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校医,学校主管..高校性侵案的终点究竟在哪（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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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南开大学3名教师分别被实名举报一事引发网络关注。这让人不禁发问，为何在本该祥和宁静的校园里性侵事件却层出不穷？今日的南开大学，不过是把由来已久的高校性侵问题又一次暴露在公众视野下。

近年来，诸多世界Top级高校也多次发生此类案件。到底谁才是阻碍公平、覆盖真相的“凶手”？同样面临这一境况的美国高校，是否有创新举措和值得借鉴之处？《凤凰大参考》选取了近年来三个发生在美国高校的典型性侵案例，解读美国教育界和法律界在防止和惩戒高校性侵方面所做出的改革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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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们不是唯一的受害者

在哈佛校园开启研究生学习生涯的第一天，莉莉娅·基尔本（Lilia Kilburn）骑着单车来到了导师办公室，她的导师名叫约翰·科马罗夫（John Comaroff），是一位广受尊敬的人类学家和南非问题专家。和导师的第一次见面，让她既期待又紧张。

约翰·科马罗夫（John Comaroff）

然而，让她没能预料到的是，这一次见面，并不愉快。

她的导师夸奖了她的头盔，这让她感到一阵不适。这样的感受不止一次。

有一次在校园里，他在她的嘴上吻了一下。还有一次，他在讲堂上经过她身边时，捏了一下她的大腿。

她曾告诉他，夏天时她要和朋友一起去旅行。为了转移不必要的注意力，莉莉娅特意使用了女性代词强调。但科马罗夫大谈特谈地说，如果她在非洲某些地区被看作是女同性恋，可能会遭到“矫正性强奸”，甚至被杀害。让她无法接受的是，这句话他是以“享受的语气”说的。莉莉娅特别指出，“这不是上班时间应该给出的建议。”

科马罗夫对莉莉娅的强奸言论成为诉讼核心要点。图：Vanessa Leroy摄/《纽约时报》

科马罗夫不止对莉莉娅言行冒犯，多年前，在他任职于芝加哥大学时，当时的一位名叫阿姆亚·曼达瓦（Amulya Mandava）的本科生开玩笑说有一天要穿高领的婚纱，科马罗夫看着她的低领口说道：“这对你来说是不正常的。”

2019年，莉莉娅首次向学校提起了申诉，但学校“没有采取任何有意义的行动”。

而这，并不是这所世界排名处于金字塔塔尖的高校第一次“忽视”这样的举报。就在2018年，哈佛大学政治学终身教授乔治·多明格斯（Jorge Dominguez）被18名女学生和女教职工揭发参与了长达40年的性侵犯和性骚扰事件。

1983年，刚刚担任哈佛大学初级教授的特里·卡尔（Terry Karl）向系里报告称，多明格斯曾多次抚摸和亲吻她。尽管当时的多明格斯因为严重的性骚扰行为而被校方警告，但由于是初犯，他竟没有受到任何实质性处罚。

对多明格斯的指控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图：Keith Shimada摄/美联社

40年后，多位女性在接受《高等教育纪事报》的采访时，回忆着讲述了多明格斯是如何试图亲吻她们，触摸她们的大腿内侧，在拥抱时将他的裤裆压向她们，并用手滑向她们的背部，摸她们的屁股。

哈佛大学的调查表明，他的行为在学生间是“一个公开的秘密”。他的学生警告其他学生避免在深夜与多明格斯会面，一定要记得穿上宽松的衣服，“不仅是亲吻脸颊和拥抱，下班后还会被要求去喝酒，还有调情的电子邮件等，甚至他会要求其中一个人在会议期间坐在他旁边。”

尽管哈佛的学生和职工多次向学校反应，但始终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不过另一边，被誉为是“美国中西部的哈佛”的密歇根大学却无法再继续“装聋作哑”。

2020年，密歇根大学收到了2100多起针对前体育医生罗伯特·安德森（Robert Anderson）的涉嫌性虐待的投诉。根据大学委托进行调查的报告，他对学生进行了性虐待行为和侵入性检查，其中包括不必要的生殖器和直肠检查。值得注意的是，数据显示受害者总数超过1000名，90%为男性。

1996年6月，密歇根大学前校医安德森在会见一位病人时露出了笑容。图：Alan Warren摄

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的《2010-2012年全国亲密伴侣和性暴力调查》报告显示，近1/5（19.4%）的非西班牙裔黑人男性在其一生中经历过接触性暴力，其中包括强奸、被强迫插入他人身体、性胁迫和非自愿的性接触。社会心理学研究表明，在家庭暴力案件中，黑人男子倾向于留在受虐待的环境中，或者隐瞒受害情况。“他们担心警察、刑事司法系统或社会将他们视为肇事者，他们会被定罪，这会比他们遭受的各种虐待和暴力更为痛苦。”

