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仲裁提振法治，服务成都发展能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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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座新的崛起型城市，成都完全可以建设成为中国西部的国际仲裁中心，提高中国仲裁的国际吸引力、竞争力和公信力。

中国各大城市经历了一场近40年的“水泥覆盖”为外在特征的城镇化热潮后，越来越多的城市开始注重提升城市的内涵建设，以提升城市实力和总体竞争力，亦谓之“城市软实力”。在头部城市中，论商业赋能，北京以央企、国企总部和跨国公司大中华区总部集聚而著称；上海以国私企混合、政府积极改善营商环境、推动建设“总部经济”著称；广州和深圳起家于外贸，但深圳更加突出科技要素在城市能级中的作用。其他城市，基本以北上广深四大城市为模板，但学习与赶超道路各有千秋。

中国行政文化鼓励各城市树某种“标杆”、“样板”以供其他后进学习模仿，这也是城市主管官员政绩的一大表现。各一线城市都在明里暗里较劲，而新一线城市头魁成都则被众多的老牌一线城市视为某种“挑战”。因为成都不仅在城市建设、政府服务、GDP总量上越来越表现出后发优势，在软实力建设上，成都亦在努力创设某种“标杆”，其中，典型的举措是天府中央法务区的建设。

近些年，成都的崛起离不开法律基础设施建设，管理层相当注重在营商环境中增加法治因素。有政府系统人士指出，“在中央商务区配套推进中央法务区建设，对提高公共法律服务和法治保障水平，营造良好的经济秩序和营商环境，推进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天府新区总部经济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经济中心是经济资源的聚集地，也需要法务资源汇聚助力。在日常招商引资工作中，一些企业对于招引地的法治环境、法律服务供给能力非常关注。我们每次作推介，必定会把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重要展示内容。”有司法系统人士表示，“四川建设中央法务区具备基础条件，也有迫切需求。近年来，四川法律服务产业持续发展，排名全国靠前、西部领先。但随着‘一带一路’倡议、西部大开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深入实施，四川法律服务行业存在高端产业不足等短板。天府中央法务区建设将有利于聚集一批在全国具有标杆作用的品牌化、规模化法律服务机构，在公司业务、金融证券等高端服务领域为四川乃至中西部地区国际化进程提供法律服务”。去年2月，天府中央法务区融入天府中央商务区总体规划，围绕实现“政商学研企”融合发展和法务业态全链条发展，形成了公共法律服务中心、高端法律服务产业发展带、法治文化交往节点“一心一带多点”功能布局，成都市政府拟打造立足四川、辐射西部、影响全国、面向世界的一流法律服务高地，力图形成集公共法律服务、法治理论研究创新、法治论坛交流合作、法治文化教育培训、智慧法务、涉法务全链条服务等功能于一体的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法治创新集聚区。

具体而言，天府中央法务区正在构建“平台驱动层＋核心产业层＋关联功能层＋衍生配套层”的法律服务产业生态圈。一是建设平台驱动层。以司法及司法行政服务机构的进驻为引领，整合法律教育和法律研究资源，搭建国际化公共法治创新平台，形成法律服务融合创新的自生长力和对高端要素的牵引集聚。二是建设核心产业层。聚焦公证、律师、仲裁、司法鉴定四大产业，瞄准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商事纠纷调解等细分领域，招引全球头部企业和国际知名法律服务机构，加速汇集优质要素、持续提升辐射能级。三是推动关联功能层。补全会计、税务、审计等关联产业功能，集成应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创新发展法律网络服务等智慧法务新业态，构建形成全产业链的生态系统；四是建设衍生配套层。以满足各类法律服务机构的商务需求为导向，加快布局会展、酒店等配套服务，构建形成功能完善、高端优质的生产性服务体系。这里看得出，与中国其他所谓特色“小镇”不同，成都是要打造以法律服务为核心的高端业态综合体。

