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进方舱医院的我们，决定留下来当志愿者（组图）

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改建的方舱医院（下称“博览方舱”），小海的一天是从凌晨开始的。

他3点半起床洗漱，开始当天的第一次巡房，检查烟头是否熄灭、有无病人不适、舱内有无其他安全隐患。凌晨的巡房半小时就能结束。然后，他回到自己的床边，喝一杯麦片，等待黎明到来。

新一轮疫情让这座2000多万人的城市面临空前挑战，“抗疫”的对手不只是病毒，更关乎生活的诸多方面；“抗疫”也不只是医护人员和患者的工作，这座城市的每个人都在勠力同心。

在每个方舱医院，都有感染者组成的志愿者组织。他们以患者身份被转运到方舱，大多是轻症，有人甚至已经转阴，因为共同的心愿，他们自发协助工作人员维持秩序、分发物资、打扫卫生，成为保障方舱医院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民间力量。

日行七万步

在博览方舱，小海被患者们称做志愿者“带头大哥”。4月1日，他刚进方舱就帮忙收拾垃圾、打扫卫生，护士站的医护人员看他热心，招募他成了志愿者。

博览方舱分A、B、C三个病区，小海组建了一支30多人的志愿者团队，协助负责A区管理。这个由患者组成的志愿者团队，主要工作是协助分发一日三餐；当物资车到达时，志愿者们也会帮忙卸货。

接下来的日子，小海成了博览方舱里最积极的志愿者。同住博览方舱的患者吴林松对他的印象是，“很活跃，每天拿着一个喇叭跑来跑去，呼吁大家遵守秩序。”

小海给自己安排了很多工作。他精力旺盛，每天只睡4个小时，仍觉得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他每天至少巡房3次。每次发完餐，他就带上自己的小本子走遍A、B、C三个病区，了解病人和病区情况，并记录下来。4月12日发完晚餐后巡房，他觉得脚痛，脱下鞋袜一看，脚后跟起了一个水泡。健康记录APP显示，进入方舱后，他平均日行7万步，“我也没懂怎么能走那么多”。他说。

起初，因为看他一脸稚气，有年纪较大的患者质疑他：“你多大？凭什么管我们？”慢慢地，他的志愿者工作得到了认可，患者们为表尊敬又称他为“书记”“老师”“领导”。他觉得起鸡皮疙瘩，“特别受不了，我就说你们就叫我海绵宝宝吧。”小海喜欢身边的朋友这样称呼自己。

病区里几乎没有隔音设施，为了保证休息，小海给他的病区定了一个规矩：每天中午12点半到1点为午休时间，大家都要轻声细语，尽量躺下睡觉。

方舱医院一角。摄影：吴林松

并不是每个人都支持这样的规定。每天中午，小海都要穿梭在病区之间，提醒不愿意睡觉的人，“轻一点、戴耳机、上床睡觉吧”。有一位上海阿姨不愿意睡，每次看到他来都说：“小海好坏的。”

“我就问她，你不开心啦？她说不开心，因为小海老管我睡觉，我儿子也不安排我睡觉的好不啦！”小海于是跟她开玩笑：“大妈，怎么你生气了连水果都不给我吃呀。”“阿姨”赶紧拿了一些菠萝干和苹果塞给他，说：“你吃你吃，小伙子，我也知道你辛苦的呀。”

一个小社会

李世勇是国家会展中心方舱（下称“会展方舱”）的志愿者，他的志愿工作从转运方舱的路上就开始了。

4月8日晚上10点，他作为确诊患者坐上大巴车往方舱医院转移。接连到了两个方舱医院，他们都被告知已经满员。排队、等待、一夜过去，又被拉回到集中隔离点。4月9日中午，他们再次上车前往会展方舱。经过一夜腾挪，同车的几位老人明显已体力不支。

在空气闷热的大巴车里，一个70多岁的老人突发癫痫、口吐白沫，司机停下车，李世勇将老人抱到路边的阴凉通风处。当他发现车停在未封控的区域后，又与车上其他患者一起，疏导试图围观的行人。

40岁的李世勇是东北人。2007年，他离开家乡来到上海打拼，经历了创业、失业和家庭破碎。在遭遇生活不易时，他得到过上海人的帮助，更懂得在别人遇到困难时拉一把的道理。

上海封控政策刚开始时，隔壁“阿姨”担心他吃不上饭，经常在楼下喊他：“没菜了来我地里摘啊，我这里有菜。”当被问到做志愿者的初衷时，他说因为“心疼‘大白’，他们真的太辛苦了。有时候看到他们走路的样子，好像很没力气，马上会晕倒一样。”

方舱医院的一餐。摄影：吴林松

进入方舱的第一天，他感觉“完全没有秩序”。患者们领饭的时候不排队、甚至有抢物资的情况，垃圾也没人收拾。当天，他拍了一个小视频发在社交平台上，想提醒附近的人收拾好自己的垃圾。第二天，真有患者顺着视频找到李世勇，他们向护士站申请，组成了一支4个人的志愿者团队，为B区的300多位患者服务。