律师迈克·考克斯（Mike Cox）称，受害者中约有40%是非洲裔男性，这可能也是安德森的肮脏行为得以持续多年的原因。前密歇根大学和美国橄榄球联盟球员乔恩·沃恩（Jon Vaughn）就是众多黑人男性受害者其中的一员。沃恩坦言道，他花了很多年才认识到发生在他身上的性侵行为，而且在有色人种环境中，“讨论男性受侵害行为被视为一种弱点。在这样的环境下，你只能被迫变得强硬。”

2021年6月16日，前密歇根大学橄榄球运动员乔恩·沃恩在密歇根州安阿伯市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另有两名男子声称，他们曾被密歇根大学前体育医生安德森性侵犯。图：Paul Sancya摄/美联社

作为安德森案中第一位公众身份的女性受害者，密歇根州前网球运动员凯茜·卡拉哈（Cathy Kalahar）回忆道，安德森在她大一的第一次体检中抚摸了她的乳房。她说，安德森建议她把乳房缩小，或者当一名女同性恋，因为男人不会喜欢像她那样大的乳房。

学生间更是口口相传安德森的绰号，比如“用手的安迪”和“拉下你底裤的安德森医生”。

2

TA们并非不曾反抗

40年，1000名，2100起投诉，这一连串数字表明，这并不是受害者们的第一次反抗。

上述第一个案例中的人类学教授科马罗夫在芝加哥大学担任教授时，就已经受到过匿名指控。哈佛大学学生对科马罗夫的投诉最早可追溯到2017年，但却一直被学校忽视。哈佛大学校内旨在保护性别平等权利的“第九条办公室” 在2019年时曾承认，“哈佛大学多年来一直知道科马罗夫教授的行为。”

哈佛大学位于史密斯校园中心的性别平等办公室。图：Julian J. Giordano摄

而第二位政治学教授多明格斯，则早在1983年就因严重的性骚扰行为而被时任文理学院院长的亨利·罗索夫斯基（Henry Rosovsky）禁止在未来三年内接受任何行政任命。只是仅仅两年后，多明格斯就被任命为政府部门特别任命委员会主席和核心课程的FAS外国文化小组委员会的主席。2006年，他更是被提拔为国际事务副教务长。

无独有偶，早在1975年，密歇根大学的领导层，包括前副校长托马斯·伊索普（Thomas Easthope）就知道校医安德森被指控有性行为不端。美国威凯平和而德（WilmerHale）律师事务所的报告显示，在安德森近40年的职业生涯中，有20多名大学员工被告知安德森对学生做出了不端行为。有几名员工在得知投诉后举报了安德森，但大多数人，包括校园里一些最有权势的人，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阻止这位医生。

一边，受害者饱经煎熬与痛苦；而另一边，加害者却扶摇直上，将罪恶的手伸向了更多的人。学生们向倍感信赖的学校一次次地求助，然而却无数次锐挫望绝。

令学生们感到失望的不只是学校多年的包庇与沉默，还有对加害者的处罚不足和保护机制不完善等多重问题。

2022年2月8日，莉莉娅·基尔本和另外两名女研究生在波士顿联邦法院对哈佛大学提起诉讼，指控该大学既无视人类学教授科马罗夫多年来对学生进行性骚扰的指控，又允许他通过威胁学生不让举报，来恐吓学生的学术生涯。学生们声称，哈佛大学知道科马罗夫曾在芝加哥大学有性行为不端的历史，但还是雇用了他。

尽管哈佛大学发现科马罗夫的言语行为违反了关于性骚扰和基于性别的骚扰以及职业行为的准则，并要求他在春季学期进行无薪行政休假，同时在下一学年也被禁止教授课程。但诉讼中指出，“哈佛大学一直没有对针对科马罗夫教授的性骚扰报告采取行动——直到被媒体曝光…在公众愤怒的逼迫下才采取措施。”

玛格丽特·切尔温斯基（Margaret Czerwienski）、莉莉娅·基尔本和阿姆亚·曼达瓦就人类学教授科马罗夫性骚扰指控，向哈佛大学提出诉讼。图：Vanessa Leroy摄/《纽约时报》