成都是有底气的。目前，成都市专业法庭数量位居中西部地区首位，成都国际商事法庭与先期入驻天府中央法务区的成都知识产权法庭、成都破产法庭、成都金融法庭、成都互联网法庭、四川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法庭一同构成“六庭+”整体布局。已经建成天府中央法务区诉讼服务中心，集成省市区三级法院实行一体化运行，设立导诉、自助服务、立案受理等六大功能区域。目前，成都正着力打造商事争议调解中心、民事财产保全中心、司法确认中心和“天府智法院•e法亭”，提供涵盖诉讼引导、风险评估、案件调解、诉调对接等服务项目，实现诉讼服务“多级联动、一体运行”。市法院推进诉调融合，引驻12家专业组织，选聘投资、知产、金融等专业特邀调解员134名，全面提升专业调解质效。实行“非诉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纠纷化解模式，选取律所开展律师调解试点。推动成立深圳市蓝海现代法律服务中心四川工作室，合作建立域外法律查明、“一带一路”法律数据库等。客观讲，成都对标的并不是国内的一流城市，而是国际主流城市矩阵的法律服务方向，且较突出仲裁在市域法律服务中的作用。实际看，仲裁与司法在同一法律体系内各有分工与价值追求。这是仲裁与司法良性互动关系的基础。首先，司法支持并监督仲裁，仲裁也支持并促进司法。仲裁业务的顺利进行需要司法机构支持。在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指定仲裁机构、保全、临时措施、执行等方面司法机构帮助仲裁活动。其次，仲裁案例与司法判例互相借鉴，共同推动法治发展。而在实际中，仲裁更契合一座开放性国际化的城市。

随着成都成为中国西部对外开放桥头堡，跨境投资、交易范围的扩大及全球化发展，经营者、投资者和国家三方之间的商业关系变得更多样复杂。不可避免的是，当其中有部分关系破裂时，当事人便需要考虑有关解决任何可能发生争议的最佳解决方法。在许多商事案例的反馈中，最好的解决方法是仲裁。在过去的法律实践中，仲裁越来越受到国际司法界推崇，作为解决复杂跨国商业争议的主要机制，其重要性正在为人所熟知。当今世界具有影响力的国际大都市很多是仲裁法律服务非常发达的城市，如纽约、伦敦、新加坡等。

仲裁的比较优势是明显的。这包含了可执行性、高保密性、可选择性以及程序简易富有弹性等优势。与其他的法律一样，可执行性是法律决策过程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基于国际公约，在世界各地强制执行仲裁裁决的可能性较强制执行法院判决的可能性更大。由于获得一份无法针对合适资产进行执行的法院判决不具任何实际意义，所以，仲裁的可强制执行这一特点通常决定了国际合同最终决定选择仲裁作为其纠纷解决方式。此外，仲裁还具有中立性。国际合同的一方当事人通常希望避免在另一方当事人当地的法院解决争议。仲裁提供中立的争议解决的机会。同时，仲裁具有高度的保密性。虽然不同司法管辖区的仲裁法律所赋予的保密程度（在当事人没有做出明确约定的情况下）有所不同，但仲裁与（时常都是公开审理的）诉讼相比，无疑可以提供更高的私隐度和保密度。再者，仲裁的可选择性也存在显著优势，相较于诉讼，仲裁中当事人可以选择具有相关专业知识或经验的仲裁员，这是两者明显的不同之处。相对于漫长的律师诉讼需要技术方面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仲裁中，当事人可以选择具有相关专业知识或经验的仲裁员。尽管某些司法管辖区设有非常好的专家法院（例如：纽约州最高法院商业组和英国技术和建设法院），在其它一般案件中，当事人仍可能面临由对相关专业经验不足的法官来审理其争议的风险。最后，仲裁程序简单且富弹性。相比法庭程序规则，仲裁规则一般较为简单，且更富弹性。一段时期以来，仲裁时间长、费用高、效率低等，为广大仲裁用户所诟病。为提高国际仲裁的竞争力，回应广大仲裁用户的关切，世界各仲裁机构及相关机构通过出台简易仲裁程序规则，允许多份合同仲裁、合并仲裁、追加第三人、简化证据开示、压缩开庭时间和推广书面审理、鼓励和解、加强仲裁员报酬核算等各种方式方法，节省仲裁时间、降低仲裁成本、提高仲裁质效。