方舱医院中的“大白”，是指穿着密封的白色防护服在方舱内开展工作的人员。“大白”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医护人员；第二类是负责隔离房间的消杀、清洁，以及为隔离人员送物资的普通人；第三类由公安民警、特保人员组成，负责隔离区域的安全、秩序维护等；第四类是负责物资清点、信息录入等工作的志愿者。

“他们才是真正的志愿者。”李世勇说，刚入住时，因为物资和准备不充分，会展方舱的“大白”们都睡在地上，“把床让给我们。”

“大白”很少给李世勇派活儿，于是他“时刻盯着护士站”。只要看到“大白”拖着小推车走了，他就知道该卸货了，他立刻带上志愿者们冲出去，“想帮他们出点力”。

在方舱医院里，一群性格各异的陌生人突然成为邻居，日夜相对，矛盾和冲突在所难免。小海时常被分到调解患者矛盾的工作，而在被隔离的第12天，他与别人的冲突也爆发了。

方舱里有4个“大叔”对小海“多管闲事”不满，甚至怀疑他利用志愿者身份私吞物资。“大叔”们结成团体，有时候会说一些强硬的话，还经常悄悄跟在他身后，“一回头给我吓一跳”。

4月12日凌晨1点半，一车物资运到舱里，小海带着9个志愿者卸货卸到凌晨4点多。还没怎么休息，他又开始了新一天的连轴转。晚上8点多，他与4个“大叔”因为一些琐事发生了争执，吵闹声充斥着整个方舱医院。安保人员赶来后，对他说了一句“不要挑事儿”，他情绪崩溃了，跑到垃圾桶旁边哭了10分钟。

“我都向公司打了报告不出舱，留下来当志愿者了，那时候我特别失望，就觉得我在这里干什么啊。”他感到委屈。

不安和难过

刚进入方舱医院时，大部分患者都是焦虑和不安的。

在方舱医院，医生会为有基础病的患者提供专门的药物和治疗。而针对新冠的治疗手段，则是分发莲花清瘟胶囊。小海记得，第一次排队领药时，一个中年“阿姨”一个劲地想多要几盒，他劝不住，也不理解，“这又不能当饼干吃，要那么多干嘛呢？”

成为志愿者后，小海在反思中理解了这些人：“在这个封闭的环境里，人会很压抑的。尤其刚来时，你被确诊了两道杠（阳性），被大巴车直接拉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整个（入住）流程走下来差不多三个小时，但是这个过程里一点交流也没有，人是很不安的。”

这些日子，他从医生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奥密克戎的知识，在巡房和发餐的空隙，他会去了解医院的宣传手册，将医生的叮嘱传达给其他患者：“不用担心，多补充蛋白质等营养、多喝热水、好好休息，病就能好一大半了。”

除了成年人，李世勇也在会展方舱里见过很多孩子，1岁到8岁的都有。他喜欢小孩子，但是在方舱里，小孩却让他难过。

方舱医院内，休息区唱歌解闷的患者。摄影：吴林松

他发餐时，孩子们会懂事地跟他说“谢谢”。他们乖巧地待在亲人身边，按时上网课、吃饭，甚至连晚上都“不闹觉”。但孩子越是听话，他越觉得心酸。

“他们本可以在校园里面、公园里面自由玩耍的，但是现在，他们被圈在这个几平方米的小地方，要很听话，要24小时戴着口罩，也不能乱跑，连零食都没有多的。”他说，“童年不应该是这样的对不对？”

明天会更好

比起舱外，李世勇觉得方舱医院里的生活安稳而富足，这里有营养均衡的一日三餐，有专业医护人员照看，有志愿者的协助后，方舱卫生环境也大为改善，晚餐后还能跳广场舞。在博览方舱，小海也听过很多类似的玩笑。有一次，一个“阿姨”问他：“我不出去了行不行？这里好吃好喝的。”

4月13日，博览方舱送走了最多的一批康复者。“根据名单，大概有1300人。”小海说，他在出口处负责清点人头，每个人都和他开开心心地道别。没有患者真的希望留下来，哪怕是曾经说过要留下来的“阿姨”，也头也不回地走了。小海也已满足出舱条件，但他决定留下来继续担任志愿者，迎接下一批入住病患。

吴林松是离开的1300人中的一位。出舱前3天，他半夜睡不着，在舱里遛达，遇到了还在工作的小海，便与他一起卸货，成了一名短暂的志愿者。在方舱医院里，他喜欢拍照记录、跟人聊天。

吴林松对大自然有着敏锐的感知力，4月上旬，上海的天气一直很好，方舱开放第二块室外空地后，“阿姨”们见缝插针地在空地上、树枝上晾满了衣服，在灌木丛上铺开被子。吴林松喜欢那场景，觉得有一种平常生活的烟火气。空地上的老树都抽出了嫩绿的新芽，地上开着稀稀疏疏的油菜花。偶尔微风吹过，树影婆娑，让他能闻到春天。

住进方舱医院的13天里，他看着月亮从弯弯的一丝笑眼变成了半圆。有一天晚上，他在空地上看月亮，突然听到了歌声。他顺着声音看过去，月亮底下，一个“蛮有腔调”的中年男人正对着手机轻声哼唱，“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

患者记录在方舱医院期间月亮的变化。摄影：吴林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