2019年，40年间不思悔改的政治学教授多明格斯被免除“荣誉教授”头衔并被永久禁止进入哈佛校园。多明格斯曾否认所有指控，他声称是受害者曲解了他的意图，他从来没有伤害任何人的意图，只是想要帮助她们。但是，调查结果让他的狡辩变得苍白无力。学校多年的包庇，本应维护学生平等权益的“第九条办公室”的不作为，哈佛大学现任校长劳伦斯·巴考（Lawrence Bacow）指出，这“带给不计其数的妇女的损害，以及令她们在学术和成功方面遭受的损失是巨大的。”尽管如此，截止到目前，多明格斯也并没有受到任何法律处罚。

至于男校医安德森，他本人更是在2003年退休，并于2008年去世。2020年密歇根大学宣布对安德森的投诉事件进行调查，并最终同意支付4.9亿美元的赔偿金，与1000多名受害者达成和解，但密歇根大学仍面临着在长达30多年的性虐事件中，未能及时发挥自身角色，以及未能解决当今学生和大学工作人员涉嫌性行为不当和性虐待的问题的指责。统计数据也印证了，在密歇根大学校园里，性骚扰问题仍频繁出现。

根据一项有关性行为不端的校园环境调查，约42.4%的密歇根大学学生说他们自入学以来至少经历过一种骚扰行为，超过1/4（26.9%）的本科女生报告了未经同意的性接触。在这些声称经历过骚扰的女性中，8.9%的密歇根大学本科生报告说，这个人是学校老师、顾问或主管等。

罗伯特·安德森在1966年至2003年间为密歇根大学工作，于2008年去世。图：C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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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避免TA们的悲剧重演？

2019年美国大学协会（AAU）对近18.2万名学生的一项调查显示， 13%的大学生和研究生报告说有身体暴力或未经同意的非自愿性接触。其中，女性本科生占比最高，达到25.9%。

为什么美国高校屡屡发生此类性侵案件？高校内的防护机制缘何常常失灵？

事实上，几乎所有美国高校内部都会专设一个名为“第九条办公室”的机构。它的名字正是源于美 国高等教育法的第九条修正案 。 作为一部民权法案，该修正案适用于所有教育项目和学校教育体系的各个方面。一旦学校发现校内存在性骚扰和性暴力事件，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消除性骚扰或性暴力，并防止其再次发生，并解决其影响。即使学生或家长不想提出投诉，或没有要求学校为学生采取任何行动，如果学校知道了可能存在的性骚扰或性暴力，就必须及时调查，然后采取适当的步骤来解决情况。

哈佛大学官网中的“第九条办公室”主页显示，“第九条办公室”致力于维护一个安全和健康的教育和工作环境，学校内的任何成员都不会因为性别、性取向或性别认同而被排除在任何学院计划或活动之外，也不会被剥夺权益或受到歧视。性行为不端和骚扰，包括性暴力，都是性别歧视的形式，因为它们限制了个人参与学院活动和从中受益的能力。可以说，“第九条办公室”的存在，是学生们在遇到不端性行为时可以第一时间寻求帮助的最值得信赖的校内机构。

哈佛大学“第九条办公室”官网简介

尽管如此，为什么在科马罗夫和多明格斯事件上，它却并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角色？

在多明格斯案发生后，哈佛校长巴考宣布由第三方机构评价哈佛大学的校园文化和相关政策是否能够有效阻止性骚扰案件的发生。2019年，哈佛大学组织成立了外部审查委员会。由麻省理工学院的神经科学教授和名誉校长苏珊·霍克菲尔德（Susan Hockfield）担任主席。2021年，该委员会发布报告建议进行一系列改革，消除不端性行为现象和优化审查制度，并通过阻止性骚扰或歧视的方式改善校园氛围。

报告中指出，在哈佛大学，虽然可以向“第九条办公室”匿名投诉性行为不端，但只有正式的投诉才能由争议解决办公室调查，由该办公室决定是否发生了违反政策的行为。“根据正当程序要求，纪律处分只能由正式调查产生，”“虽然‘第九条办公室’记录了投诉的情况，但不能用于人事决策。”

在对多明格斯教授的性骚扰指控公开一年后，哈佛学生举行集会，要求进行外部调查。图源：Andrew Leber摄

哈佛大学的这项审查报告其实还揭露了存在于诸多美国高校中的潜在问题和深层次原因。

第一，老师和学生之间存在不平衡的权力关系。正如肯尼索州立大学政府与国际事务学院的副教授萨拉·L·扬（Sarah L. Young）在去年，《公共事务教育杂志》上出版的论文《被抹去：为何教员的不端性行为十分普遍，我们可以如何预防？》中指出的那样，教授不仅对学生的学业问题和论文进行指导，他们还是学生的学术导师，往往一位教授具有决定学生学术生涯的权力。这种依赖关系具有长期不平等性。在不对等权力关系下，学生“大声说话”的风险很高，这种强烈的负担感不得不让大多数的学生在思考个人未来和职业发展时保持沉默。

