一种均衡结构，或者说，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形成了阵地对垒，而且保持了大体的僵持状态。卡尔•施密特认为，游击战需要依靠国际的支持，他将其称为“利益第三者”。“利益第三者在这里并非如谚语所说的坐收渔利的第三者那样的平庸人物。从本质上看，第三者属于游击队员的处境，因此也属于游击队理论。强大的利益第三者不仅提供武器弹药、金钱、各种物资和药品，还给予打非正规战的游击队员以政治上的承认，以免他们像强盗和海盗那样堕入非政治性，被贬为刑事罪犯。从长远观点看，非正规必须借助正规来正当化；因此，游击队员面临两种可能性：得到既存正规者承认，或者靠自己的力量奋力获取新的正规地位。这是艰难的抉择。”乌克兰军队并非游击队，但乌军采用了游击战的战略和战术，而“利益第三者”给予乌克兰的支持是持续且强有力的。战争爆发之后，西方的军事援助不断突破和升级，从医疗和防护物资到轻型武器，从防御性武器到攻击性武器。到本文写作之际，西方国家提供的武器多半属于防御性武器，主要是单兵作战武器，有力支持了乌克兰的游击战争。

第五，游击战需要强大的信息情报的支持，要做到知己知彼。毛泽东在阐述游击战原则与战术时尤其强调要做好充分的侦察工作，包括侦察敌人的兵力及其部署、地形地貌等等，制定周密的作战计划。游击战并不只是军队的数量少，或者说是否穿正规军装，而是军队组织模式、武器装备、战术思维等各方面的“重组”。自海湾战争以来，高技术条件下的战争形态不断演化，即便是美国这样的头号军事大国，近些年也在进行军事改革，提升单兵和作战单元的能力，超大规模的等级性军事组织被“压平”，指挥环节被简化，比如比较极端的情形是美国总统在战情室“观看”美军特种作战小组的战斗，最高统帅和一线士兵之间是直接联系的。游击战的核心是灵活，赋予一线指挥官以决策权，相机而动，从而构成了扁平化的作战网络。与此前的游击战不同，在新的情报、后勤、武器装备的支持下，游击战已经不仅仅是弱者的武器，而可能是新的作战模式。俄乌双方近几年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改革，这场战争也算是对两军改革成果的检验。从结果来看，俄军的改革效果不彰，既没有大兵团作战的气势，更没有高技术作战的灵活和凌厉。乌克兰军队经过高技术和先进兵器的重新装备，已经适应了高技术游击战的节奏。战争持续至今，乌克兰的通讯网络完好无损，而俄军的通讯则依靠民用频道。在战场上，俄军对于乌军来说几乎是透明的，而俄军却不知道乌军在何处。俄军军官不成比例地战死，原因可能很复杂，但至少说明俄乌双方在通讯网络上存在巨大差距。至于说乌军是否依靠网络系统以“接单”的方式打击俄军，还需留待日后评估。乌军武器装备的技术含金量大大超过俄军，一系列单兵作战武器让俄军的机械化部队成了活靶子。不能不说，乌军之于俄军获得了“代差”的优势，苏-35等俄军主力战机接连被击落，似乎昭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第六，俄乌战争发生在多维空间，乌军在网络信息空间的优势大大弥补了双方整体军力的差距。笔者曾将俄乌战争界定为“网缘政治时代的第一场大战”。互联网空间的急剧发展已经形成了空间的“升维”，改变了战场的形态。卡尔•施密特认为，“人类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创造出新的空间，使得传统的空间结构发生难以估量的改变，并不以人的善良或邪恶的意志、和平或战争的目的为转移。这不仅指外在的、宇宙航行所带来的明显的空间扩大，也指我们古老的、地球上的居住-劳作-祭祀和竞技空间的扩大。”马斯克的“兴链”、微软的互联网维护以及欧美提供的信息化武器装备，极大地增强了乌军的作战能力。从某种程度上说，俄乌战争也是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在常规军事方面的较量，是信息化军队对机械化军队的“降维打击”。在俄军撤退后的战场上，乌军发现了俄军的作战地图，居然是1942年的，时间被如此魔幻地折叠到了一起。如果俄军的“计划”是按照1942年的地图制定的话，现在战场上很多现象就可以理解了。

第七，游击战也是持久战、消耗战，决定战局的终归还是关键性会战。在西方的战争理论中，战斗、会战才是最受关注的，游击战是消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拉长时间，消耗敌人。毛泽东强调，游击战不能急于求胜，要适可而止，波浪式发展，消耗敌人，发展壮大自己，为最终的决战和反攻积蓄力量。在著名的《论持久战》中，毛泽东说，“一切想要缩短战争时间的人们，惟有努力于增加自己力量减少敌人力量之一法。具体地说，惟有努力于作战多打胜仗，消耗敌人的军队，努力于发展游击战，使敌之占领地限制于最小的范围，努力于巩固和扩大统一战线，团结全国力量，努力于建设新军和发展新的军事工业，努力于推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进步，努力于工、农、商、学各界人民的动员，努力于瓦解敌军和争取敌军的士兵，努力于国际宣传争取国际援助，努力于争取日本的人民及其他被压迫民族的援助。做了这一切，才能缩短战争的时间，此外不能有任何取巧图便的法门。”随着俄军的调整，乌军力量的增强以及“利益的第三者”提供的重型武器装备，俄乌之间的“会战”和“决战”也会加快到来。虽然泽连斯基多次批评北约不提供防空系统、火炮、坦克等重型武器，但北约对于乌克兰的支持几乎是全方位的，而布查惨案这样的事件将大大改变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的态度。因此，乌克兰的游击战战术将在比较短的时间内融入到决战与会战之中。如毛泽东所言，“在长期奋斗中，游击队和游击战争应不停止于原来的地位，而向高级阶段发展，逐渐地变为正规军和正规战争，这也是没有疑义的。”