成都有认知方面的开明，在这方面可以触发“后来者”优势。通过努力建设涉国际商务、投资纠纷和知识产权纠纷的国际仲裁中心可以有效降低商业冲突成本，提高城市软实力。长期以来，成都在推动城市法治化、国际化和便利化方面都可圈可点。目前，表现出通过公平、高效、便利的国际仲裁来解决跨国商贸纠纷的趋势以及推动本地仲裁机构国际化发展的迹象，同时，积极吸引国际高端仲裁机构落沪，提升仲裁行业透明度和公正性。作为一座新的崛起型城市，成都完全可以建设成为中国西部的国际仲裁中心，提高中国仲裁的国际吸引力、竞争力和公信力。一个可以参考的案例是，为推动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发展，将新加坡打造成为国际仲裁中心，新加坡政府在财政资金、办公用房、税收政策、出入境政策等方面给予仲裁机构和仲裁从业人员极大的支持和便利。国际仲裁是一项高端服务产业，总结新加坡的经验，不难发现，政府支持是产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渠道。

从法律角度来看，契约性是仲裁最本质特征。仲裁没有地域管辖和专属管辖，当事人约定管辖是仲裁管辖权的唯一来源。当事人的仲裁需求，是不受省域、地域、疆域限制的。从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作为一种现代高端服务业，仲裁市场本身具有开放性和国际性。闭门造车、划地割据都是走不通的。因此，建设国际仲裁中心，加快仲裁机构发展，不仅要做大做强做优本地本国的仲裁机构，还要创造条件，积极吸引省外、域外、境外优秀的仲裁机构来“筑巢”。当前，中国较有名的仲裁中心有：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北京仲裁委员会、香港国际仲裁中心（隶属马来西亚吉隆坡亚洲国际仲裁中心）、上海国际仲裁中心、珠海国际仲裁院、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仲裁中心、中国重庆两江国际仲裁中心等。2019年2月，深圳国际仲裁院发布《关于增强核心引擎功能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十大措施》称，不仅将持续增加港澳仲裁员数量，还将创新规则，在大湾区推广适用以香港为默认仲裁地的深圳国际仲裁规则，鼓励中外当事人适用香港法律，此规则创新引起国际仲裁界的高度关注，意味着将会有更多香港专业人士以仲裁员、代理人或者专家证人等角色参与深圳国际仲裁业务，共享内地法律服务市场机会，共建国际争议解决高地。

可见，在全球自贸和开放走在前头的深圳，早在积极地对接香港仲裁规范体系，因为香港的仲裁体系相对来讲是最接近西方法制的，在全球商业大环境下，完全排斥西方的规范并不现实，而对接香港的标准无疑是最具参考、成本最低，也是最便捷的方式。对此，成都市立部门可以抓紧修订新规则，充分吸收国际先进仲裁规则理念和做法，并与省情和市情相结合，提供更专业、多样化的仲裁服务，满足多元化、专业化、国际化的争端解决服务需求。加速数字化赋能，投入语音识别、人工智能同声翻译等新技术，实现中英文、线上线下和远程化数字化的无壁垒交流。在科技赋能时代，还可以进一步完善大数据应用体系，依托区块链电子证据存取等先进信息技术，提升仲裁效率，配合仲裁程序研发更多应用场景，让仲裁更便捷、更权威。

在目前看来，经营内外两个层面的经济循环日益成为考验地方主政者执政能力的方向标。而仲裁涉及到国内与国际重要的规范制定以及矛盾调解，是保证发展过程“质”的一种有效手段。现实看，发展本土或引入一批国际知名的仲裁机构是成都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发展城市能级，对标国际一流城市，构造完善法律服务的切实之举。

在疫情下，国内经济有下行风险，在这一背景下，围绕争夺重大项目投资的竞争就会显得更加激烈。比如，近期老佛爷百货选择落地重庆，这不仅与消费水平有关，还与国家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群的法律支持和规范有关。在一地域无论是存量投资间的冲突还是诸如跨国审计、投融资、企业合规、环保等新领域带来的增量冲突，都需要在法治框架下进行。因此，法制的完善以及践行法治才可能成为吸引投资的核心要素。先进的城市必然是法治的城市，依托优势、高效、先进的仲裁来化解风险以及冲突，将使商业和社会各主体博弈成本更低，提振预期并最大可能实现风险规避。疫情带来中国经济增速走低，一些国际组织公开调低总体的经济预期值，而乐观预期的根本来于法治规范的可信度。仲裁使商业更具有契约性和利益协调性，仲裁的发展也将有助于提升城市的比较竞争优势，这将为成都崛起提供强大的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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