萨拉·L·扬副教授在论文《被抹去：为何教员的不端性行为十分普遍，我们可以如何预防？》中指出老师和学生间存在不平衡的权力动态关系

第二，为了学校排名和学术声誉，一位荣誉教授能带来的好处远比性骚扰事件曝光的恶名强太多，学校机构缺乏动力彻查和追究责任。大学为避免面临潜在的诉讼和公众指责默不作声，而受害者则因缺乏公正再次受害。随着调查结果变得更加恶劣，在媒体上出现丑闻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也就更容易出现大学被学生和公众要求进行实际惩罚和赔偿的情况。因此，大学更倾向于保持事件的安静，而没有动力进行制裁。“纵容性骚扰的文化的特点是，成员认为报告他们的性骚扰经历风险太大，他们的投诉不会被认真对待，也不会采取任何纠正措施，”报告指出，“很明显，政府部门，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整个大学，都有这样一种纵容的文化。如果不改变这种文化，就不可能有真正的进展。”

2021年QS美国大学排名榜单，哈佛大学名列第一。图：QS中国官网

第三，存在“给骚扰者放行”（pass-the-harasser）现象。由于学校间互不分享这一隐私信息，骚扰教授得以从一所大学转到另一所大学，学术界普遍称之为“给骚扰者放行”。报告建议学校应提高调查和制裁的透明度，建立一个集中的人事记录数据库和一个标准化的晋升审查程序，提高教师队伍的性别平衡，以及建立一个监测过去有违规行为的员工的系统。

针对这一点，已经有部分美国大学开始在聘用制度中加入了进行隐私调查的要求。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和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在不经意间聘用了有性行为不端历史的教授后，受到启发，对其聘用政策进行了修改。2018年，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就开始要求应聘终身职位的候选人允许他们的现任雇主分享过去的性骚扰调查结果。任何不同意的申请人都不会被考虑担任该职位。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除了“第九条办公室”和相应配套的学校审查，美国的法律也在寻求改变。

2020年，华盛顿州成为美国第一个颁布立法以打击高等教育中的“给骚扰者放行”问题的州。该法案由西雅图州众议员，同时也是华盛顿大学公共卫生教授的盖瑞·波莱特（Gerry Pollet）提出，要求高校在雇员的人事档案中包括任何经证实的性行为不当的调查结果，并在另一机构要求时披露这些调查结果。学院和大学在招聘前也必须询问其他机构的性行为不端调查结果。该法案结束了被指控性行为不端的雇员通过离职来结束调查的常见做法。高校必须完成所有的性行为不端调查，不能使用保密协议来隐藏这种调查。这些法律将适用于私营和公共机构。

华盛顿州通过打击“给骚扰者放行”法案的新闻。图：华盛顿州民主党办公室官网

德州农工大学法律教授苏珊·福特尼（Susan Fortney）表示，“给骚扰者放行”是一个全国性问题，因此应该在全国范围内解决。因此，她提议，对求职者的性行为不端筛查应该成为大学认证过程的一部分。有必要确保大学对最终的求职者进行筛选，以确定他们是否曾被发现有不当行为。不对候选人进行筛选的大学将无法获得认证（“认证”是学生、政府和媒体用来衡量学校是否达到高质量教育的标准，由获得美国教育部认可的认证机构对教育质量标准进行审查。）。她在《加利福尼亚法律评论》中写道：“处理与不当行为有关的招聘调查的新认证条款可以顺理成章地纳入与安全、道德和教师招聘有关的现行标准。这是有关透明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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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虽然任何制度和规定都无法堵住人心的所有漏洞，但对性骚扰零容忍的校园机制和氛围必须得到有效建立。

选择站出来指控的受害者，以看似脆弱的力量，掀开重重质疑与漠视，才得以在收获正义的道路上前进一步。他们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也许还有无数人的声音未被听到。

“我知道，在我的抗议中，我没有办法改变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但我们可以在密歇根州揭开真相，也可以让这个地方的现在和将来变得更加安全，这样这些暴行就不会继续发生，”沃恩说。这才是他们敢于揭露伤疤最重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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