二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在政治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军事上是荒谬的，呼吁俄罗斯立即停战。俄乌战争造成的影响和冲击是巨大的，下篇笔者将专文论述，但从战争本身来说，俄乌战争让人们重新重视对战争的研究。在全球化的话语体系之下，战争甚至被遗忘了，专门研究战争与和平的国际关系学科也似乎遗忘了“主业”。研究战争，并非为了打仗，而是为了和平，如毛泽东所言，“两军敌对的一切问题依靠战争去解决，中国的存亡系于战争的胜负。因此，研究军事的理论，研究战略和战术，研究军队政治工作，不可或缓。”

首先，俄乌战争的“多个意外”意味着战争作为大国的战略手段越来越不具有现实性了。俄乌战争的爆发本身就是一个意外，几乎没有人预料到在欧洲还会爆发一场领土之战、灭国之战，欧洲国际关系似乎一夜间回到了18世纪。当然，从普京的历史观来说，这场战争的确是历史的回归。战争进程意外，俄军的闪击战“闪崩”，二战时期的战争思维难以改变战争进程，即便有少量高技术武器，如高超音速导弹、苏-57战机，依然不能弥补俄军的短板，军力的强弱只有战场上的检测是真实的。于俄军而言，不战则能维持世界第二强军的地位，战则失去了军事威慑力和世界第二的地位。俄乌战争最后的较量已经是争夺土地了。二战结束之后，国家之间可能会因为领土纷争发生战争，但一个主权国家对另一个联合国成员国的“灭国”之战似乎还是非常罕见的。俄罗斯的“去纳粹化”和“非军事化”的核心内涵是帝国的征服战争，俄罗斯在发动战争之前否定了乌克兰国家的合法性和历史基础。俄乌战争也激起了关于战争正义性的讨论。毛泽东的判断标准很简单，有利于人类进步的战争就是正义的，否则就是非正义的。二战后，主权、领土观念深入人心，乌克兰作为联合国成员国的时间比俄罗斯还要久，而俄罗斯在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期间发动战争，着实失去了战争的合法性和道义基础。如笔者之前的评论，当俄乌战争的焦点只是争夺领土的时候，俄军已经偏离了战争的目标，而乌军则明确了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卫国战争的道义和法律基础。在这种情势之下，俄军即便赢得军事胜利，能永久占领乌克兰的领土吗？在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以《联合国宪章》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规则的世界中，俄乌战争的基础何在呢？

其次，随着技术的进步，国家竞争的议题和空间也发生了变化。全球化并不代表利益矛盾和冲突的消失，而是说冲突的议题和形态已经发生变化。从利益角度来说，技术创新、经济可持续发展最终会改变世界权力的结构。如同列宁所说的，不均衡发展是常态，而每个国家权力和利益的消长取决于能否以更快的速度发展。俄乌战争揭示出，竞争已经全域化了，军民之间的差别被消除，高科技企业具有商业和安全双重属性，一个国家的持续发展需要平衡企业的两重属性，通过市场壮大企业，而企业的发展也必然成为国家战略安全体系的一环。如上世纪70年代一样，俄罗斯完全落后于当下的互联网经济，以至于处于“无脖可卡”的尴尬状态，在互联网经济的产业链和供应链上，俄罗斯是缺位的。从共同的威胁来看，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生物多样性、大国战略平衡等问题都可以成为竞争与合作的议题，而不是抢夺土地。俄罗斯所具有的优势资源，如核武器、能源、粮食等，只有融入到世界安全和经济体系之中，才会有价值。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核武器不会产生威慑力，没有进入产业链的资源只是地壳的一部分。从荣誉角度来看，国际体系依然是金字塔式结构，每个国家的地位并非仅仅依靠硬实力，更要依靠他者的接受和认可。与地位相适应的是责任。反过来也成立，一个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越多，承担的责任越大，共享的价值观越多，那么，地位和形象就会得到极大提升，也就获得了与地位相匹配的尊严和荣誉。俄乌战争必然带来国家地位、形象的调整，依靠军事权力和战争改变自身地位的做法受到了体系性的约束。乌克兰的游击战背后是西方权力资源的动员与整合。战争模式、武器装备、军队组织等要素形成了新的战场情景。无疑，俄乌处于新的战争环境之下，相比之下，乌军更具有优势。

最后，高技术条件下的游击战将会成为未来战争的形态。无人机、人工智能、机器人等被用于战场。在俄乌战争之前，中东地区发生的袭击油田、袭杀敌军高级将领以及纳卡冲突中无人机的广泛使用，都预示着战争形态的变化，而俄乌战争无疑完整呈现了新的战争形态。飞机、坦克、装甲车等二战时期出现的武器装备越来越不具有实战性，而更具有表演性和仪式性，如同中世纪的重装骑兵，代表了一个旧时代的符号，而当瑞士步兵赢得一场又一场战争后，中世纪也就结束了。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凸显了制空权的重大意义，这次俄军也是第一时间摧毁了乌克兰的防空和空军。在制空权之外出现了新的空间，就是网络空间。自上世纪70年代通信技术大发展以来，网络空间愈加成型，成为权力和财富的容器，而网络空间中，个体、企业、军队、社团等已经连为一体，军事力量和能力的评价指标已经悄然巨变。套用一句网络流行语，当时代抛弃你的时候，连个招呼都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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